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匆匆，转眼就到退休年龄，才想起编印这个集子。
没想到这辈子会跟戏曲结缘。父亲是乡村医生，母亲是地道农民，遗传因子中决无丝毫戏曲的影子。我老家在长江入海口的黄海之滨启东县（现已改市），乃是块开发不到百年的新垦地。历史不长，文化根基很浅，没有传统的地方戏曲。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仅看过两次戏曲，一次在母校海复初级中学（现名东南中学）的大礼堂里看我国第一部彩**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另一次在海复镇新建的简陋的剧场里看锡剧《九件衣》。这是江南过来的一个锡剧戏班演的(后来这个戏班留下来，成为启东锡剧团）。这两次看戏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美不胜收，后者催人泪下。55年考取苏州高级中学（现名苏州中学）后，看戏、看电影的机会虽然多了，但我没有钱。那时学习生活费主要靠叔叔、舅舅、小姨等帮助，因此连几毛钱一场的电影也舍不得看，哪敢多看戏。记得三年高中只看过两台戏，一台是江苏锡剧团的《红楼梦》，一台是北方某剧院演出的话剧《同甘共苦》，水平都很高。
高中毕业在苏州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之后，打点行李准备回乡之际，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一则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的招生广告，报名、考试的时间正是我回乡途经上海之时，何不趁机在上海免费住几天！倘若高考落榜，在家务农，以后很难有机会再到城里来玩了。三年在苏州读书，每年寒暑假回乡必经上海，但都是坐三轮车(不敢坐电车、公共汽车）直接来往于大达码头和北站之间，大上海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刚蒙蒙亮，坐在三轮车上匆匆穿过上海市区，一股难闻的气息扑鼻而来，街头巷口倒马桶的吆喝声、刷马桶的嘈杂声不绝于耳。我知道这不是大上海的主要特色，她还有繁华热闹的街市，我想借报考戏剧学院之机玩几天，认识一下真正的上海。
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的千余名考生，来自全国各地，远至新疆、北京；不少是大学毕业已有资历的人才。看到他们把一叠叠发表的作品送上去时，我惊叹不已，自惭勿如；听到他们如数家珍般讨论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时，我如入五里雾中。无知也无求，倒也玩得轻松。因此当熊佛西（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等一排专家教授面试时，我无拘无束地自由发挥了一通，不存任何录取幻想，考毕走路。
全国统考录取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自知不是当教师的料子，但能读大学总是好事。听说扬州比启东冷，母亲特为我做了厚厚的新棉裤。正要启程，忽又接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于是又改去上海。一个幼稚的不懂戏剧是何物的农村青年学生，怯怯然跨进了艺术大门，踏上了艰苦跋涉一辈子的戏剧之路。
戏剧学院读书时，正遇全国大跃进。就在学院校园里，我们跟老师一起筑炉炼钢。记得熊佛西院长从北京开会回来，还亲自到我们的炼钢炉前来鼓动。炼过钢铁又下乡，开河、挑泥、割稻是常事。劳动多些受锻炼，有好处。但读书难免要受影响。记得给我们上过课的学院内外老师有： 熊佛西、顾仲彝、吴仞之、魏照风、陈汝衡、刘厚生、冯少白、周玑璋、蒋星煜、何慢、章培恒、陶雄、成容、张丙昆等等。大跃进时代有个好处，思想解放，大胆实践。六十年代刚开始，我被学院调去参加一个创作组，跟随陈加林、徐闻莺两位老师，和导演朱端钧老师一起，下生活、访先进，谈结构，拟提纲，写初稿，改本子，看排练，听意见，这就是我参与编剧的第一个大戏： 话剧《我们就是神仙》。这两个多月的实践，真是胜读几年书，我从老师们亲切随和、毫无保留的身传言教中学到了许多。如今，朱端钧老师、徐闻莺老师都离世好几年了，每每想起他们，不胜感念。
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越剧院工作，至今整整三十七年，与本来十分陌生的越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前的几年主要是深入农村、部队，跟农民、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特别是65年，作为中宣部组织的华东文化工作队十人中的一员，编入援越抗美部队，开赴越南前线，跟高炮兵、工程兵一起生活、共同战斗的十个月，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岁月。从越南归国不久，“文革”大批判的炮声就炸响了。因此，真正的戏剧创作是从“文革”后开始的。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我们即去湖南深入生活，到77年春回沪时，就带回了《忠魂曲》的详细提纲。收入这本集子的戏和文，除了两篇文章写于“文革”之前，其它都是“文革”之后二十二年内写的。这二十二年内，88—97年担任了剧院副院长，耗去了许多宝贵时光。要是把这十年里的全部心思用在剧本创作上，我相信会写得更多些，更好些。
61年我到越剧院工作时，剧院有四位老编剧： 徐进、庄志、成容、陈羽；六位老导演： 吴琛、黄沙、钟泯、陈鹏、朱铿、石景山。他们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特别是徐进老师，他是越剧《红楼梦》的编剧，我喜欢他的剧本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三十多年，耳濡目染，他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跟他学习、合作了《泪雨春花》、《瑞云》两个剧本和30集越剧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深受教益。为了记住这段师恩，纪念这份情谊，特将徐进老师定稿的《瑞云》收入这个集子。
我的剧本水平很一般。有幸得到剧院领导和导演、演员、作曲、舞美设计等大力支持和热情扶植，得到文艺界师友的帮助，大多才未夭折。尤其跟袁雪芬院长、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金采风、吕瑞英等越剧表演艺术家的合作或共事过程中，使我渐渐了解越剧，热爱越剧，使得我这些稚嫩的越剧幼苗得以在艺苑中成活，在舞台上演出。有的戏演了一百几十场，从沪、江、浙演到香港、台湾和泰国。因此，在整理编选这些剧本时，十分感激我的艺术合作者，十分怀念我的前辈、老师，包括母校苏高中的语文老师张文伯，更难忘关爱过我的许多亲友和越剧观众，他们的真挚情谊将永记在我的心间。
文章是我编剧之余的学习心得、思考记录。没有什么理论，没有深入研究，只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看法，有时难免偏颇。还写过明显刻着时代烙印、观点错误的文章。回顾三十多年，这些文字竟然也花去了我许多心血和精力，所以也选了二十余篇，算是对自己有限生命的一个交代： 并未在灯红酒绿中虚度岁月，耗费生命，而常常在茶余饭后孜孜以求，苦苦思索。
没有收入本集的电视剧的创作，近年来渐从业余发展成主业，已经成为我新的课题，新的天地。因为电视剧的观众更多更广，社会影响更大，我乐意尝试，愿为更多的人民大众服务。
不论戏曲、电视、文章，一切写作得以顺利完成，都离不开我妻陆枫的宝贵支持。她既是家中辛苦的后勤部长，又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兼审稿人，因此这些不起眼的芳园小草，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虽不鲜艳芬芳，但总是心血浇灌出来，尤其白头渐老时，当可珍作一份纪念。
最后，特别感谢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周育英同志的大力扶植！特别感谢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的热情关心和珍贵帮助！
作者
1998.9.6.
记于上海裕德路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