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的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道：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的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象父亲，也不象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象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决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情达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
“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罢；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什么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决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其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徬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象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首下心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末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的调度这笔积蓄，来度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的唱起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齐的诗；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的过去了；而我的确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很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他把集子题做：《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的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利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纳，不胜慵懒的萨皮纳，还有那不知名姓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三十阕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入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一般老实人最怕”特点“，凡是没有性格的东西，他们认为高明多了。）
这些歌的词句是十七世纪西里西亚诗人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它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迫使他心折，那是象两兄弟般的，都在三十岁上夭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明，高加索和伊斯法罕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暴，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佯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克利斯朵夫所取材于冈特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号叫；取材于弗莱明的则是象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象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心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十四行诗，题目叫做《自献》的，尤其为克利斯朵夫当作早祷一般讽咏不已。
虔诚的保尔·格哈特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鹳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的散步，燕子和白鸽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辞，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象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急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格哈特为之骇然的。
乐器终于付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利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利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的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利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器，不知道怎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什么主顾的，也一点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倒配搭得正好。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他要求克利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利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末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乐器藏在栈房的尽里头。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卖掉。
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利斯朵夫先得想法填补亏空；而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并且积蓄也没早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鲁意莎不得不流着血汗来帮助儿子。他看了难过极了，只想不惜牺牲赶快把债料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教课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的接受了。
那是个带点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代价就能把克利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面上很客气，钱却是出得很少。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指出这一点，校长便和颜悦色的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更多的报酬。
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们以为他们的子弟会弄音乐，使学生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教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利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尽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其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他们可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没有方法教他们听话，他缺少威严；其实他也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结结巴巴的歌唱不感兴味，想立刻和他们解释乐理。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学生和他一起在琴上弹一阕贝多芬的交响曲。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大发雷霆，把学生从琴上拉下来，自个儿弹上半天。——对于学校外面的私人学生，他也是同样的作风：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譬如他对一个以贵族出身自豪的小姑娘说，她的琴弹得跟厨娘一个样；或是写信给学生的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教了，说这样没出息的学生，要他再教下去，他会气死的。——这套办法当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绝无仅有的几个学生也跑掉了；他不能把一个学生留到两个月以上。母亲数说他，要他答应至少别跟学校闹翻；倘使丢了这个位置，他简直不知怎么糊口了。所以虽然心里厌恶，他只能勉强压着自己，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事。可是一个蠢得象驴子似的学生在同一地方犯到第十次的错误，或是要他为下次的音乐会拿一段无聊的合唱一遍又一遍的教学生（因为人家不放心他的鉴别力，连编排节目的权也不给他），那他真不容易遮盖心中的思想。不用说他是不会热心的了。但他还是硬撑着，一声不出，皱着眉头，冷不防用拳头敲敲桌子，使学生们吓得直跳，算是发泄一下胸中的怒气。有时这种苦水实在太苦了，咽不下去；他就在半中间拦着学生，嚷道：
“得啦得啦！这东西别唱了！还是让我来替你们弹弹瓦格纳罢。”
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等他一转背，他们就玩起纸牌来。结果总有一个学生把这种情形报告校长；于是克利斯朵夫受到埋怨，说他在这儿的任务并非教学生爱好音乐而是教他们唱歌。他气哼哼的听着这些教训，终于忍受了：因为他不愿意决裂。——几年以前，当他的前程显得光明，可靠，但实际上还一无成就的时候，谁又敢说，等到他一朝有了点价值，就得受这样的委屈？
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不容易受的苦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就堵得慌，再没勇气去访问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利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着一副老起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利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也相信他们的见解是不错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的确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利斯朵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到。第一次，克利斯朵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臭的装死，还一相情愿的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的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
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各人的级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邻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品。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种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浓厚，也差不多一样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利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好，有时勉强装着傻笑，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做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理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的在那里纳闷。两人只望着客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看到。过了一会，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呵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两对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彼此会心的瞅了一眼。他望前走了一步。她轻轻的对他说：
“你觉得这儿有劲吗？”
他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她大声笑了出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教他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名姓。原来她是本校生物学教员莱哈脱的妻子，新近到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她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她象喜鹊一样的多嘴；他也兴致很好的和她对答；她的爽直教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发噱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虑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岂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的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样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
最后莱哈脱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奇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迸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节之间停下来。
他们结婚才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的眼风，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外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利斯朵夫等这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利斯朵夫先是用说笑话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各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死了，好象走了几十里路。莱哈脱太太回答说，心里不快活就更不应该立刻睡觉：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让步了。他在孤独的环境中很高兴遇到这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大聪明，可是老实，殷勤。
莱哈脱夫妇的家也象他们一样好客：礼数太多了一点，到处是标语。桌椅，器具，碗盏，都会说话，老是翻来覆去的表示欢迎“亲爱的来客”，问候他的起居，说着好多殷勤的和劝人为善的话。挺硬的沙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靠枕，在那里怪亲热的，悄悄的说：
“您再坐坐吧。”
人家端给他一杯咖啡，杯子又劝他：
“再来一滴吧！”
盘子碟子盛着很精美的菜，同时也借机会替道德作宣传。有的说：
“得想到全体：否则你个人也得不到好处。”
有的说：“亲热和感激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使大家憎厌。”
虽然克利斯朵夫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子也忍不住要勾引他：
“这儿可以让烧红了的雪茄歇一歇。”
他想洗手，洗脸桌上的肥皂就说：
“请我们亲爱的客人使用。”
还有那文绉绉的抹手布，好似一个礼貌周到的人，尽管没有什么可说，也以为应当多少说一点，便说了句极有道理而不大合时的话：“应当早期享受晨光。”
临了克利斯朵夫竟不敢再在椅子上动一下，唯恐还有别的声音从屋子的所有的角落跑出来招呼他。他真想和它们说：“住嘴罢，你们这些小妖怪！人家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推说是想起了刚才学校里的集会。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主人难堪。并且他也不大容易发觉人家的可笑。这般人和这些东西的好意的噜嗦，他不久也习惯了。你有什么事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人都那么好，也不讨厌，即使缺少点儿雅趣，可并不缺少了解人的聪明。
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多久，觉得很孤独。内地人往往有种可厌的脾气，不愿意外乡人不先征求他们的同意——（那是规矩）——就随随便便闯到地方上来。莱哈脱夫妇对于内地的礼法，对这种新来的人对先住的人应尽的义务，没有充分注意。充其量，莱哈脱可能当做例行公事一般的去敷衍一下。但他的太太最怕这些苦役，又不喜欢勉强自己，便一天天的拖着。她在拜客的名单上挑了几处比较最不讨厌的人家先去；其余的都给无限期的搁在那儿。不幸，那些当地的要人就在这一批里头，对于这种失敬的行为大生其气。安日丽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丽丽）——态度举动挺随便，怎么也学不会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她会跟高级的人顶嘴，把他们气得满面通红；必要时也不怕揭穿他们的谎言。她说话最直爽，并把心里想到的一起说出来不可，有时竟是大大的傻话，被人家在背后取笑；有时也是挺厉害的缺德话，把人当场开销，结了许多死冤家。快要说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想忍着不说，可是已经说出口了。她的丈夫可以算得最温和最谦恭的男人，对于这一点也怯生生的跟她提过几回。她听了就拥抱他，埋怨自己糊涂，认为他说得一点不错。但过了一忽她又来了，而尤其在最不该说的场合和最不该说的时候脱口而出：要是不说，她觉得简直会胀破肚子。她生性是和克利斯朵夫相投的。
在正因为不该说而说的许多混话中间，她时时刻刻要把德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作些不伦不类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旗息最重的），——可是生长在亚尔萨斯，和一般法国籍的亚尔萨斯人很有交情，受着拉丁文化的诱惑；那是归并地带内的多少德国人都抗拒不了的，连表面上最不容易感受拉丁文化的人在内。也许因为安日丽加嫁了一个北方的德国人，一朝处于纯粹日耳曼式的环境中而故意要表示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诱惑力对她格外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