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女儿总是言听计从，从小如此，现在女儿上了大学，我就更是如此了。为此老婆总在背后呛我，说我不像一个做父亲的样儿，简直就是女儿相差无几的小弟弟。
“我乐意！”我说，“女儿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听说我明天就要回老家，给奶奶补办去年欠老人家的一个八十寿宴了，回家度周末的女儿又开始对我耳提面命了。
“老爸，听我的，别让奶奶知道你要回去的事儿。”女儿吧唧着嘴里的雪糕，头枕在沙发扶手上，两条腿搭在我身上，有一眼没一眼地盯一下电视，跟我搭腔。“那样就失去补办寿宴的意义了。”
“依你看，老爸应该怎么办呢？”我左手放在女儿腿上，右手中指弯起来，随时准备轻轻地挠她的脚心。
“嘁！”女儿在很多地方都像我，只有在发出这种口气的时候，跟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又在那里装脑残！”这是女儿对我的一贯语言暴力，可我每次都是很受用地任凭她随便说去，反正又说不掉我身上一块肉。
“你看看你看看！”老婆转向女儿，“你怎么对大人说话的呢——越大越没个样儿”
女儿根本不理妈妈的茬儿，继续对我面授机宜，“多简单个事儿呀。让奶奶在完全不知情中，突然得到自己儿子回去给自己过生日的消息，恐怕这样一个惊喜，比让她过一个简单的生日更有意思呢。”
我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挠挠女儿的脚心，让她回到自己房间睡觉，开始准备明天启程的包袱。
就在我把要带的东西都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有一件小事竟让我踌躇起来，不知是带好还是不带好。那是一副墨镜，几天前在超市购物时，商家奖励给我的一个廉价物。我寻常就没有带眼镜的习惯，更不可能突然地为自己脸上架一副怪兮兮的大墨镜，那样的话且不论别人怎样看我，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就在我将要把它撂到一边去的时候，耳边突然想起女儿刚才说过的话，也许因为有了它，会大幅提升老人意外惊喜的程度。想到此，我在心里得意地笑了一下，随即把它放入了背包外面的一个小口袋里。
几年前，父亲因患喉癌去世了。为了减轻母亲的伤心，我把老人接到了城里。年轻的时候，母亲在乡下的草台班子中唱过几年地方戏，走南闯北地到过一些地方，性格还算开朗，很快就从父亲去世后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就在我为母亲的精神状态感到欣慰时，事情发生了。
大概在母亲进城半年后的一天，母亲在上街买菜的时候，结识了一个进城拾荒的老太婆，因为她的家乡所在地跟我老家比较近的缘故，两人就非常说得来，话也投机。在那位老乡的撺掇下，母亲也在心里悄然萌动了出去捡破烂的念头。
当然，母亲心里非常清楚，她要真正地实施捡破烂的行动，肯定会遭到我和妻子的强烈反对。且不说我苦心巴力地挑灯苦读，终于考上大学，毕业后幸运地留在市机关，坐上了处长的交椅，成了家乡人励志的楷模，就是我老婆这一关，她也断难通过。在这个城里，人们口头传送着的五大女能人中，我妻子是其中之一。妻子官居区委副书记，漂亮，干练，又好面子，要是让人知道她的婆婆居然混迹于街头捡破烂，想想看，会是个怎样的结局。
然而，因为顾及儿媳的颜面就放弃自己的打算，这也不是我母亲的性格。记得小时候母亲最喜欢听大戏，痴迷到连家都不顾的地步，自然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还被父亲打断过两根肋骨，但到底也没能阻挡住母亲听戏的步伐，直到父亲去世前，只要一听说镇上搭戏台，母亲搬条凳子就走了。
母亲悄然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她的如意算盘是：一是等我和妻子上班走了以后再出门，等下午我们下班之前早回家；那会儿我女儿已经上六年级了，但因为我和妻子把女儿送进了封闭式学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女儿就更不是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远远地躲开自家所在的小区和附近的小区，只要不被自己的家人发现，别的人，谁又会认识自己这个乡下老太婆呢。
这样的日子过了足有一个月。一天，我那当副书记的妻子随市上组成的市容检查组到各处查看市容市貌，在经过一个废品收购站时，里面传来一种争吵声。隔着高高的围墙，她就听出了双方是因为价格上的差异而引发的冲突，一方说说好的价格是饮料瓶子五分钱一个，凭什么现在按四分钱一个算；另一方说，爱卖不卖，就是这个价格了。这种事儿按说她完全可以不去理会的，因为这不属于她工作的范畴。但我妻子觉得其中一方的声音特别耳熟，就找到废品站大门往里看。这一看不要紧，妻子差点当场昏厥过去，不是急忙扶着大门，恐怕就要当场摔倒在地了。母亲回头一看，自己的行踪被儿媳妇看到了，大吃一惊，什么四分五分的，连随身携带的东西也顾不上要了，当即从废品站里消失了。等我妻子镇定下来再次找人的时候，哪里还有自己婆婆的影子！
晚上我下班回去，看到妻子已经先我回家，正神色凝重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母亲呢，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打理行囊；显见得这对婆媳刚刚发生过一场不愉快。我正要从妻子那里打探原委，母亲已经挎着包袱走出卧室，命令我说：“走，送我到车站，我可不想在这个地方给你们丢人现眼！”
妻子这时也站起来拦截母亲，说对不起母亲，刚才是她太着急了点，嗓门有点高，是她这个做晚辈的错儿，央求母亲不要跟自己一般见识。母亲把包袱往沙发里一扔，坐在沙发上拽着儿媳妇的手，说：“这事儿本就不该怨你，是我这个当老人的太贪财了。”接着，母亲说出了自己要走的理由。母亲说：“我就是不去捡破烂，也应该干点别的事情，要是让我每天就这样吃饱坐饿，我心里就愁得慌。不想做一个无用的废人，可我除了出去捡破点烂，还能干点啥呢。”
妻子连忙说：“您辛辛苦苦拉扯大了他姐弟俩，现在正该享几天清福的时候，您这样说，让我们做晚辈的无地自容！”
母亲还说，都快两个月了，她每天都做梦，而且每回梦见的都是乡下宅院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一回她梦见家中的那两层小楼的门框被人撬走了，为此哭得从梦中醒了过来。想家想得很了，心口发疼，浑身乏力，这才不得不找了个捡破烂的活儿打发时间。
听完母亲的话，我也觉得，不能再这样把母亲强行留在城里了，就在电话里跟局长请了假，连夜送母亲回到老家。
到家后，我找人重新把小楼检修了一遍，还托县城里园林处的的一个老同学，弄了几棵品种不同的果树栽到院里，并在院墙的拐角处种了一丛修竹。我想好了，母亲就我姐和我两个孩子，可自从姐姐嫁给那个叫麦克尔的外国人后，就完全跟家里失去了联系，至今不知是死是活，还在不在人世，我争取以后多回家陪陪老人家，院子里的布局就是按照我的意思进行的。那次回家，我原本打算再给母亲安部座机的，谁知母亲说：“别安了，大老远的，来回打长途花钱。”这事就没有弄成。
不料事与愿违，由于工作缠身，中间除了有两次公干，中途抽空拐回家看一眼母亲后当天离开，竟一连几年没有回过老家。去年是母亲的八十大寿，老家的习俗，八十大寿是一个人一辈子里的大事儿，我也在电话里跟母亲说好的，自己要回去过母亲的寿诞。但事先没有考虑到的是，偏偏母亲的生日这天，女儿要参加高考。这可是女儿的人生大事啊，我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可以缺席呢，只好在电话里请母亲谅解，还保证明年一定回来，替母亲把八十寿诞给轰轰烈烈地补办回来
妻子和女儿把我送到车站，直到火车快开的前几分钟还不想离开。后来乘务员过来，才把娘俩儿“请”了出去。走出车厢后，女儿还不愿意走，脸贴在窗玻璃上对我做鬼脸。我急得不得了，生怕出了什么意外，连忙手背朝着女儿大幅度地摆动，但到底还是妻子生拉硬拽才把她拉走了。
火车徐徐启动了，车窗外的楼房，售货亭，还有如潮的人群，都被火车甩得越来越远。看着窗外模模糊糊的景色，关于母亲的一些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大前年，我到青岛出差，在火车上看到一种可以自动发热的高科技产品，功能有点象电热暖宝，只不过它不用充电，而是在受到外力的情况下自动发热，这要比充电暖宝安全方便多了，我当时就想到，母亲独守偌大一个院子，到了冬天，它可以帮助母亲度过寒冷的漫漫长夜，就买了一个，利用中途下车的短暂时间，把它送到母亲的手里。碰巧的是，时隔不久，我又一次到青岛出差，也再次下车看望母亲，说起上次送给她的自动取暖器，母亲说把它放起来了，我一时起意，要母亲把它取出来，看它是否象当初买它的时候推销员说的那样。谁知母亲翻箱倒柜了半天，那自动取暖器竟再也找不到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很少有人到母亲的院子里来了，自动取暖器不可能被别人拿去，显见得它是淹没在母亲那些杂七杂八的箱箱柜柜里去了。我就有些不满，说那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买来就是要它发挥作用的，现在给弄得找不到了，这怎么可以，就捋捋胳膊，要替母亲把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清理出去，留下必须的物件，其它的统统扔掉算了。母亲一听，当即不干了，冲着我大发脾气，说：“家里的东西都是千辛万苦费心巴力地治来的，怎么能说扔就扔呢？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你想怎么扔就怎么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些东西就不能随便扔掉了事。”
听了母亲的话，我当即愣怔在了那里，弄不清母亲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难道母亲老得连儿子这是为了她好都不知道了吗？一时间我恼羞交加，气得坐在那里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搭理母亲。过了一会儿，我渐渐气顺了，也理解了母亲为什么这样。
父亲在世时，对母亲几乎是百依百顺，母亲说东父亲不会说西，母亲叫撵狗，父亲绝对不会去打鸡。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我和姐姐小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往往是，地里打下来什么庄稼，我家的锅里就做什么饭。到了来年春天的青黄不接之际，整天就只能做两顿饭了，饭食也是除了红薯就是红薯干，吃得我和姐姐胃里常常淌酸水。对于我家这样的日子，村子里也有不同的说法，我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母亲是个戏子，除了会唱几句戏文，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将自家的日子过成这样，都是因为母亲不善于打理生活造成的。对于这种说法，父亲统统都当做狗臭屁，并且一如既往地处处依着母亲，护着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是这样。
不知是因为内心深处仍然对母亲的不满，还是什么原因，那次匆匆离别家乡和母亲后，我竟连着几年没有回过故乡看望母亲，直到去年母亲八十大寿，委托村里一个安有座机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了想要我回去为自己过八十大寿的想法，结果，让女儿的高考给冲击掉了。
母亲这一辈子，嫁给了一个惜疼自己的丈夫，却摊上了一个暴戾的公公。“如果不是看在你父亲的情分上，我就是有十条命，也早就赴了阴曹地府了。”母亲在父亲去世后，跟我们住在城里的那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自己的凄苦人生。
“别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虽然多次这样阻止她，母亲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跟我倾诉。
母亲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戏班子里有名的红脸儿，老婆也是戏班子里的青衣，后来跟一个男人有了私情后，撇下刚刚几岁的女儿跟人走了。母亲的父亲只好自己带着年幼的女儿走南闯北，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母亲从十岁那年开始登台唱戏，后来解放了，戏班子解散，母亲的父亲才带着女儿回家务农。母亲因为唱过几年戏，爷爷一直看不起母亲，加上母亲不善农桑耕织，爷爷一不高兴了就跳着脚子地骂母亲，词语之龌龊，肮脏，就连年幼的我都为母亲感到难为情。
有时候，在放学的半路上，远远就听见村子里有人高声吵骂，很多人闻声都往吵闹的地方跑去看热闹，我就知道爷爷又在辱骂母亲了，就再也挪不动回家的脚步，心里一边替母亲难受，一边朝着相反的方向疯野去了。
有一次，爷爷不光辱骂，还挑唆父亲打母亲，父亲忤逆着不肯动手，爷爷就亲自上手了。
那是姐姐一周岁时发生的事儿。
事情的起因是，那天母亲哑谜下了来村里售货的货郎的一股儿彩线。
母亲虽然不喜欢操持家务，也不爱下地出力，但母亲极其喜欢女红。母亲绣得一手好活儿，什么鸳鸯戏水啦，龙凤呈祥啦，鲤鱼跳龙门啦，等等等，每逢左邻右舍或者熟悉的人家娶媳嫁女，便到我家登门索求。那会儿我家很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买那些颜色鲜艳的彩线。有一天，村里来了货郎挑子，货物大都是些乡村妇女喜爱的针头线脑之类，其中就有分成一小股一小股的非常好看的彩线。母亲闻声围拢过去，和几个妇女一起跟货郎纠缠着打嘴仗。母亲一眼就看上了那些闪闪发光的彩线，掏出仅有的两毛钱，买了四股。母亲嫌贵，要货郎再给自己一股，货郎说啥都不肯。母亲趁货郎跟别人交易时，捏过一股彩线揣进怀里，机敏的货郎用眼的余光看见母亲偷拿了他的彩线，就在母亲转身离开的时候，上前拦住了去路，笑着对母亲说：“我知道大姐不是看上了这几股彩线，无非是想试试我货郎的眼神好不好。”
母亲说：“瞎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货郎说：“我的彩线五分钱一股，大姐给了两毛钱，却取了我五股，大姐还欠我五分钱呢。”
母亲的脸“腾”地一下子就红了，连忙说：“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想不到你还真的眼尖哩。”
说着，母亲从怀里掏出那股彩线，还给了货郎。
不巧的是，这一幕恰好被挎着粪筐拾粪的爷爷看了个干净。爷爷一蹦老高，叫着父亲的小名，逼着父亲立即收拾这个辱没门楣的小蹄子。爷爷连续喊了几声，看父亲那不情愿的样子，就径直朝着母亲奔过来。爷爷伸手揪住母亲的长发，将母亲拽倒在地上，用脚底踩着母亲的头发，再褪掉另一只脚上的鞋子，呼哧呼哧地就是一顿痛打，疼得母亲在地上一边打滚儿，一边哭爹喊娘。
在众人的力劝下，气喘吁吁的爷爷才将抡得胳膊发酸的鞋子穿到脚上，还没等别人递给他的一支烟吸到一半，就听村西的桥头有人大喊：“有人投河了，有人投河了！”父亲一听，跳起来就往桥边飞奔，边奔边甩衣服，随后“噗通”一声，一头扎进了河里，用力托起了水中一沉一浮的母亲。
幸亏父亲跑的快，母亲才捡回一条命。
经过一夜的奔驰，到第二天的早上，火车停在了家乡的省会城市。因为明天才是母亲的生日，我就坐上直达县城的班车，找我的同学耍去了。
这位同学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位园林处的负责人。
我上学上到三年级的那年，村里来了一户下放户，下放户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老大，恰好跟我一个班级上学，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把我俩排在了一起。我那会儿身体不是很好，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其中有个小李庄的家伙，是年初才从四年级留级留到我们班里的。这家伙仗着岁数比我大两岁，皮锤硬实，常常无缘无故地对我拳打脚踢。其间我多次哭着回家，父母都以是“小屁孩儿的事儿”而不管不问。多亏了下放户的这位同学，是他的到来，才使这种局面得以彻底改变。
有一次，是个阴雨天，教室外面泥泞一片，虽然下课铃声已经敲响了，我还在教室里埋头写作业，突然“啪”地一声，一大块硬泥巴抟成的泥团儿从窗外飞过来，重重地砸在我的脊背上，砸得我“嗝儿”地一声翻了半天白眼儿。正在旁边收拾书包的下放户同学一个箭步冲出去，很快就把小李庄的那个坏小子双手背着拧进教室。
“坏种，快说‘对不起！’。”我这个同学凶巴巴地对那位使坏的同学说。
“就不说！”那坏种还直犟嘴。
“不说是吧？好！”我的同学把坏种背着的胳膊往上一掀，那家伙就一阵“哎呦呦”地叫着弓下了腰。
“再问你一句：说还是不说？”我那同学大声问道。
“对不起。”坏种小声地说。
“说什么？没听见！”我的同学对我使着眼神大声，再次大声地喊，“他说的什么，你听见了吗？”
“没有，我没有听见他说的是什么。”仗着有这位同桌撑腰，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重说一遍。”同学昂着头，一副专政者的神色。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对不起！这下听到了吧？”狗日的脸色发紫，眼泪顷刻间奔涌而出。
果然，从此以后，这狗东西再也没有欺负过我。而我和这个下放户的儿子呢，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就是在后来落实相关政策，他随父母返回城里后，我们的联系都一直没断过，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我和老同学是在县医院对面的酒店见的面，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几位好哥们儿。几年没见，老同学苍老了不少，也难怪，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黄土都埋了半截儿身子了啊。
快到半下午的时候，两瓶子茅台酒早已经喝光了，老同学起身还要出去买酒，被我拦截住了，说明天就是老母亲的八十一岁生日，今天务必要赶回去——我今天到家的事情还没跟老母亲说呢！老同学倒是不再勉强了，可他一同来的几位朋友怎么都不同意，最后还是老同学从中调和，又给每人要了一瓶啤酒，喝光了啤酒后大家才散伙，此时，太阳已经离落地不远了，而从县城到我家，足足还有三十多里的路呢。好在县城到我们那里的村村通班车还有最后一趟，我急忙跳上了一辆中巴汽车。
几年没有回来了，上次回来时刚刚修好的沥青公路，竟然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残缺不全了。几十里的路程颠得我头昏眼花，不知是不是跟中午喝的酒有关，等我从村西的桥头停车点跳下车来，头顶的天空竟然在隆隆地转动。
虽然有点头痛，我还是想起了自己临走前女儿的话，就掏出那廉价的墨镜戴上。天一下子黑了许多，但四周的一切还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村路上很少有人走动。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剩下的多是老人，这个时候他们也因为腿脚不便利，不是坐到电视机前，就是已经在床上躺下了。
不远处就是自己朝思夜想的老宅院的那条小巷子了，想到马上就要看到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我那两腿刚才还微微有些发酸的腿，陡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巷道里颤颤巍巍走了出来，虽然这身影是如此地熟悉，但我还是为这身影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我刚想上前喊声“母亲”，但女儿的话再次在我耳边响起，就抖擞精神，装作一个过路人的模样，大大咧咧地就要与母亲擦肩而过。我刚要低下头看看母亲的表情，母亲突然发话了。
“年轻人，是不是要租房子啊？”母亲拄着我上次回家时给她买的拐杖，仰着核桃核儿一样皱纹纵横的脸问我。
“是啊，”我突然想跟母亲开个玩笑，就算是我预先送给母亲的一个生日礼物吧，便拿腔拿调儿。“就是不知您老的房子租金啥样价格。”
“不高，可便宜了。”母亲缓缓地扭转身，指指路边的二层小楼说，“我一个老太婆，也住不了这么多的房间，还有一个高围墙，安全着哩。”母亲向我竖起两根手指，“您一个月给二百快钱就行了。”
“不行！”我故意使出一种挑剔的口吻说，“你这里既不是城镇，又不是近郊，几间破屋一个月还要二百！”
“上次一个城里的年轻人就在村里租了房，一个月要交三百哩。”母亲看着我的脸，疑疑惑惑地说。
“那年轻人是吃饱了撑的吧？”
“才不是呢。”母亲说，“那家在城里的旧房因为征用拆迁了，一时没有地方住，就跑到我们这里租房了。那人说，反正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了，乡下空出来许多房屋，不愁组不到便宜的房子，就来租房子了。”
“我也是房屋拆迁了，到乡下找房屋的。”我灵机一动，接上了母亲的话茬儿，“但你们这儿离城里太远了，我看还是到城市近郊去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副要走的样子。
“一百五，您看行不行。”母亲讨价还价起来。“你瞧这围墙，多高，多整齐；院子里种着桃树、杏树、苹果树，一年四季都有花儿，有果儿，景儿也好。你看，”母亲一指自家的宅院，“紧贴着公路，交通又便利！”
“不租！”我故意做出无回旋余地的神情。
“那……那就一百吧。”母亲巴巴地盯着我的两片大墨镜。
“不租就是不租。不是跟您说了嘛，您这里离市区太远了，不方便！”我故意用生气的语调对母亲说，“您这位老人家——真是的！”
母亲突然不说话了，她拄着拐杖，失望地低下头，似乎在想着什么。我觉得戏已经演得差不多了，正要喊一声母亲。突然，母亲上前拽住了我的衣襟，手臂的颤抖通过衣襟传递到我的全身。“孩子呀，大妈一分钱都不要了还不行吗，只要你和你的家人能够住进来。”我一下子愣怔住了，不知母亲这是怎么了。
“我一个死老婆子，整天守着一个空院子，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都快要把我憋疯了呀！”母亲竟然呜咽出来了，“孩子，只要你一家能够住进来，我情愿给你们当老妈子，替你们全家端茶送水，打扫卫生，你看我，”母亲将手里的拐杖一丢，差一点跌倒，“别看我上岁数了，可我还什么都能干，又不要你们的工钱，好不好——咹？”
我的双膝一软，“噗通”一声在母亲面前跪了下来，那副墨镜在我摘下的同时，在坚硬的地上被我按个粉碎！母亲刹那间惊呆了，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是女儿打来的。
“爸爸，到家了吧？”
“嗯。到……家了。”
“怎么样，效果是不是非常惊人呀？”女儿巴望的眼神似乎此刻就在我眼前闪现。
“没错儿，是太惊人了，你把奶奶都惊喜得快不认识自己是谁了。”我一边跟女儿说话，一边小心地看着母亲。
“哇塞！”只听女儿在电话里哇哇叫地喊着说，“我太有才了，我佩服死我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