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拍摄一部《鲁迅传》曾经是那一代文化界人士的梦想。陈白尘受命参加电影《鲁迅传》创作组，并担任了主笔的重任。在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过程中，他和叶以群等创作组的成员殚思极虑，在传达官方政治理念和尊重历史尊重艺术的矛盾与艰辛中艰难跋涉。最终却是无功而返。
陈白尘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著名的戏剧教育家。他在讽刺喜剧方面的扛鼎之作《升官图》曾经轰动了40年代的山城重庆。《升官图》开一代先河，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代表作。1988年庆祝陈白尘80华诞时，南京重演了这部经典喜剧。舞台上贪官污吏群魔乱舞，使观者联想到现实中弥漫的腐败现象。观众在笑声中思索。感受着半个世纪前的一出戏剧对现实的震撼。演出结束后，陈老登台演讲。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生活中消除了腐败之风，我这个戏也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希望《升官图》这样的戏以后会丧失演出的现实意义！”他的话在剧场中引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陈白尘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擅长处理历史题材，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宋景诗》、历史话剧《大风歌》,和根据鲁迅同名小说《阿Q正传》改编的电影及舞台剧都享誉盛名。他不仅是中国的一代喜剧大师、中国讽刺喜剧的开山鼻祖，在“文革结束后，他还主政南京大学中文系，并成功培养出一大批新时代的戏剧人才。
第一次见到陈白尘是1979年为父亲叶以群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那次巴金先生在会上宣读了悼词，陈白尘专程从南京赶来。追悼会结束后，巴金、陈白尘等前辈陪同我们家属护送父亲的骨灰到龙华烈士陵园安放。那时陈白尘已年逾古稀。后来又见过一次陈白尘，他出差到上海，住在东湖宾馆。作协的郭信和通知母亲，说他想见见我们。于是母亲和我一起去看他。他和蔼可亲，见面中还和我们聊起三十年代在上海和父亲的往事。他特别说：那个张春桥坏得很，是我和你爸爸介绍他加入了”左联”，他当时不懂外文，办杂志还找你爸爸帮他的忙。陈伯伯重提旧事，是因为”文革”之初，正是这个张春桥主导了对父亲的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致他于死地。也是这个张春桥在“文革”之前宣布解散了《鲁迅传》摄制组。
陈白尘伯伯与父亲结识于三十年代，但是更紧密的合作是1960年创作电影《鲁迅传》剧本时。那时父亲以群是创作组组长，陈白尘是剧本执笔者。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超越鲁迅”的口号。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先了解鲁迅、学习鲁迅，才能谈到所谓的“超越鲁迅”，为此，他指示上海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拍摄一部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鲁迅。
1958年12月，叶以群写出了电影剧本《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由于以群是历史的见证人，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也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鲁迅充满历史难度,于是他的最初剧本只是力求客观表现在风雨如晦的旧上海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后来以群的剧本被认为太像记录片，于是成立了庞大的创作组,请来了著名剧作家陈白尘，进行重新创作。可是各种意见提供给创作者的依据却又是莫衷一是。
1960年初，叶以群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剧本的情况，周总理指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就指派上海电影局长张竣祥和叶以群在1月7日晚上邀请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拍摄反映鲁迅一生的电影。
在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唐弢、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周总理在听取有关人士的汇报后，指定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夏衍担任顾问团团长。
1961年年初，《鲁迅传》摄制组(筹)成立，决定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鲁迅传》(上下集)，摄制组中汇集了全国电影界的精英：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白尘、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集体编剧，陈鲤庭执导，1963年，电影《鲁迅传》已经选定摄制阵容：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扮演阿Q。
可是如何定位鲁迅始终是创作组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最初以群根据周总理的嘱托写出了初稿《艰难的岁月——鲁迅在上海》。主要集中描写了鲁迅在上海的艰苦生活。以群三十年代一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与鲁迅是相识的。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曾经记录过与鲁迅的几次见面。
一九三二年，以群在上海担任左联组织部长时，曾因工作关系，多次见过鲁迅。一次是陪同鲁迅去一些爱好美术的青年组织的画会演讲。还有一九三四年，二十三岁的以群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遭人污陷失去了与gcd上级组织的联系。就在他工作没了着落，失去生活来源的困境下,他叩开了四川北路上鲁迅寓所的门，他想请鲁迅先生代他转一下关系，使之与组织接上头；并且想向先生借些钱。
记得那天鲁迅坐在书房里半旧的圆椅上，一面吸着烟，一面不停地对以群讲着和他关涉的一些文人的故事。
说到自己常常被人骂的事，鲁迅说：“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什么‘讽刺’，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平常应酬场中，问到别人的姓名籍贯，总是‘贵姓大名’，‘府上哪里’；你说了姓名，别人不管有没有听见过，总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样冷僻的乡村角落，人家总是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认为老实话，其实这明明是：‘讽刺’。真的‘讽刺’，不称‘讽’'，于是老实话反变成‘讽刺’了!”鲁迅毫无倦意地滔滔说着，每一段话都像一篇经过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说来，却又是毫不费思索的。
可是以群没有心思去听鲁迅的妙言，他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坦率地告诉了鲁迅。
鲁迅立刻说：“我这里只有十块钱，你先拿去用一下，我现在也刚刚弄得没有钱，迟两天，可以再想些办法。”
“十块钱已经很够了，”其实以群最多也只希望借到十块钱，可是一听鲁迅自己的窘迫状况，以群又迟疑了，“先生，您自己呢?”
“我不要紧，我不要紧。”鲁迅坚决地说。
以群拿了钱就要走，鲁迅又叫住他，“送本书给你，很可以看看。”他说着，一面解开一个包袱，拿出一本用日本式的黄色硬纸套装帧的书，书脊上印着三个红字——《引玉集》。
以群接过书，打开翻了一翻就想走。鲁迅又急忙把书拿过去，整整齐齐地包好，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给以群。
1960年筹拍《鲁迅传》，周恩来总理接见创作组长叶以群时，总理问叶以群：关于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的笔战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处理？以群说：想避开矛盾不写。总理说：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能回避。……在党的“六大”以前，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党员受左的思想影响，与鲁迅打笔战。党中央发现以后，及时解决，最后坏事变成好事，促进了上海革命文艺界的大团结。……最早发现这个问题，向党中央报告的，是恽代英同志；具体处理这一事件的，是李立三同志。他们的功不可没。潘汉年在这个问题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问题在影片中可以接触一点。这不要紧，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而的经验。当然，写得太多是不好的……在周总理于1960年4月3日解答《鲁迅传》创作组的疑难问题并就影片的基调作出详细指示之后，4月8日，《鲁迅传》顾问团团长夏衍召集创作组开会，讨论剧本的提纲。夏衍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整个戏最主要的两点：第一，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第二，是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鲁迅的进步实际上是靠拢党，思想上起了变化的结果。鲁迅和党的关系早在广州就开始，不是直到左联才开始的，更早的还有李大钊，这条线应该写出来。”
夏衍强调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发表于1940年1月，当时他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可是，在获得了政权之后的1957年，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曾经在1933年苏区拜会过毛泽东的著名翻译家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因觉得自己历史上与毛泽东相识,便斗胆提出了一个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著名电影艺术家黄宗英是那场历史对话的现场见证人，她回忆道：”我看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罗稷南:‘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幺——’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当年斗胆向毛泽东提问题的罗稷南不但没有惹上麻烦,反而因为毛泽东主席的一句“你现在怎么样啊？”从被打成右派的险境获得解脱。
所以等到陈白尘在反右之后创作《鲁迅传》，坦率地说，不论是以群还是陈白尘，都没有发挥的余地。鲁迅如果还想走上荧幕，就只有一种可能，他是革命的同路人，除此之外的结局，毛泽东已经说得明白。
陈白尘在写出剧本二稿,周扬看过剧本之后，在3月19日找叶以群和于蓝等人说了几点意见：主旨是凡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的地方，没有确实根据的，不要随便编造。周扬强调：“总的意见就是这两点：一个是重大的革命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大体上要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真实。至于细节，当然可以虚构。……再一点是革命文学家鲁迅和革命运动相呼应是精神上的呼应，直接联系减少一点，这样才显示出他的伟大，不然，老是人家在帮助他，又是李大钊在跟他谈，又是陈延年在跟他谈，而他自己摸索、奋斗就反而削弱了。”周扬的意见显然与夏衍最初定的大纲完全不同,他正确指出了剧本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写历史人物还是要尊重历史人物本身。
后来夏衍曾经亲自重写了一稿，不过仍然不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满意。
当年正在积极准备扮演鲁迅的赵丹凭着他艺术家的直率，在1961年撰写的《角色自传》和《角色自我设计》的笔记中坦率直言：“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毫无疑问赵丹的话才是真知灼见。但是，陈白尘是“奉命创作”，他在撰写剧本时不得不按照领导人的要求或者说是命令来创作，他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对鲁迅的理解来塑造鲁迅形象。
创作组先后五易其稿，剧本确定下来，获得发表和出版。但是最终在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政治的压力下，摄制组被张春桥宣布解散。难怪陈白尘在”文革”后对我们再度提起这个张春桥。
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为父亲的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一书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中这样描述陈白尘创作《鲁迅传》剧本时的情景：“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糊涂了。”
陈白尘也坦言：“一位前辈曾批评我说：‘你是把他当着最尊敬的人去叙述他，而不是当着你笔下所创造的人物来描写他的。’这也许是的。我现在又能从这状态中超脱出来么?”
鲁迅在历史上是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大学里教书，以小说和杂文在文坛上驰名。他文笔犀利，爱憎分明，不畏惧权势，不阿谀强权，他同情gcd，与gcd的进步文化有联系，并给与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对于他看不惯的事，也语出辛辣，他毫不掩饰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的分歧，并在文章中称他们为“四条汉子”。在情感上他偏向于胡风、冯雪峰……。他与瞿秋白在上海结为挚友，而并不因为瞿秋白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失败下台而受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他是一个活生生，充满血性的人。可是这些陈白尘都不能触及。
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之恋，也不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所容，他倾情于自己的学生时，贤妻还在北京伺候他的老母,鲁迅个人情感上的纠结也不能写。鲁迅具有独具个性的是非标准，不论是朋友，还是进步文化人，与他都有过毫不留情的争论。可是对于年青人他总是热情扶持，出钱出力，甚至为了青年的事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也毫无怨言。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青年导师。他所处的正是中国处于内外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激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可是父辈们所具备的与鲁迅交往的直接经验都无法施展。他们又能写出多少真正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个活生生的鲁迅，以及对鲁迅的感性认识?陈白尘自谦的说，他没有看见过鲁迅的眼睛。我充分的理解他这种说法的理由。尽管他没有和鲁迅交往过，可是他同样身处于那个时代，耳濡目染加上他的才能早已足够让他写出一个具备鲜明个性色彩的鲁迅，可是他又能够有多少发挥的余地。
1980年春节之前，赵丹前去拜访陈白尘，赵丹再次表达了自己渴望有机会扮演鲁迅的强烈愿望，希望陈白尘能够重新修改剧本，使《鲁迅传》重见天日。对于赵丹的愿望陈白尘充满理解,他说：“1961年时，演员阵容无比强大。除了您演鲁迅外，蓝马的李大钊、于蓝的许广平、于是之的范爱农、石羽的胡适、谢添的农民阿有、卫禹平的陈源……都是高标准的人选。但蓝马已不幸逝世，卫禹平也中风在床……”对于赵丹对自己的信赖,陈白尘也非常感激，但是最终他却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不能满足赵丹的愿望。
陈白尘后来在1981年撰写的《一项未完成的纪念——电影剧本〈鲁迅传〉记略》中对自己创作的《鲁迅传》剧本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回答了为什么二十年后自己也无法承担起塑造出鲁迅真实的银幕形象的重任。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原剧本自己既然并不满意，则不会因为它被“四人帮”践踏过，就更加美丽起来。更何况是二十年后重新拍摄，怎能不重新写过?重新写，我有必胜的信心么?
“十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的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自觉的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而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的面目么？”
如果鲁迅走不出那三个“伟大”的光环笼罩,无法恢复他作为自由知识份子的真实面貌,他就不可能呈现所具备的多姿多采的个性色色彩。在思想的禁锢中，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以群不能,编剧大师陈白尘也不能塑造出具有个性色彩的鲁迅。在缺乏个性的创作中，又有谁能够写出心中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