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如果时光倒流，生命重复的话，我是不是还有力量面对那一段双腿不能直立的岁月，在受尽屈辱后依然不屈不挠地爬向那幢大楼？是不是还有勇气在饥肠辘辘时毫不犹豫地接受老山东的大饼和隔壁阿奶的籼米饭，每天每天，如叫花子一般靠善良的施舍赖以活命？
我会不会再涎着脸皮将别人扔在我脚下的硬币，一枚一枚拾起来，在攒足八分钱之后，不顾咕咕叫的肚皮，就去买一张邮票，贴在皱巴巴的信封上，给龚献寄去？
我不知道。
这一切太沉重了。
我不能想象这种重复。如果这一切真的重演，那么我只有被钉死在曾经爬行过的土地上，永远也无法抬起做人的头颅。
然而，在尼采提出过的那种神秘而可怕的永恒轮回观里，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不过，也许在这永恒轮回的世界里，我消失了。也就是说，重负所压迫的，只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可以叫莲莲，也可以叫别的名字。问题是，对这个世界来说，莲莲是转瞬即逝的，无论怎样深沉的痛苦和悲哀，都和朝露一样脆弱，幻影一样轻飘。而女孩子则是永恒的——她的母亲、她的外婆，她的祖祖辈辈……当她还是一个年轻而不安分的女性类人猿，从周口店的一棵树上跳下来，战战兢兢地站在大地上的时候，怎能想到，直立给她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她注定了只能永远压在重负之下，作贴近大地的爬行！
但是，这个女孩子，她有足够的内驱力把生命这个事实延续下去。
每天，我心力交瘁地从县委大院爬回来，首先要做的就是，扶着板凳挺起来，看一眼房门旁边的窗台，看那里有没有信。家里没有信箱，邮递员总是把信件放在窗台上。龚献留给我的信也是放在那里的。他在那封信中说要给我写信。我不能忽视这个诺言。
可是，窗台上总是空空如也。
偶尔，也出现一片枯黄的叶子，那是秋风漫不经心地吹来的。
我不相信龚献会不给我写信。
也许他很忙，也许他碰到了意外的事，也许他把地址弄错了，也许他正在写……总之，他那样爱我，他走得那么痛苦，怎么会不给我写信呢？
他在留给我的短笺中写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不要自毁。惟此才能自救——只有自己救自己。但你首先必须认识自己，珍惜自己。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虽然，我不明白他的话对我每日的爬行生活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相信，以他那样的思想，他那份执著，怎么会随随便便地抛弃自己的所爱呢？
紧抱着这一点希冀，我时时燃烧着自己行将枯竭的血流，日复一日地作新的等待。
整整一条街上的人都认识我了。
有时，在半路上，有人会拦住了问我:“小姑娘，今天怎么样？他们答应给你解决了吗？”
我便垂下头，如实相告：“今天县里开会，他们没空研究。”
或者：“今天统统报喜去了，没碰到人。”
便有人忿忿然：“哼，报喜报喜，人也要饿死了，还有那么多喜好报！”
“集中这么多人开会，还不如解决一个人的困难！”
“哎，作孽啊作孽！”
骂完了，牢骚发过了，便纷纷散开，各干各的去了。
凡是有兴致向一个不相干的女孩表示同情的人，大都远离权力的轮轴，对它的转动心怀不满却又无能为力。至于操纵这轮轴能对它的转动施加影响的人，是不会滥发同情心的。因为他们必须集中全副精力润滑轮轴，使它永远灵活地行进在规定的轨迹上。
老街还是那么长，肚子依然饿，我只好去找老山东。
老山东也是不幸的。他惟一的儿子在下乡时得了很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年轻人不懂事又争强好胜，为了得到一张红纸的奖状，整日整夜地泡在冰冷的河里修那种永远也修不好的水库，结果跟我一样瘫了。医生说他再也不能娶媳妇生儿子了。这对于把继承祖宗的香火看得高于一切的老山东来说，无异于致命的打击。所以他恨，恨上山下乡，恨那些动员和宣传上山下乡的官们，恨那张红纸奖状……总之，恨使他变成了“老绝户”的这一切。只是，对于这个事实本身，他却讳莫如深，从不提及。
然而，老山东也并非想象中那么侠义心肠。有一次他趁徒弟弯腰出煤灰的时候，往我胸口上摸了一把，还有一次他拧了我的脸蛋。这两次他都特别慷慨，不但给了我大饼，还在大饼里包上了刚刚炸出锅的香脆松软的热油条。
我没有出声，我忍耐了。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吞咽大饼油条——我必须吃，为着等待必须填满肚子。
为着这等待我接受了一切馈赠，我甚至还跪在地上，把屋门前的一小块土地翻了一遍，撒下了菠菜籽。
我惟一拒绝的是舅舅。
有一天，舅舅突然跑了来。不知是不是隔壁阿奶给他带了信。他掏出五元钱，十斤粮票给我，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要在我这里住几天。我把钱和粮票扔到他脸上，然后举起扫帚叫他滚。他一下子变得脸煞白，好像犯了胃病似的捧着肚子落荒而逃，临出门没忘记把钱和粮票拾起来塞进裤袋里。
事后隔壁阿奶为这件事数落我：“你呀，也太犟。怎么说他也是你长辈，再说他现在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你舅妈在跟他闹离婚哪！家里不给他住，他只好搬到学校去。你舅妈又闹到学校，闹得他没脸见人，只好躲到你这里来。”
“离婚？怎么会呢？”我觉得很奇怪，“都一把年纪了。”
“钞票，唉，为钞票呀！”老阿奶发出了一声悲天悯人的叹息，“钞票这样东西，没有它活不下去，有了，又是祸根。你看，你这里不是连锅也揭不开吗？他那里还藏着金银首饰呐！说是你外婆留给他的，有一、二斤。你舅舅藏在壁洞里，你舅妈打扫卫生发现了。你舅妈就跟你舅舅吵，要你舅舅把那包东西交给她。你舅舅不肯，这就闹起来了。一闹，儿子女儿也晓得了，提出来要瓜分。大儿子要买冰箱彩电，小儿子要出国留学，女儿要戒指项链，一家五口五条心，弄得鸡犬不宁。唉，人啊人，人心忒不平了。”
我想应该纠正的是，那包首饰重九两，而且是老秤，妈妈亲口跟我讲过的。
当然没有纠正的必要。只是，我有点儿后悔。既然，人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何必把那五元钱扔回去呢？毕竟，可以买好多只大饼，可以维持相当一段等待的时日啊！
天越来越冷了。每天，窗台上都有几片从远处飘来的落叶，金黄色的，摸上去沙沙地响，没有一点湿润的水分。
可是，远方的信始终没有来。
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了。腿上的肌肉似乎在萎缩，已经没有力气用板凳爬到县委去了。
然而一切问题:户口、医疗、生活费……全都没有解决。他们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下去。这个人推给那个人，一个部门推给另一个部门。
我还要去，我必须去。
邻居的两个小孩，借给我一辆老式的很大很笨重的童车。我坐在上面，他们一直推我到县委门口。
秃头门卫照例如英勇的大鹏一样扑来，把两个孩子撵跑了。
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棍子，在地上撑，把车子像小船一样撑进去。
可是，车并不像船那么听使唤，坚硬的路面也没有流水的温柔。我无法驾驭这一辆小小的童车。它一会往这边歪，一会又向那边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报栏下，一不小心，竟翻了。
我摔在地上，棍子也扔得老远。我想把车子翻转来，想重新坐上去，可是我头昏眼花，胳膊痛得要命，连动一下都非常困难。
我抱膝坐在地上。风很冷，一直灌进我的衣领、袖口和裤管里；地上也是冷的，那种冷足以使血液凝固。
这里距那幢办公大楼大约有二十米左右。这二十米我无法逾越了，还有那层楼梯，我也爬不上去了。
云压得很低，灰灰地弥漫了整个天空。从那里滤下的阳光稀薄苍凉，被风吹得飘飘忽忽。已经是冬天了。
所有过冬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了：一件磨光了绒毛的卫生衣，一件破夹袄和一件粗布衬衣。我不知道再冷下去穿什么。
我愣愣地坐着。有两个姑娘，从对面的楼里走出来。她们都穿着厚厚的鲜艳的毛线外衣，一件是深红色的、一件是鹅黄色的。在初冬的萧条中，在墓地般的肃静中，这两种色彩温暖热烈，像唱着歌飘来的两片云霞。
有一刹那我忘了身上的冷和痛。我想要是我的腿好了，要是我有了工作，要是一切都好起来，我也给自己织一件毛衣，天蓝色的，从未沾染过大地尘埃的宇宙的颜色。
我从来没穿过毛衣。
小时候，妈妈用爸爸的旧袜子拆掉给我织了一件小背心，灰不溜秋的。妈妈说：“等长大了，有工作了，就会有新毛衣了。”
可以说，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你看，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
“也许是吧，要不，怎么会这样不知羞耻，天天爬来爬去，还是小姑娘呢！”
“唉，小姑娘？我以为有三十多岁了。这么瘦，穿得这么薄……”
“嘻嘻，神经病都不怕冷。”
美丽的云霞唱着这样的歌从我身边过去了。
龚献，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眼泪刷刷地在脸上流淌，谁也看不见。只有我自己的舌尖舔到了，冰冷而苦涩。
抬起头，我喃喃地问：“社会主义在哪里？人民公仆在哪里？”
画廊、报栏、灰楼和雪松，严肃地沉默着。
忽然铃声大作，潮水样的人从大楼里涌出。人人手持白色的搪瓷饭碗。
他们要去吃饭了，坐在宽敞的食堂里，享受糖醋黄鱼和红烧排骨的滋味。
我舔着唇边的泪水，又问：“社会主义在哪里？人民公仆在哪里？”
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小姑娘，你不要瞎讲，要犯法的。”
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晓得她在哪个部门，不过，既然是从那楼里出来的，反正都差不多。我冷冷地望着她：“噢，犯法？犯法的话你们听见了，可我求你们解决问题的声音怎么听不见？”
“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嘛，”胖女人似乎有上政治课的嗜好，“问题总归会解决的。可你这种对立情绪很不好，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不要以为你当过知青就可以无法无天，随便乱讲。告诉你，知青讲反动言论，照样也要法办的。你去看看报纸，今天登的枪毙的那个，也是你们知青，还是大学生呢，叫、叫什么来着……”
我没有听她讲下去。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知青、大学生……似乎这里头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我急急地抬起头，尽量支撑起身体，朝报栏望去——所有的报纸都赫然登着一个标题——《反革命分子龚献今日伏法》。
龚献！
我看见灰色的大楼轰然倒塌，废墟汇集成一片汪洋。搪瓷碗，数不尽的白色搪瓷碗在水上漂浮，人像死鱼一样翻着白眼。
定了定神，一切依然如旧。报纸上白纸黑字，列数着龚献一条条罪状:**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企图叛国投敌……
世界坚如磐石，毁灭的是龚献，仅仅是龚献！
狂风从我的头顶呼啸而过。不，不！毁灭的应该是这个世界！
我在地上摸索着、爬着。我捡起了一块石头。
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把石头扔出去了。
我的石头飞向报栏，落在刊登龚献死讯的报纸上。
“哗啦啦——”薄脆的玻璃碎了，碎片映着稀薄的阳光，残缺的雪松和大楼。
“哗啦啦——”这声音太好听了。亮晶晶的画廊瞎了一只眼睛，世界给我砸出了一个窟窿。
我又捡起一块石头，朝下面那块玻璃砸去。
又碎了，这世界的两只眼睛都瞎了。
许多人在看着我，嘁嘁喳喳，都不敢走近来。
我继续砸，并且精确地数着：三、四、五……一共十四块玻璃，我已经砸破了九块。当我正要砸第十块的时候，“乡办”主任出现了：“住手！”
我当然不会住手。石头飞出去，“哗啦啦——”第十块又成了一摊碎屑。
“喂，这是国家财产，你知道吗？”他站得远远地向我喊，口气并不十分凶。
我“噢”了一声，如梦初醒：“那么，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呀。”
他脸色铁青地向我走来，显然在考虑如何制服我。我怪怪地笑了：“国家的人现在没饭吃，只好捡几块国家的玻璃，卖了换饭吃。”
“不要理她，这人是神经病。”那个“乡办”的女人气的男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凑到他的主任身边，用长指甲搔着鬓角。
“你说我是神经病！好，你说的！”不知哪来的力气，我一下子扑过去，揪住了他裤脚：“神经病杀人不犯法，我现在和你拼了！”
我其实赤手空拳。我什么凶器也没有。可这家伙竟抱头鼠窜，再也不见了。
“陈莲莲，你不要这样，有、有什么问题我们帮你解决。”“乡办”主任这样对我说。
我茫然望着灰蒙蒙的大地: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的，我还有什么要解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