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字浇铸的心影
曾心
（一）
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但走什么路却可以由自己选择与决定的。
我很羡慕有些人，出生书香门第，禀赋早慧，什么三岁能背唐诗，六岁能看《红楼梦》，八岁能阅《古文观止》……由于我是出生在农民家庭，父母不识字，孩子又多达一打。我到了八岁，还不识一字，只懂得耕地、锄草、戽水、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到了九岁，爸妈要我进华校念书，说是“九龙吐珠”。可能我没有拜“孔老夫子”，进了联侨学校，只读两个月，学校被封了，结果我又在家里跟着爸妈在蓝天底下拿锄头了。
有一天，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自称卢先生，问村童要学习华文吗？学费随意。经他口头一“宣传”，不到三天功夫，卢先生手下便有七八个“小兵”。我们的课堂设在一棵大榕树下，每天中午上两小时，自带凳子，没有课本，老师在小黑板上写，我们就把簿子放在腿上抄。抄得歪歪斜斜，老师不管。但抄错了，老师非要你改到对不可。这样的上课，不到半年时间，也学了几个方块字。奇怪，这位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卢先生，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二岁那年，我才算入了光华学校。当时学校离家很远，需要走一段火车铁路，还要越过一片坟地荒野，往返步行需要两个多钟头。中午吃饭成问题，而大姑丈同意中午到他家里用午餐，问题才解决。
在正规学校里，虽名为华校，但实际上以读泰文为主，每天只有两节华文。而我偏偏对方块字情有独钟，每次考试华文成绩都在前三名，而泰文却在十名以下。于是，我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笨鸟” ，为了实现自己对方块字的求知欲望，便跟着当年的一批年青人，偷偷‘先飞”了，飞到北方的龙国去。
（二）
由于在泰国念的方块字不多，别说会写，就连听也有一定困难。刚到那里，便先进行文字的“扫盲”。在集美侨校补习后，便考上集美中学。后又考上重点中学——厦门一中。记得有一次，学校开“树雄心，立壮志”的演讲比赛，我被推荐为班上的代表，一时雄心也高过于天，誓言要当“中国的鲁迅” 。
从此，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一心便扑在文艺的书堆里开始与文学“恋爱”了。高考时填表的三个志愿都是中文系，结果被录取第二志愿——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
大学二年级，系刊《鼓浪》举行征文比赛，我以短篇小说《展翅飞向光明》而获奖。第一次获奖的我，走上领奖台犹如走上文学宫殿，顿觉文艺天空亮丽，群星闪耀！
不久，我便被《鼓浪》聘为编委，当时的主编是刘再复(著名文学家、学者)，编委共有十二名。现在还有联系的如香港诗人、《文学报》主编张诗剑；中国散文家、厦门作家协会主席陈慧瑛；福建《论坛》杂志社副总编包恒新；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兴宅等。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中医学院。从“文”到“医”，近乎不对口。由于工作需要，又“迫”我不得不去学医，并从事医史研究与教学。
没想到，在医史领域里，我却发现在“医”与“史”之间，有一个空间地带，尚很少学者去进行“开垦”。这中间地带可谓是“边缘科学”，既涉及“医” ，也涉及“史”，还涉及“文”。于是，我与另一位教师便钻了这一“空子”，合写了《名医治学录》一书，共十五万字在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印数一万册。两年后，又出版了我另一部著作《杏林拾翠》，十一万字，印数一万五千册。
（三）
不知是命运的注定还是嘲弄？这两本书出版后，我又回到出生地。唉！一切又从新开始。
大家都知道，在泰国靠笔杆子吃饭，饭碗是会跳舞的。为了立足于社会的生存而搏命，我只好弃文经商、从医……三十六行，我不知干了几行，自己也记不清了。
直至后来生活较宽裕，孩子也长大，没有后顾之忧，我那颗久被生活所迫而弃之于脑壁冷处的文艺种子，又不安常处顺了，又似乎在渴望破土而出！
适逢一九八八年，新中原报举办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牌奖征文比赛。我的心霍然痒起来，写了《杏林曲》，并用笔名曾心。因为那时候我正好与同仁合办一所泰中医疗服务中心，我便取其最尾一字——“心” ，凑成笔名。此文是冷冻得近乎僵化了的笔，写成的第一篇文艺作品，虽然获奖，但我总觉得除内容还可取外，其他都不值一提，尤其文字呆板得很！
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时我已进入知命之年，明知搞文学也不会有什么名堂的，目的只想不要丢掉自己的爱好，能从“理想国”里寻找一点精神的享受与寄托，从“文学原乡”中寻找一些心灵的温馨和“回归”的情趣罢了!
于是，我重拾旧爱，又与文学续缘，既写小说、散文，又写诗歌、评论，再度进入“沉醉不知归路”。
(四)
我写散文比写其他文体要晚些，真正投入写散文是九十年代第三春才开始的。那年，我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福建，包括厦门、集美——那里既是我获得智慧的源泉，也是燃烧我的青春，告别我的青春的地方。
回到老地方，有许多感受，触动我手中之笔又摇动起来。回来后写了几篇散文，如《一飞冲天的白鹭》、《猴面鹰哀思》等，受到文友的好评与鼓励。自己也觉得写散文更能直接抒发人生的阅历。之后，我渐渐爱上它，不仅喜欢读，而且也多写了。
不知是阅读多了，还是多年练了气功，竟然在一些中外名家的散文中，似乎感悟到隐动着一股令人神往的流动的“气” 。这种“气”在字里行间飞动，凝聚而散发出了“神”。这种既似有迹可寻，又似难以捉摸的“神”，迹近一种散文心的升华，一种“传达出生命的不息运动，灵魂的顽强拼搏和内心的深沉呼唤 ”。
不久前，刘再复学长在给我的信中说：“你的散文展示的正是一个平实而美丽的有情世界。” 还说：“你的散文是有童心在的。”这虽是出自对我鼓励的美言，但“有情”与“童心”却是我心灵双轨的追求。我觉得有爱对世界才有情，情是从爱中漫溢出来的琼浆。有童心，尤其是“在拥抱知识之后又能返回孩子的状态”，才能有纯爱，有纯情。
因此推动这双轨追求的动力则是爱：“爱是文学的最初的源头，又是文学最后的实在。”(刘再复语)爱，在我的散又中，甚至在我的生命里是一个最美好的方块字。
由于我的职业关系，经常跟病人接触，有的病人喜欢认定某个医生，一有病就来找，甚至把家里几代人的公孙，一患病也带来看。现在我虽没开诊所了，但他们还喜欢找我问病谈天，有的还带来他们自己制作的“手艺”，包括小礼品相赠。我把这些往来，当作是对我劳动的“尊重”，也是人间难用金钱买到的‘爱”。于是在我的笔下常出现一些病人与医生的交往与情谊，如《一坛老菜脯》等。故评论家古远清把这一类的作品称为“医学散文”。
散文家梦莉把我的《心追那钟声》一类游记归为“追寻篇”。这“评”倒得我心。我觉得游山玩水是一种属眼见之乐，这是可得之乐；还有一种想得之而不一定能得之的内心之乐则是“追寻之乐。这种心境，正如本生所说：“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
也许由于我有返归自然与崇尚自然的潜意识，总觉得自然有一种神工鬼斧的能耐。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天然的美，而这种美是能工巧匠无法雕琢出来的，故此，觉得最美的语言还是要还原于自然。评论家兼诗人龙彼德说我的散文的语言“讲究生活原生态”， 这是知心之论。
但语言这东西，不像学书画，可以临摹。如我很喜欢孙犁、丰子恺、贾平凹的语言，可就学不到其味其韵。因为语言这东西，我觉得不仅与作者的个性、情感有关，而且与其出身、环境、经历、职业、日常用语有关。比如我是曾在两个国度生活过的，不仅会用两国的语言与文字，还加一种方言——潮州活。所以，在我用方块字来写作时，有意无意便会在顺其生活的真实中，流露出一些“杂色”来。
(五)
回顾自己加入湄南河文艺队伍以来，手中的笔，便没停过，商务忙时少写，闲时多写。近五年来，共出版了三本集子。即小说散文集《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曾心文集》(鹭江出版社)，散文集《心追那钟声》(泰华文学出版社)。
去年，我写了一首小诗“六十自吟”，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
爬天梯
摘星星
揽日月
已成烟云
在风雨中
在泥泞里
趑趄不前地走着
既走不出条路
又找不到一方净土
惘然回首
在湄南河畔
还印有几步清痕
用方块字浇铸的心影
二000年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