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现了“打工文学”。1984年第3期的《特区文学》发表了林坚的小说《夜晚，在海边有一个人》，林坚当时就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仔，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全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打工文学”作品。当然，正式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口号则是稍后的事情，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打工文学几乎是和打工现象同时诞生的。今天，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应该如此的结果。但在我看来，这反映了深圳文学界的思想勇气和精神立场。
打工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之一，领改革风气之先，但当时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不止是深圳，打工现象不仅在深圳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深圳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城市，它更凸显的形象应该是国际化、都市化、现代化，“新都市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口号，也许就让人感觉到更能体现深圳的这一形象特征。的确，深圳也曾倡导过“新都市文学”，但最终成为深圳品牌的还是“打工文学”。为什么说这体现了深圳文学界的思想勇气和政治立场呢？因为比较“新都市文学”和“打工文学”这两个概念，“新都市文学”寓意着现代、超前、时尚、高贵，而“打工文学”则让人们想到卑贱、底层、歧视等字眼。但深圳文学界不遗余力地提倡打工文学，他们花在这上面的热情和精力显然要比“新都市文学”多得多，他们选择了卑贱而放弃了高贵，就在于他们一定是感觉到了，打工文学的内涵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更具有独特性。这就是一种思想勇气。因此，我们只有从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从中国社会改革的特殊性出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到打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把打工文学仅仅理解为打工者的文学，理解为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那么就可以说自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就有了打工文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歌》就是“打工文学”，它的作者欧仁·鲍狄埃就是一位“打工诗人”。列宁称他为“工人诗人”。鲍狄埃出身在工人家庭，十几岁就当童工，干过木工、印花布图案画师等多种工作，他的第一首诗《自由万岁》就是他十四岁写出来的，那时候他还是工厂里的一名童工。当然他后来成为了工人运动活动家、政治家，但他的工人身份并没有改变。他写《国际歌》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巴黎公社革命时，他一直参加街垒斗争，失败后他躲在一名工人家的阁楼上，在阁楼上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诗名就叫“国际（International）”。为其谱上曲子在世界传唱则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情。当然，欧仁·鲍狄埃的打工与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企业里的打工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涉及到中国现代化的特色。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全面实行是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为标志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展开的，这是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以市场经济全面取代计划经济，而是两种经济体制的并行交织。有的社会学家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新二元社会”。我这里引用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刘平的观点。他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即将被否弃的、负面的体制结构，它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于中国社会，至今仍在现代化运动中发挥着作用，因此相对于城市和农村的老二元社会而言，他将中国社会界定为“新二元社会”，他说：“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单位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亦可理解为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已不是后者渐进地取代前者，而是前者以局部地区和行业为依托形成与后者的相持、渗透和互动。两种社会机制的并存和互动，以及两种社会机制在不同地区的非平衡状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二十多年来最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这种普遍性当中已包含了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的特征。”（ 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刘平的见解应该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关键。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追问种种社会现象时，不要简单地把一切都归结为城乡的矛盾，不要简单地以为现代性造成的负面问题仅仅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典精神的丧失。这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社会，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为一体的“新二元社会”。计划经济是建立在集权体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体制的基础之上的，我以为，刘平所说的体制内社会和体制外社会也可以解释为集权化体制和市场化体制。集权化体制的权力至上与市场化体制的金钱至上只有相互妥协才能结合为一体，这就造成了市场竞争的自由性与等级身份的不平等性和谐统一在一起运行不悖。打工文学的主体——农民工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一方面，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大潮里拼搏；另一方面又有一根身份的绳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搏击，体制决定了他们的归宿在农村，而不是他们为之流汗出力的城市。这就是集权化体制与市场化体制合谋的结果，这使得他们迥异于以前的打工者，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失去土地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包括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兴起时的大量农民工。作家尤凤伟曾写过农民工生活的小说《泥鳅》，他对这种区别深有感触，他说：“我的父亲在解放前离开村子到大连当了店员（也是外出打工）。但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迥然不同，我父亲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农民工是在集权化体制和市场化体制的夹缝中生存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都是其他的群体难以体会到的。而打工文学将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了下来。“我呆在深圳／这与一匹羊或一头牛呆在深圳／没有区别”（谢湘南《呆着》），“身体是城市的身体／灵魂是乡下的灵魂／我空成两片蚌壳／向城市敞开胸怀／我的青春、血肉／一生中的精华部分／没有变成黑土地上的一颗土／已经成了万丈高楼里的一粒沙”（屏子《在城市里嗑着瓜子》）。（注：以上打工诗歌引自柳冬妩《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天涯》2006年第2期）屈辱、怨恨、忍耐、顽强、倔犟，是弥漫在打工文学中的主调。
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经历，打工文学真实记录了这段经历，它使以后的历史建构者不敢随意地将这段历史乔装打扮。打工文学是与中国的“新二元社会”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二元社会体现为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矛盾统一，这种矛盾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城乡矛盾，但它将城乡冲突凝固化，给城乡冲突的转化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一特点典型地体现在农民工身上。他们即使深深地陷入到城市困境之中，也无法摆脱城乡冲突带给他们的影响，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乡村立场，决定了乡村精神成为他们的基本思想资源。我想在这里将打工诗歌与一位下岗工人的诗歌稍加比较，也说明打工文学的这一精神特性。河南安阳有一位下岗工人王学忠，十几岁就进了工厂当工人，1996年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他的妻子是纺织工人，也下岗了，夫妻俩就开了一个小摊卖鞋。王学忠从小喜欢诗歌，下岗了仍写诗歌，据说写了三千来首，被称之为“工人诗人”。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工人”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工人，工人阶级曾被认为是最具有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胸怀最为宽广的先进阶级。我想，在王学忠的诗中我们是能够读到工人阶级的内涵的。他在诗中这样写下岗工人：“将他们组织起来／让沸腾的血成为力／让燃烧的火变成钢／便是一支能够移山填海的力量！”“他们才是真正的金子哟／一生任劳任怨／无论用在哪里都闪闪发亮！”（《然而，我不属于下岗工人》而在这样的诗句中：“捋起袖子抡锤／下岗，蹬着三轮贩梨／小康不小康没啥／只是眼睁睁瞅着／那大把的银子滚入贪官着急”，我们感到的是一个工人在绝境中仍不失宽广胸怀，作为工人，他们总会想到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王学忠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那是懦夫的见识／今天的工人兄弟／跌倒了再爬起／揩干血迹照样顶天立地”（《工人兄弟》）。显然，这样的意象在打工诗歌中并不多见。但是，我们也会感到，王学忠诗中的理想主要还是复制了过去的理想，这多少在用过去理想的虚幻性来缓解今天生活的残酷性。相对而言，打工文学中的诗歌就很少出现类似于王学忠笔下的激昂的理想的调子。打工诗歌中的形象基本上是个人形象，很少像王学忠那样，吟唱的是工人群体的形象。但只要想想，今天的农民工是在集权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夹缝中生存，是缺乏组织的散沙，那么要求他们的文学出现激昂、理想和群体等因素就显得不切实际了。然而也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打工文学与现实和大地贴得更紧，触及到中国当代社会最致命的伤痛。就像郑小琼的诗所写的：“再一次说到打工这个词 泪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 干净的 诗意的大地／在这个词中生活 你必须承受失业 求救／奔波，驱逐，失眠 还有打着虚假幌子／进行掠夺的治安队员 查房了 查房了／三更的尖叫 和一些耻辱的疼痛”（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我在这里作这样的比较，就是要强调，打工文学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反过来说，中国特色又在打工文学中得到生动的说明。我们常说，文学是一个时代的镜子，那么，如果当代文学缺乏了打工文学，我们就会感到对这个时代的反映有所欠缺。
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深圳提倡打工文学所体现出的精神立场。这是一种平民的立场，一种呼唤平等和正义的立场。在这种精神立场里，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延伸。过去，我们也有过与打工文学相类似的文学口号，这就是工人文学、工农兵文学。这些口号都可以归结为对人民性的肯定，对人民当家做主的肯定。但毋庸讳言，在以往的历史中，人民性被扭曲、被阉割。所幸的是，在深圳人的意识里，人民性的真谛逐渐得到恢复，因此，打工文学成为了名至实归的人民的文学。
以上是从社会学层面、从作品思想内涵的层面来讨论打工文学的意义的。那么，从文学本体出发，打工文学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打工文学的意义不在于它反映了打工现象，反映了打工者的生存状态，道出了打工者的心声。如果仅仅如此，打工文学顶多是当今的体现人民性的文学。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体现人民性的文学。打工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打工不仅仅是宾语，而且首先必须是主语。打工作为宾语，无非就是说文学描写的对象是打工，但打工作为主语，则意味着是由打工者自己来描写打工，意味着文学是从打工者的头脑中产生的。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打工文学中的主语是主动式的主语，不是被动式的主语。这就是说，作为主语的打工者，他们在文学中说话不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说的，不是服从于某种话语权威而说的；他们是主动地说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这才决定了打工文学的价值。在关于底层叙述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似乎得到多数人的认可，这就是质疑底层叙述的真实性，认为底层是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在社会的版图中没有话语权，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所谓的底层叙述，不过是代言者的一厢情愿而已，说出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话，并不能代表底层。我并不想就这种观点本身进行讨论，而是想说，至少打工文学是“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渠道。这就是打工文学最大的价值。
打工文学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独特经验，还在于它以这些独特的经验搭建起一个坚实的文学世界。不应该带着偏见贬低打工文学的文学意义。郑小琼是打工诗人中的代表，她的诗歌让我们信服。但我更为看重打工文学中的小说写作。因为小说更依赖于文学的技巧性和工艺性。“愤怒出诗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诗歌与情感的直接关系，一个人感情不可遏止时，流出来可能就是诗。但小说必须掌握叙述技法，才能成其为小说。也许最初的打工文学中的小说主要凭借新鲜、独特的生活经验，弥补了小说叙述技法上的不足，但打工文学中的小说若要在文学上站稳脚跟，显然就不能满足于直接的经验表达，而要在技法上努力。王十月的意义就在于，他是打工文学中的小说代表，他的小说同样让我们信服。
但是我们也许会发问，王十月还算一名打工文学作家吗？王十月是湖北荆州的农民，1994年外出打工，在时装公司干过手绘师、市场部经理，他的文学才华早在他打工时期就被老板赏识，所以他在广东一公司打工时，曾被任命为厂刊主编。而他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则是后来的事情了。从2004年起，他辞去所有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写作者，从身份上说，就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者了。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也不是专门给我们讲述打工者的生活。的确，若从狭窄的角度来理解打工文学的话，王十月就不再是打工文学作家了，尽管他曾经写过狭窄意义上的打工文学。我以为，王十月虽然从生存方式上说离开了打工者的世界，但他的精神并没有离开打工者的世界。他不过是由躯体的打工，改为头脑的打工。在王十月这里，打工文学发生了一次蜕变，蜕变之前，打工大于文学，打工统领着文学；蜕变之后，文学大于打工，文学溶解了打工。对于打工文学作家来说，这种蜕变是必须来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打工文学是漂泊的文学，打工文学的诉说主体和诉说对象构成同一性，他们都是城市的漂泊者。他们来自乡村，但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是一条单行线，是一条不归路。他们曾经把理想和未来寄托在城市，但他们艰难地进入城市后，却发现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只能在城市漂泊，在漂泊中寻觅。当然，严格来说，城市接纳了他们的身体，只是不接纳他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来到城市，尽管城市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城市，但他们的身体却会认同城市的物质和欲望，只不过他们的精神却难以融入到城市的精神之中。这就造成了他们的“身首分离”，欲望的身体在城市挣扎，而精神的灵魂在城市上空飘荡，也许大多数时间里这精神的灵魂就飘回到了故乡，贴在乡村的土地上徘徊。于是一些打工者选择了文学，选择文学其实是为飘荡的精神灵魂选择一个安妥之处。从打工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那些现实生存困境的叙述背后，其实有一个与现实欲望游离的精神灵魂若隐若现。当然，打工者最初选择文学，多半都是从表达直接的生活经验入手的，但呈露生活真相并不是他们的内心目的，内心的目的是寻求灵魂的安妥。渐渐地，在他们的写作中，文学的空间越来越扩张，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打工文学的作家来说，写什么已经非常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写，因为从精神脉络上他们与过去的打工叙述是相连的。相对而言，在打工文学的群体中，王十月的这种蜕变来得更为彻底，也更为出色。这一方面应该与他本人的才华和个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文学世界有关。
王十月有两个文学世界，一个是“31区”，一个是“烟村”，两个世界的交织和互补，这才构成了王十月的独特性。他最早进行写作时，就是两类作品交叉着进行，一类来自他的“三十一区”文学世界，这是写城市打工亲历的作品；一类来自“烟村”文学世界，这是写乡村生活记忆的作品。前者是一种冷色调，后者是一种暖色调。前者是一种现在时的时间叙述，后者是一种过去时的时间叙述。两类作品有着鲜明的风格差异。这突出反映出他当时的“身首分离”状态。他在不断地写作，也在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文学世界，更重要的是，他的两个文学世界逐渐汇合到一起，成为一个超强的文学世界，这个超强的文学世界足以压抑、抵制他的现实生活世界，于是他在现实生活世界里分离的身首就可以在文学世界里重新融为一体。他的长篇小说《31区》体现出他在蜕变之后的精神状态。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色调感，充满刺激性的如同夏天正午的阳光，与阴沉潮湿的让人心情压抑的灰色，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色调并置在一起。这的确让我们想起了野兽派的绘画。我记得王十月曾把他的小说命名为“野兽主义：31区”，可见他在内心里一定有面对野兽派粗犷、鲜明色块时相通的感受。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不满于精致的、忠实于大自然的绘画，他们从颜料管里挤出色彩直接涂抹在画布上，形成视觉感极其鲜明的风格。对于画家来说，当时更需要做的，不是描摹大自然的真实图像，而是宣泄内心的情感。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来的颜色最恰当地表现了他们的情感。王十月可以说是用与野兽派相同的方法写了《31区》的，只不过他不是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颜色，而是从记忆库里直接挤出由生活触发出来的主观意象。这种主观意象不是对生活的直接描述，却表达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爱憎情感和道义色彩。其实，王十月的小说有一个总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城市丛林中的食草动物”。这个词是王十月自己说的。他看电视中的动物节目，看到那些食草动物为提防猛兽的神情，就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打工者，其实就是草原上的那些食草动物。”因为打工者也像那些食草动物一样，身处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身边埋伏着众多凶残的食肉动物。从“城市丛林中的食草动物”这一意象，我们就能清晰地将王十月以前所写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2001）、《战栗》（2004）、《烂尾楼》（2005）、《纹身》（2006）等反映打工者生活的作品与《31区》联在一起，看到它们之间贯穿着的一脉相承的精神。所以，《31区》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写打工生活，但它显然是打工文学的延伸。这是一部充满象征性的意象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位可爱而又可怜的盲女玻璃，与其说这是王十月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不如说是他将内心的意象形象化了，他通过玻璃袒露他 “如此**而又脆弱的”的内心（王十月语）。毫无疑问，“城市丛林中的食草动物”这一意象大大丰富了王十月的文学世界，也让王十月的文学世界变得更加具有独特性，这个文学世界是属于天下所有的打工者的，它是打工者安妥游荡着的灵魂的精神园地。
但是，哪怕王十月的写作中仍然充满了打工的印象，仍然依凭着打工生活的体验，这还是不能证明王十月现在还能算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作家，因为打工文学之所以具有独特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对写作主体的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它必须是打工者写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在场的写作，是一种自我倾诉的写作；这也是它与如今广泛流行的底层文学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当王十月成为一名职业写作者时，他就远离了打工的现场，即使他还可以书写打工，但显然不是一种即时的打工生活体验的倾诉和打工生活情感的宣泄了，这样一来，他就由打工者的自我倾诉的身份变成了底层文学的代言者身份。王十月向我们展示了打工文学的蜕变过程，而且在我看来，这种蜕变应该是打工文学的正当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