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当代小说这些年来始终处在高原的状态之中。所谓高原状态，是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相当高，却缺乏凌空突起的山峰。当我们回望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时，这种高原的印象似乎更为强烈。我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家，他们仍然出手不凡，你可以说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立起一座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也见到了不少新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显得那么的成熟，他们的感觉又是那么的新鲜，尽管你能挑剔地说在他们的叙述里能发现一些大师名家的影子，你却不能不承认稚嫩与他们远不搭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天才傲立苍穹。高原状态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素质处在较高的水准，但文学高原的海拔高度只是通过历史的对比才显现出来的，而处在高原中的当代读者并不会在历史对比中进行阅读，因此他们更在意高原景象带来的单调和平庸。平庸就成了我们批评当代文学的一个常用词。但我们的文学也不必为平庸而感到汗颜，因为应该看到，眼下的平庸是一种高水平的平庸。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种平庸后面的躁动不安，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高原仍充满了活力，它也许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造山运动。以这样的眼光来梳理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一方面就可以认为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是一个正常年景的收成；也许没有惊世骇俗的经典出现，但仍有一批可圈可点的佳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一年较好地延续了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在这种发展态势中，也许那些未来的文学高峰正在积蓄着能量，正在往上突起。
批判现实的力度
当代小说基本上仍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主流，说到底，现实主义与小说文体的内在逻辑更为吻合，也与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更为吻合。现实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感。现实源源不断地为文学提供新的素材，作家们也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但现实感并不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素材的直接索取，而应该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的主观认知能力。中短篇小说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有了显著的提升，2005年小说就做了很充分的证明。小说不再是满足于“反映”了现实，而是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对待现实的态度。因此小说的现实感首先体现在社会批判性上。
小说家首先是社会的监督者，他们往往是嗅觉灵敏的“警犬”，对社会的不公和邪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中篇小说有力地承担起小说的这一现实批判的责任。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响马传》、《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鸽子》，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大声呼吸》等。在这些小说里，诸如小煤窑、农民工、**、权钱勾结等**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也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弱势者、呼唤民主和平等的人文精神。从社会批判性来看，今天的作家大大深化了一步。比如基层政府往往是切入现实的焦点，而这类小说不再是过去的“分享艰难”了，而具有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批判意识。举两个短篇小说为例。邓宏顺的《退税》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免去农业税，高书记要带着全体乡干部到最贫穷的千丘田村去给村民退税。但高书记一行却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热烈欢迎，相反还遭到村民的抵抗，村民们以为这些乡干部们是变着法子来搜刮钱财的。故事的批判性一目了然，它既揭示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和艰难处境，也嘲弄了国家干部在群众中的诚信度。由于批判的一目了然，作者也就不在深刻性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戏谑的叙述保持着小说的艺术张力。比如小说一开始，高书记带着干部们行走在去退税的路上，几个人各唱一首流行歌的描写就充满了戏谑的色彩。高书记唱《千年等一回》似乎踌躇满志，老余唱《为了谁》倾诉了复杂的心曲，而老张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则表明了干部说到底并不代表百姓的现实。小说的人物也许带有脸谱化的特点，但这恰是借用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它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戏谑的韵味。这也说明作家不仅追求现实感，也追求文学性，作者的文学追求让我们从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故事里欣赏到思想和情感的韵味。向本贵的《赌局》也是以乡长为主角的小说。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
在这里我想重点讨论杨少衡。中篇小说的2005年也许可以说是杨少衡年，这一年他接连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该你的时候》、《蓝筹股》、《县长内参》五个中篇小说，但说是杨少衡年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数量，而是在于他这一年的小说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就像打井一样，选定了一个井眼，不断地往深里钻，终于打出了最甘甜的水。他用力的方向就是县长的视角。《林老板的枪》在2005年初发表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揭开了杨少衡在2005年的县长系列，而且因为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一期上似乎给我们一种暗示。曾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人民文学》如何才能真正体现为“人民”的文学。我以为杨小衡的县长系列就包含着他对人民性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读他的小说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身边的人和事。我注意到，《林老板的枪》发表时，媒体上刚刚热炒过非常热闹的“郎咸平风波”。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眼见内地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现象愈演愈烈，愤然站出来大声疾呼：应立即停止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郎咸平的声音在广大股民乃至普通百姓中引起热烈反应，也像一块巨石扔进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一场审视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对郎咸平的观点置喙，但我以为，郎咸平的姿态却是应该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脱帽致敬的。因为郎咸平的姿态在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完全由权势者说了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来关心它的进程，因为它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人民性的问题。这不仅是说国企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意味着决定国企的命运也应该是人民的权利。但是当我读了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后，就感到今天我们再来谈人民性时，决不仅仅是一个姿态的问题。《林老板的枪》讲述了某县徐启维县长与县里最牛的民营企业老板林奉成之间的故事，故事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却可以说涉及到了当前种种**的社会话题，自然也包括了郎咸平教授所痛心疾首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作家杨少衡在面对这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时反而不像经济学家郎咸平那样充满了激情和义愤。这有点奇怪，从角色功能来看，应该是经济学家趋于冷静，作家趋于激情。然而正是在这种角色功能的转换中显示出一位作家的深刻性。就是说杨少衡并不是简单地将谴责国有资产流失的姿态认同于人民性，因为在这里，所谓的人民性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所以杨少衡要从一个具体的县长眼睛里看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通过小说叙述的层层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县长徐启维的胸中装着真正的人民，他如果只是从道德性考虑，就完全可以放弃与林老板的谈判，这样他毫无政治风险。他这样做看似保住了一个国企的国有性质，但企业里的工人——也就是被具体化的人民，却是毫无所获。因此他必须与林老板谈判，并且他为了谈判成功宁愿作出很多的让步。然而他又不能因为这种让步伤害了工人们的利益，于是只好采取了一种并不光明正大的方式让林老板就范。从这里我甚至读出了比郎咸平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论述要更清晰的剖析。这就在于郎咸平作为经济学家多了一些情绪，而杨少衡作为作家却多了一些深刻。
杨少衡发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的《该你的时候》从更丰富的层面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人民性的理解。小说中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县长黄必寿，还有一位从省农科院来挂职当副县长的博士吴悠。两个县长代表了两种政治思路。黄必寿自然是以现成的政治思路来处理问题，我们的社会就是以这种政治思路培育起来的，因此对于黄必寿来说是轻车熟路，运用自如，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缺乏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而吴悠带来的恰恰是民主意识，那么，黄与吴的合作该不就是相互补充、珠联璧合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吴悠的民主反而让村里的精明人罗伟大钻了空子，罗伟大在民选中靠金钱的许诺当上了村长，又在背后指挥着村民进城去示威。最后，县长黄必寿是以与罗伟大两败俱伤的代价才使问题得以平息的。县长都当不成了，黄必寿并不抱怨，而是力荐吴悠来当县长。这大概就是点题的一笔：该你的时候到了，因为你带着民主来的。但小说揭示的社会现象要比作者的点题更为复杂，从小说的故事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吴悠来当县长不见得会一帆风顺的，她的民主显然无法弥合罗伟大以及坝下村村民与开发区建设之间的利益冲突。民主虽然非常具有人民性，但不是说把它嫁接在一根已经衰老的树木上也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拿着民主的枝条拼命去嫁接，却不问树木本身是否还有活力。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只要把民主挂在嘴上就有了人民性。人民性是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又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晴雨计，透过人民性的冷热状况，我们大致上就知道文学刮的什么风下的什么雨。也正因为这样，人民性往往被批评家过度地诠释，虽然它变得越来越宏伟，却也同时变得越来越抽象，抽象得变成了空洞的所指。
具体在这篇小说中所反映的坝下村村民闹事，作者既没有写村民以宽广的胸怀“分享艰难”，也没有写官员以体恤的心情施以小惠。没有这样写恰好是避开了陷入把人民性抽象化的覆辙。这种抽象化的人民性貌似很伟大，实际上透着一种虚伪和逃遁。小说中的黄必寿只能将罗伟大视作对立面，只能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先把事件平息下来，这位平民出身的县长并非不为村民着想，可是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他也许只能首先顾及更大的利益。吴悠的民主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于发展经济本身具有多大程度的人民性就是很值得质疑的。今天我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经济是以农村付出巨大牺牲而获得的，其中最大的牺牲就是廉价吞并农村土地，土地为城市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方式，坝下村的村民要求赔偿征地损失显然是合理的，但这种现代化整体性的问题是无法让一个县长来解决的，相反倒可能成为罗伟大攫取私利的口实。这时候，你很难在与罗伟大斗争的黄必寿和推举罗伟大当村长的吴悠之间判别出谁才是真正在代表人民说话。但是，小说直接触及廉价吞并农村土地的问题，这就是作者表现出的很具体的人民性。我以为这正是杨少衡的县长系列的可贵之处，他在表现社会现实问题时，把抽象的人民性降落为具体的人民性。
底层关注
现实感的强化还突出表现在作家对底层生存的关注上。关于底层关注是这几年比较引个注目的话题，有几个词语均涉及到这个话题：弱势群体、底层生存写作、打工文学。社会的增殖不是消弥贫穷，而是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暴露了社会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现实问题的一个焦点。它自然要引起文学的热烈关注，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公正和道德信念的表现。对底层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现实感更加尖锐和犀利。但由于底层问题在媒体的介入下很快成为公众的话题，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试图插到底层问题中，因而使得底层变成了一个暧昧的底层，底层甚至成为了一种资源和面具，被不同的权力加以利用。比方说，底层成为了富豪们“献爱心”的对象，或者成为官员们“执政为民”的道具，底层也是廉价同情眼泪的泄洪处。有些小说的作者不由自主地认同了这样的底层形象，这类小说看似写到了底层的一些真相，却是与真正的底层相隔绝的。这样的小说或许能得到官员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鸣，或许能赢得富豪们的欢心，如果也把这种共鸣和欢心看作是现实感的话，那只能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感。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写底层的小说，这就是站在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来写底层。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裁决者，成为道德良知的代表。他们不是简单地给底层施舍一些怜悯和同情，也不可能代替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为解决底层问题开出处方，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底层问题。
从这样的理由出发，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篇写底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这样的处理自有高明之处，一方面他不遮掩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不像有些小说装成是以底层的身份说话，却因为矫情和做作而露出马脚。另一方面让主人公也关进大牢，先打掉了他的优越感，避免了一般知识分子写作容易犯的俯视的毛病。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但最重要的，韩少功通过这个监狱的描写，是要揭露贫困和权势对社会的破坏。小说中的犯人“瘸子”说：“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为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改过机会的人。”就像瘸子本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很多的发明成果，却被坏人利用了。而少年“黎头”如果不到街上去偷去抢，他的继父就要把他和母亲赶出家门。“大嘴巴”的杀人也是在讨不到自己的工资的情况下失去理智的。大多具有现代精神的作家都会采取这样的姿态，即是要追问犯罪的根源。但这种姿态并不是要为犯罪开脱，也不是要对底层表示同情。韩少功借此是要写出底层的真实心理。他们虽然是无视法律进了监狱，但他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机器，在他们的言行中不断表现出“报告政府”的认罪姿态，因此他们又是卑贱和弱小的。
在底层表达方面，刘庆邦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他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总是无意中透出俯视的优越感，也不会迎合主流的体恤之情，因而更具有一种平等的姿态。2005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卧底》和短篇小说《福利》、《鸽子》、《车倌儿》，都是写当下的矿工生活的，具有热腾腾的新鲜感。他自己曾把2004年定为自己的生活年，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接触了大量的煤矿特别是小煤窑的生活事件，可以说这些小说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激情而写出来的。《卧底》中的那个只身下到煤窑中的小记者周水明甚至可以视为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感觉到要揭露出现实的真相，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的，哪怕是一位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而他认定了要冒这样的危险将地狱般的煤矿捅出一个大洞来。
新青楼文学
在反映底层的小说中，沦落到出卖自己肉体的下层女性最被作家们所关注。如果把写到这些女性的小说汇集起来，命名为当代“青楼文学”，大概并不过分。因为这些小说的确有一些共同的现象值得我们讨论。许多作家正是通过**现象进入社会底层的。但具体到文学，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底层问题，也许还有一个文化传统。青楼可以说是缠绕着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一个情结。因此可以把当代反映妓女和**现象的小说概括为新青楼文学。**现象自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扼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等场所的里面。但即使如此，人们似乎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青楼不再是诗化的场所，作家们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反映社会的“青楼”现象。
而对这种现象的揭露，比较集中在经济根源的追究上。季栋梁的一个短篇小说《燃烧的红裙子》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红喜是一名农村姑娘，村里干旱没收成，就跟着大伙到城里去打工。她在城里做上了妓女，**时被公安抓住，遣送回农村。最后红喜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一头栽进水窑里淹死。一直愤怒对待女儿的父亲终于放声大哭。但他哭的不是女儿的死去，而是女儿临死还把家里的一窑水给糟蹋了。在父亲的眼里，女儿的生命还不及一窑水值得心疼。作者并非要谴责绝情的父亲，虽然从现代性的观念来衡量，这样的父亲太缺乏人性，但事实上在人的生存还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讲人性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干旱得都要冒火的地方，一窑水将维系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作者正是要借此诘问那些为人性解放开空头支票的启蒙主义。
作家通过青楼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也由此形成了一些简单拙劣的故事模式，比方写青楼对爱情的弑伐，本来是恩爱夫妻，因为男人或当官或做生意与青楼发生了关系，结局则是夫妻反目；本来一个单纯诚实的年轻人，因为商业化的追逐使欲望膨胀，沉湎到青楼女子的声色犬马之中，葬送了原初珍贵的爱情……一旦这样的故事被模式化后，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者的批判本意也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雪漠的一个短篇小说《美丽》也写到青楼对爱情的弑伐，却是一点也没有模式化的痕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新婚的农村青年，但新郎灵官没想到妻子月儿竟然患着梅毒。他们俩小时候就在一个学校上学，相互就萌动着爱情的种子，但月儿也像大多数的农村姑娘一样总想跳出农门，后来月儿到她爹开的卡厅里管收钱，但“卡厅里的**空气腌软了心中的防线”，她抵御不了勾引，委身于一个来卡厅的老板，就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梅毒不仅仅一点点地吞噬月儿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吞噬她对爱情的祈盼，最后她在沙漠中自焚。按陈思和的理解，作者笔下的梅毒“象征现代都市中靡烂与繁华同体孪生的文化，是如何给淳朴的农村女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月儿在风月场上患上梅毒才惊醒过来，她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想悄悄治好病，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小说重点写到灵官及其父母在得知真相后的态度和心理。在他们的态度中交织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绝对拒斥青楼现象，所以他们恨月儿；另一方面亲情伦理使他们不得不把月儿当成妻子、媳妇来救治。这一切更唤起月儿对美好爱情的祈盼。但尽管心头的爱情火焰越来越炽烈，现实中的爱情却被一个正在溃烂的身体所阻隔。月儿最后选择了自焚，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彻底溃烂，她不想毁掉她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作者大概是把主要的寓意都托予自焚的情节了，也就是说，青楼对女人的伤害是无可救治的，哪怕这个女子还心存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现代化的矛盾往往集中体现为城乡冲突，所以在新青楼文学中经常会以城乡冲突作为构思的基础，在这种构思中，青楼女子就代表了乡村，她在城市遭遇到的屈辱和蹂躏，也体现了城乡冲突中乡村文化的被动位置。阿宁的中篇小说《米粒儿的城市》通过乡村女孩米粒儿对城市的向往、满足、失望、仇恨的一步步的变化，反映出在城乡冲突中，城市的欲望至上是如何恶性地利用和糟践纯朴的乡村资源的。米粒儿满怀感激和爱意去答谢城市和城市的男人，却没想到这样就天真地钻进了男人为她设置的圈套里，成为了风月场上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