审度贾平凹的创作，有必要先从他的人生心态入手。因为与其他的作家相比，贾平凹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性秉赋，总是有着异乎寻常的表达欲望，而且每每充满了某种悲天悯人的无奈之绪。他反复强调自己这一辈子，除了没有坐过牢，“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其言辞之中，饱含着浓烈的凄苦与沧桑。那么，细察他的人生历程，是否果真如此？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在省城西安直今，历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长安》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以及《美文》杂志社主编等职。
纵观贾平凹的生活经历，有两次较大的打击对他的人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一是1970年贾平凹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开除了公职，“家庭由小康人家变得一贫如洗”。[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第186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二是1984年患上乙肝，断断续续治疗多年方得痊愈，有一次甚至“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第29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两次打击，曾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访谈或后记中谈起，甚至广涉世态之炎凉。但是，我觉得，这种打击或伤害的深度仍然是可以考量的。一是在他的父亲被开除公职的第三年，他就被幸运地推荐到西北大学读书——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形，被推荐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政审上极为严格，贾平凹能进入大学，至少说明父亲的命运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二是漫长的乙肝虽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有几次让他死里逃生，但从他此后庞大的创作数量来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制约。如果将他与莫言、韩少功、路遥、陈忠实、史铁生等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生活经历而言，贾平凹并没有更醒目更尖锐的苦难史。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很少频繁地提及自己的悲苦，惟独贾平凹却一直认为“吾一生是孤独悲苦，吾一生也是清静自在。”[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第191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那么，“吾一生是孤独悲苦”这句话，是他有些夸大其辞的自我言说，还是这悲苦中存有另外的“深义”？
我相信还有另外的“深义”。因为同他的“悲苦人生说”一样，不断地被他频繁提及的，还有他的作品一直饱受争议，毁誉不休。“从我20岁开始写东西，一直争议到五十多岁。”[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17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这些争议中，赞誉他倒说得不多，而一些相关的批评，却被他无数次在相关的文章或访谈中愤懑而又幽怨地提及。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批评与他的“悲苦人生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审察的眼光转向他的创作历程。
贾平凹的真正创作从1978年开始。在《废都》出版之前，他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曾获得过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奖（《满月儿》）、一次全国中篇小说奖（《腊月·正月》）、一次全国散文奖（《爱的踪迹》）、一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至于各种杂志社和省市文学奖，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只有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中短篇（如《二月杏》等）受到过当时文坛的争鸣或批评，但辐射面非常有限，且那时被争鸣的作品也非常多。这样的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但也属于凤毛麟角。至少，主流意识给予了其作品充分的认可；至少，他对此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问题可能出在1993年《废都》的遭禁事件。我一直无法理解，贾平凹究竟出于一种怎样的审美意图，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些空格代替叙事，并在宣传上将这部小说与《金瓶梅》勾连在一起，以至于该书出版之后，不久便遭到质疑和禁售。一般而言，被现行体制所明令禁售的书，如果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会再版的，贾平凹应该非常清楚这一事实。但是，十余年来，他每每提及《废都》事件，都充满了感伤和愤懑，甚至还写了一幅“默雷止谤，转毁为缘”的条幅挂在书房里自我抚慰。“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废都》出版之后，“这十年里我的窘境却只有我受了”。[ 贾平凹：《病相报告》，第30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22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贾平凹之所以对《废都》事件耿耿于怀，可能并不在于他企盼此书能够获得再版的机会，而是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有两个方面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是有媒体将他由一个干净的作家演绎成一个流氓作家，认为其中男权主义思想过重，性描写过于泛滥，特别是将小说中的庄之蝶当成了他的个人自传，“在《废都》以前，我在文坛上属于比较干净的人和纯洁的作家，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阴暗的人和流氓作家”[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23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二是有些批评超出了文学范畴，逐渐向政治上靠近，有些上纲上线的倾向——而这，是贾平凹最为恐惧的事。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贾平凹所忧怨的“谤”和“毁”。
现在，重新来审度这一事件的大致过程，我们会发现，事实远没有贾平凹自己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先看政治上的压力。贾平凹所愤怒的“上纲上线”，从他自己所提供的例证来看，仅仅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检举信，即“陕西一位老作家给中央写信，说诲淫诲盗，**反社会主义，他让一些人签名，因没人签名，那信才没寄出。”[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20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而客观上的情况，就我们目前所查证到的，只是北京市新闻出局于1994年1月20日下达的《关于收缴<废都>一书通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陕西省内的有关部门，主要是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积极地安排他到江苏浙江等地深入生活，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进行明确而严厉的定性。这一点，从贾平凹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之间的个人通信中可以看出。1995年12月12日，贾平凹在给翟泰丰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上次在京得以接见，留下深刻印象，您对我的关怀和指导，将终生难以忘怀。后经张锲同志通知，得知您及部里别的领导决定我去华西村生活一事，更感激您的关怀和鼓励支持之情。……我不会辜负领导的，并在此真诚地感谢您！”[ 翟泰丰：《翟泰丰文集》第4卷，第110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1995年12月21日，翟泰丰在给贾平凹的回信中，有关《废都》的评述是这样的：“老实说，你的《废都》的确不是成功之作，内中明显模仿《金》作之处甚多，且又多不成功，特别是性的描写过分了，方块（）这一‘创造’实不高明。对人物内心描写，也有败笔。这不足为奇，老君爷还被孙悟空偷去金丹呢，何况人乎？问题是一定要吸取教训。”[ 翟泰丰：《翟泰丰文集》第4卷，第108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尽管我们不清楚翟泰丰接见贾平凹时谈了些什么，但是从贾平凹的信来看，主要是“关怀和指导”而没有“批评”；而翟泰丰在信中也主要是强调《废都》乃不成功之作，且“不足为奇”，不仅没有给他政治上施以压力，而且多有宽慰之语。更重要的是，翟泰丰此后还不断地给他以鼓励，如1996年2月18日和1996年4月23日，翟泰丰分别致信贾平凹均以鼓励和肯定为主，“我在你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我国古籍大著之长，特别是明清间作品之痕迹，看到文学大家之文采，看到希望。”[ 翟泰丰：《翟泰丰文集》第4卷，第131—134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因为有了这些关键人物的关键评价，可以想像，贾平凹并没有必要因此而负上特别沉重的政治包袱。事实也是如此。1997年4月16日，贾平凹在致翟泰丰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心境：
……在我困难的日子里，您在关心着我，帮助着我，古人讲，树有色容鸟亦知，我是知色容之恩的。但有人以此来为难您，这令我不安，惟一让我不安！这些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让时间去作答复吧。
在我向您问候病情的时候，我却说了这些话，实在不妥，但又想，实话说了是中听的，我以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心中实情，您也会高兴的，而高兴对身体是有益无害的。我不能为您做任何事情，我在此惟一能做的是向您问候，盼您早日康复！现在我在此为您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让上天听到，让风能传到北京去。[ 翟泰丰：《翟泰丰文集》第4卷，第236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
从贾平凹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翟泰丰的关心和鼓励饱含了感恩之情，也表明了《废都》出版之后的三四年里，贾平凹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有限的。
再看《废都》在文坛上引起的反响。为了慎重，我特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查阅，得出的大致情况如下：《废都》于1993年6月出版，《当代作家评论》双月刊旋即在当年的第6期和次年的第1期给予了多篇积极的评价；《小说评论》亦在1994年进行了跟踪式的积极评述。只有《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过两三篇批评文章。后来，还有一些完全是学术化的探讨文章，其主要观点均列于李星和孙见喜所著的《贾平凹评传》中。至于那些小杂感式的议论，均见诸不是文学界有影响的刊物。更多的议论或批评，可能来自报纸媒体——而在那个时期，媒体的新闻资讯已较为发达，所谓新闻炒作，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这些并没有多少学理的炒作性文章，在一些出版社的商业诱惑中，迅速地以各种面貌结集成册。一般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更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这样说，不是想苛责贾平凹过于胆小或心智不够强壮，更不是想说贾平凹对此表现得过于矫情，而是想通过这个事件的回顾，说明贾平凹在自身的创作历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雨，但并没有像他自己所不断强调的那样“从事写作是二十一年，文章总是毁誉不休”。[ 贾平凹：《土门·后记》，第33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事实上，看看莫言、李佩甫、韩少功、王跃文等等作家，也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类似际遇。我想，这种杯弓蛇影式的反复诉说，或许是作者寻找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因为贾平凹曾说“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愿和他们来往。遇到一起，他们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第185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就贾平凹的创作来说，他的的确确是个胜利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文学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言，他的作品就曾多次获奖，为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九十年代之后，文学逐步向市场化迈进，他的作品又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几乎每部小说都发行在十万甚至数十万册以上，一直到最近的《秦腔》。
所以，无论是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对于贾平凹来说，命运都是不错的。对于这样的命运，换了一般的人，可能除了得意，便是宽慰。但贾平凹依然如故地反复说“我这一生除了没杀人没偷人和坐牢，别的事都经历过”[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第228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言外之意，他是历经了人世间的太多坎坷，这确实有点让人费解。更重要的是，贾平凹一生崇尚豁达，退让，隐忍，追求传统的儒道佛之真义，向往“青天一鹤见精神”的超然境界，渴望能“战胜自己”，走向“神形于虚”之大境界，但他又总是在一些小小的挫折面前显得“懦弱”不堪，诉说不已，面对一些人生的轻波微澜偏偏超脱不了，甚至说到“我搞创作以来，一直受到争议，一直受到批评。中国作协也不把我当主流作家来对待。中国作协不停地请人出国旅游，从来没有轮到我。”[ 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这种彼此冲突、相互抵牾的内心情状，在很大程度上负载了他的“悲苦人生说”之内涵，折射了他在自我超越上极为艰难的精神地质，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精神境界上的本质性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