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5)

作者:(法)罗曼·罗兰    更新时间:2013-08-06 15:23:46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作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的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末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艺儿,象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的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她对着平民弹奏德彪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象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干吗我就不能象你一样的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牲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吗,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象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院望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对岸,卢佛宫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窿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象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象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奇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卢佛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小名片。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象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岂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的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象饱闷,又象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罗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起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起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起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象埃达·迦勃勒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的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的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象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做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其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拚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做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做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曲谱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片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瓦格纳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瓦格纳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见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象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的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的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的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的说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薰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佛罗伦萨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象范洛几沃与弥盖朗琪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格弗里德。——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的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象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平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平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的响起来了。扫罗抑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悄悄的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的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的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的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的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贫弱,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演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壮健的美妇人;但她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她才唱了几节,他已经断定她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扬扬的问:“那末你是满意的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请你客客气气的通知她;你们是搞惯这一套的……你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罢?” 

  那位经理不由得愣住了,望着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开玩笑。 

  “噢!你这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克利斯朵夫问。 

  经理跟高恩俩睒了睒眼睛,神气很狡猾:“她多有天分!” 

  “一点儿天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没有!……这样好的嗓子!” 

  “谈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着说。 

  “我需要一个大卫,一个懂得唱的大卫;不需要美丽的海伦,”克利斯朵夫说。 

  经理好不为难的搔搔鼻子:“那很麻烦,很麻烦……可是她的确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我敢向你担保。也许她今天不大得劲。你再试一下看看。” 

  “好罢,“克利斯朵夫回答;”可是这不过是白费时间罢了。” 

  他重新开始练习。情形可是更糟。他几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终了:他烦躁不堪,指点女歌手的口气先是还冷冷的不至于失礼,慢慢的竟直截了当,不留余地了;她花了很大的劲想使他满意,对他装着媚眼皮怜,只是没用。看到事情快要闹僵,经理就很小心的出来把练习会中止了。为了冲淡一下克利斯朵夫给人的坏印象,他赶紧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献殷勤;克利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烦,神气专横的向他示意叫他过来,说道: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我不要这个人。我知道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可是当初不是我挑的。你们去想办法罢。” 

  经理神气很窘,弯了弯腰,满不在乎的回答:“我没有办法。请你跟罗孙先生去说罢。” 

  “那跟罗孙先生有什么相干?我不愿意为这些事去麻烦他。” 

  “他不会觉得麻烦的,“高恩带着俏皮的口气说。 

  接着他指了指刚在门外进来的罗孙。 

  克利斯朵夫迎上前去。罗孙一团高兴的嚷着:“怎么?已经完啦?我还想来听听呢。那末,亲爱的大师,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回答。“我不知道向你怎么道谢才好……” 

  “哪里!哪里!” 

  “只有一件事不行。” 

  “你说罢,说罢。咱们来想办法。我非要使你满意不可。” 

  “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咱们自己人,不妨说句老实话,她简直糟透了。” 

  满面笑容的罗孙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他沉着脸说:“朋友,你这个话真怪了。” 

  “她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克利斯朵夫接着说。“没有嗓子,唱歌没有气,没有技巧,一点儿才气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听到!……” 

  罗孙的态度越来越冷了,他截住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声音很难听的说:“我对特·圣德—伊格兰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个极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风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见解。” 

版权方授权华语文学发布,侵权必究
(快捷键←) 上一章 返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