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世纪文学，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表达我的思考。新世纪文学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伸。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指称前后两个时间序列的文学，但二者应该同属于一个文学体系，这个文学体系是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这是一个新的文学体系，这个新的文学体系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的，而中国古代文学是以文言文为基础的文学。作为新的文学体系，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且更意味着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语言对于新的文学体系来说是基础的基础，这个新的文学体系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我愿意将其称之为现代汉语文学。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新世纪文学呢？因为，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的重大的转变，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文学在新世纪所面临的契机的话，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面对语言这道坎，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正面对语言这道坎，迈过了语言这道坎，也许就是风光无限。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现在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发展了一百多年，但中国现代汉语文学还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不等同于日常语言，不等同于思想语言，也不等同于书面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优雅的语言，何谓优雅的语言，优雅的语言是承载民族的文明精华和精神内涵的语言，这一切将构成文学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文学的优雅语言能够使语言超越现实性所指的约束，彰显出语言能指中所蕴含的文明精华和精神性品质。换一个说法，优雅的语言是指向文学性的语言，由此也证明了一点，文学性是依附在语言上面的。文言文作为古代文学的文学语言，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现代汉语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语言体系。当下文学的很多症结，其实都可以归溯到缺乏完整的文学语言体系这一问题上。如诗歌界从热衷于下半身写作，到所谓的口水诗、梨花体，说到底是诗人们内心的语言焦虑所致。如长篇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品从故事性和思想性来说，并不缺乏一定的新意和高度，但其艺术感染力总是欠些火候，究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小说的叙事基本上只是以日常语言讲述故事，这样的语言难以承载更深邃的文学意蕴。因此，新世纪文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优雅语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舍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丽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他们同时对这种叙事的语言则很不以为然。夏志清对赵树理的贬斥是大家所熟悉的，他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可以说，语言问题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问题，只是我们长期以来被思想问题所困扰，而注意不到语言问题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在2010年10月北京大学举办的“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陆建德先生做了关于从“世界语”到“汉语写作”的发言，介绍了“五四”前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热烈提倡“世界语”的情景，许多现代文学的先驱都是“世界语”的拥戴者，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字是落后的、反动的，文学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摒弃中国现有的文学，以世界语取而代之。比如，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鲁迅也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极端言论。他们对中国文字的决绝态度和行为，其实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现代汉语文学从它诞生起就隐含着语言的危机。
最近我在读海外华人的写作时同样感到了语言的问题。海外华人的写作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文化的碰撞。但文化碰撞首先还是在思想层面展开的。我曾把两位北美的华人作家做了对比性分析。一个是美国的严歌苓，一个是加拿大的李彦。严歌苓是用西方观念来看待中国和西方的事物。而李彦则是用中国文化的哲理和思维来看待中国和西方的事物。她们由于代表着不同的思维类型，因此与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碰撞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她们在中国境内的待遇也就截然不同。严歌苓的待遇是热，李彦的待遇是冷。有意思的是，李彦在加拿大受到主流文学的欢迎和接纳。她的第一部小说是以英语写作的，英语名叫“Daughters of Red Land”（红土地上的女儿们），后来的中文版本叫“红浮萍”。小说在加拿大出版后就获得了加拿大的文学奖。我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首先是以英语进行写作的，她是以英语思维来重新处理了自己的体验，她把重点从意义和价值层面转向了语言层面。当她用英语思维来处理她的生活记忆和中国经验时，她就摆脱了国内作家难以摆脱的语言思维定势，能够从容地对待中国经验中的芜杂的现实纠葛，触摸到精神层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对于一个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作者来说，当她处理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程这一段历史记忆时，无疑绕不开巨大的政治苦难，但李彦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怨恨，以一种宽容、博大的胸襟去承揽苦涩的记忆，以文学的精神去消化这些记忆，也就没有了拘泥于今天的具体的历史评判所带来的局限性。读到她后来的中文译本时，我感到小说原文中英语思维带来的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读她的这部小说，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但作者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对叙述中的语言的讲究，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从而使得小说充满了书卷气和典雅性。
中国文学界对于李彦的冷也说明我们还没有从深层次意识到语言的问题，我们还停留在思想突破，尽管我们有着西方文学的全面参照，从人道主义，到现代性，到生态意识，都成为我们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武器，但我们的文学还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文学的思想归根结底都会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语言问题不解决，思想只会成为浮在表面的漂移物。其实，语言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十年前，就有汉语危机说，但我们一直没有在语言上进行认真的反省，特别是没有把文学语言当成一个独立的存在体系来反省。不过，我也注意到，诗人其实对语言是非常**的，诗人们在其创作实践中也在努力寻求优雅语言的表达。在不久前的“南京论坛”上，西川的发言就表达了他对语言的困惑。他发现，为什么我们写不出强有力的文学，是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好语言的问题。他认为，诗人们要去思考是否把语言的可能性开发出来了。顾彬曾多次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问题，当然他的视角是一个他者的视角，他说中国作家不懂外语，所以写不出好作品，他甚至还说中国当代作家的汉语水平很差。听起来，顾彬的批评有些不可思议，我也曾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后来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去理解顾彬的话，就发现他是从他者的角度感觉到当代文学的语言缺乏精神的厚度。这其实也就是跟语言的典雅性有关。也许我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顾彬的言说，但无论有没有海外洋人的说三道四，我以为，我们都应该正视文学的语言。文学语言不同于思想语言，不同于实用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是用来承载民族精神内涵和永恒精神价值的。因此，语言问题并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建立起优雅的文学语言，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得以发展和突破的关键，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去建立起现代汉语的优雅的文学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