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从文学作品中走出一个个充满英雄气概、洋溢着铁血精神的军人，他们用钢枪拨开了香艳的雾障，用铿锵的步伐打乱了午夜的歌吟。这些作品也许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曾经撑起当代文学半壁江山的军事文学在经历了二十来年的迷茫和追索后，寻找到了战争这一突破口，正向着战争文学而转化。这意味着，军事文学在多重变奏乃至众声喧哗之后，逐渐回归到了正声。
我所说的战争文学是专指以军人的战争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因此战争文学可以归入到军事文学之中，但比军事文学的所指范围要狭窄得多。军事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并在实践中逐渐对其主题、表现形式和表现对象等方面有所限定的文学概念，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以及革命的胜利，使得军事文学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但事实上最初的军事文学基本上还是战争文学，以1949年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和《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为标志，在195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内，就相继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刚》等上十部长篇小说问世，这些小说都是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故事线索，战争精神由此奠定了军事文学的基调。当然，这一阶段的战争小说基本上还局限在对革命战争的宣传和诠释上，还不可能深入到战争精神所涉及的人性、历史、文化等问题，但通过对革命战争的宣传和诠释，有力地张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份适时的精神养分。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当代文学存在着一种反映现实的道义，这种道义必然会影响到军事文学的题材选择，军事文学如何反映当代军营的生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不少军旅作家不得不把目光从历史中的战场移到当下和平年代的军营，在1960年代，涌现出了从中篇小说《开顶风船的角色》到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等一批塑造现实军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从战场移到了和平的军营，但由于当时还处在紧张的冷战时代，海峡两岸军事对垒的现状，以及整个社会基本上还停留在战争思维，决定了这些反映现实军营的小说还保留着浓浓的硝烟味，和平年代的军人同样显得兵味十足。
反映和平年代的现实真正成为问题的是新时期以后，军旅作家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了到底写什么的困惑当中，即使其间曾有过南线的局部战争给作家们带来片刻的兴奋，但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市场化和物质化思潮，完全把军人挤压到边缘角落，昔日笼罩在军人头上的神圣光环也黯然失色。在这样一个无比尴尬的环境下，军事文学试图通过主题的变奏来突破创作的困境。“农家军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谓“农家军歌”，就是注意到当代军营的战士大多来自农村，他们身上的农民性格与军人职业之间会构成矛盾冲突。“农家军歌”推出了一些触动人性和灵魂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较好地解答了军事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问题。在这股走进军营现实的潮流中，战争仿佛离我们远去，缺乏战争精神熏陶的军事文学也就缺少了一种阳刚之气。关于这个问题，军人出身的批评家周政保在本世纪初就提出来了。他说：“凡写军人生存状态或精神风貌的小说，大都可以被称为战争小说或列入战争小说范畴……军人（无论往昔的军人还是现代军人）本是为战争而存在，或者说，军人的生命永远牵连着战争（即便和平，也是遏制战争的结果）。我想，这样的文学观念或多或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一些妨碍创作的束缚，以便使我们的长篇小说更大气一些，更富有‘兵味’一些，也更能体现文学精神与更接近小说艺术一些。”而我以为还可以把话说得更绝对一些，在我看来，离开战争的军事小说不是真正的军事文学。邓一光也许是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作家，他写于十多年前的《我是太阳》，就写了一位专门为战争而存在的军人关山林，战争精神铸造了关山林的英雄品格，也酿制了他在和平年代的心理焦虑。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心理焦虑，对抗了当时的英雄主义缺失的普遍社会心态。新世纪以来，一批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加入到军事文学行列，他们更是以战争作为小说的主题，即使写现实的军人，也充满着战争意识。刘猛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在《狼牙》中表达了一个很精彩的见解，他认为，和平年代的军人就好像是重型的武器被暂时搁置起来，他们虽然搁置起来了却不能生锈。这恰恰也是和平年代军事文学写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而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发现，解答这道难题的钥匙就是战争。
新世纪以来，回归到战争的军事文学并不是重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小说。但二者的文学资源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主要是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一场抗击外来侵略的、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汇合到一起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资源，值得我们深入地开掘。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我们就完全超越了过去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思路，从而揭示出战争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往的战争小说基本上是将战争视为敌我双方的武力抗争，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确定小说的主题，从而形成了固定的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即使后来从正义历史观的叙述中展开，从人性、从情感、从生命意志等诸多方面叙述战争，也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到二元对立模式中。新世纪前后的战争小说渐渐淡化了二元对立的模式，力图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去处理革命战争历史的资源。近期比较典型的例子有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和严歌苓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选取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片断，在一个德国人办的教堂里，日本鬼子的凶残杀戮，使一帮妓女、国民党官兵和神父、女学生聚集在一个德国人办的教堂里，共同对垒着日本军队。这往往被处理成仇恨的主题，并将仇恨上升到民族的高度。仇恨自然应该成为抗战文学的基本主题，但如果停留在这一点，我们对抗战的文学叙述就无法前进。因此严歌苓在这篇小说里只是把对侵略者的仇恨处理为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她描写人们内心的美与善、崇高与英雄情怀是如何被唤醒的。在血与火中，少女书娟的精神得到一次宗教式的洗礼，但这次洗礼不是神父为她完成的，而是一位风尘女子为她完成的。小说就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笨花》同样也是写抗日战争的，但铁凝把中华民族的这场深重灾难放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进程中，并且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来，山村的普通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使我们看到，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渗透进革命时代的精神内涵的。尽管这两部作品都不是典型的军事文学题材意识的叙述，但在面对战争历史时两位作家是与军旅文学的作家同步的。这也说明，对于军事文学而言，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在《英雄无语》中“我”对父辈的审视，在《音乐会》中音乐精神与战争精神的交织，在《楚河汉界》中战争历史与军营现实的重叠，在《历史的天空》中军人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的磨炼，都无不是围绕着战争精神而在思想主题上有着新的拓展。
文学思维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形式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结构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其一是在结构上所体现出的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的贯穿打通。如前所述，因为一味强调写现实的军营，军事小说就变成展示当代军人的农民性格弱点，但显然一些作家感到这不应该是军事文学的正宗，他们为了给文学注入战争的兴奋剂，于是就回到了历史中的战场，他们掀开历史的帏幔，让战争的硝烟钻入现实的空间。比如像《楚河汉界》，主线仍是现实军营中的较量，但几乎成为植物人的老军人周汉不断地把战争意识带到现实的较量中，周汉的儿子东进历经坎坷和考验，最终选择了父亲留下来的一支“汉阳造”，这种象征义十分明确：后一代在战争精神的铸造下有了成熟的意志，有了坚定的方向。类似的结构还有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高地》、石钟山的《战旗如画》等。这些作品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以往革命战争小说的作家多半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们以亲历者、胜利者的姿态叙述战争，充满了自豪和激情。而当代作家只是以后来人的身份回望历史，叙述中带有审视、羡慕的意味。这样的意味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要知道，革命战争历史曾经在文学反叛者的眼里被当成颠覆和否定的对象，但到了当下，当作家们追寻战争精神时，才发现这一段历史是多么的辉煌。这同时也修正了我们军事文学上的现实观。过去一味强调反映现实，作家眼盯着现实的表层，很难找到战争精神的感觉。将现实与历史打通，就发现历史埋藏在现实中。
其二是在叙述风格上的浪漫主义的复活。我国早期的军事文学不乏浪漫主义精神，西方的浪漫主义就是伴随着革命浪潮而诞生的，战争的非常态生活本来就容易激发文学的浪漫性，更何况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活动大多是与革命相关的，革命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中国古代的英雄传奇包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因素，所以作家们在表现革命战争故事时自然而然地借用了英雄传奇的传统文学样式，从而开创出一片革命英雄传奇的新天地，只是后来的文学大环境越来越不宜于浪漫主义的生存，革命英雄传奇也逐渐走向式微。新世纪军事文学则接续起了革命英雄传奇的传统，人们将其称之为“新革命英雄传奇”。徐贵祥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他的《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以及都梁的《亮剑》、石钟山的《男人的天堂》等都带有鲜明的英雄传奇的特征，而这种接续的缘由不能不归功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复活。年轻一代的作家更容易钟情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后现代文化的浸染下，娴熟地将浪漫主义与时尚的东西对接，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他们随手移植过来后现代文化中的暴力美学，以暴力美学的方式表达浪漫主义的激情，从而使军事文学更富有青春的气息，更受年轻人的喜欢。这类作品往往借助网络的力量蔓延开来，如刘猛的《狼牙》、漠北狼的《兵王》等，最先都是贴在网络上，受到网民们的热烈欢迎，有人还将这类网络小说称之为“新铁血小说”，足见人们首先看重的正是浓厚的战争气氛。
当然，军事文学向战争文学的转化，并不意味着军事文学只能写战争，只能写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也许在文学风向标的作用下，一段时期内，作家们热衷于写战争，但这并不会导致军事文学路子越走越窄，因为对战争的钻研，会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战争精神的实质。战争是对人类文明的洗礼和磨砺，即使我们不再写战争了，我们也会因为把握了战争精神而把军事文学写得充满阳刚之气和正义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