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今晚的电视将转播那次健美比赛的实况。证实这消息的便是邻舍间那些豆蔻年华的少女们。她们天没断黑就拥了出来，扔下自己家里原装原配的大彩电不看，挤到我这架十八英寸的上海牌跟前来表现对比基尼的崇拜。她们的父母对此亦异常的宽容，仿佛结交我是一种荣幸。
扫别人兴是不可以的。我用瓜子、巧克力、奶油话梅招待，并赶紧打开电视。
但殷勤太过了，比赛的时间未到。荧屏上出现的，是某大学的批判大会。长镜头拉过来，一片灰蓝，一派肃穆。
门口卖水果的小姑娘丽丽收了摊头闯进来，嘴里哇哇直叫：“哟，真没劲，又是批判会！”
我的未来的丈夫冲她直瞪眼。他的两片厚嘴唇蠢蠢欲动，预备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我用眼神制止了他。我懂得丽丽，她没有恶意。十八岁的丽丽，丰满鲜润像一颗刚刚成熟的水蜜'桃，看到她我就想起当年的露露。面对她的一切:开刀割开的双眼皮和镊子拔细的眉毛，高高耸起的胸脯上的真金项链和假钻石耳环，算价钱的小计算机和骑“雅马哈”的男朋友……我多么想分一份给露露。
“莲莲姐姐，快看，快看！你出来了，那边，第二个，喏，喏——”丽丽一声尖叫，把屋里的人都振奋起来了。果然，屏幕上的画面已经变了。可我却恍恍惚惚，总觉得那个身上涂满了花生油，随着轻快的音乐不断变幻造型的姑娘并不是我。那么，我是谁？我又是在哪里呢？
兵团批判会的场面又在我跟前显现。我想驱赶，却不能够。它深藏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也不肯磨灭。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的位置……那一次我一夜未归自然没能逃过指导员的眼睛。第二日他就盯上了我：“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我平静地摇头:“我想我没有必要证明我的清白。”
“可是我有必要！”他愠怒地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要对你负责。”
我厌恶地别过脸去，继而回眸一笑：“昨晚我找龚献去了。我们俩在山洞里过了一夜，可以说我们已经结婚了。懂吗？结婚！”
我望着他，冷冷地，心怀叵测地。他愣住了。看了我有几分钟，竟又释然，拍拍我的肩：“莲莲，别耍孩子气。”
我赶紧一抖，摆脱了他的接触。
“这不是气话。”我说，“是真的。”
他还是不信。哎，这年头谎话太多，真话反而没人信。山洞的事倒像是我编出来的一个神话。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没有再声张。但是他警告我：“龚献逃跑了，上面已经印发了通缉令，并一个劲在追查。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表现得积极，在声讨大会上必须发言，表明你的态度。否则，上面不会放过你的。”
我没有试图拒绝。因为我可以违抗指导员，却不能违抗“上面”。那“上面”包括着一切：党、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共产主义理想……而一切的一切都凝聚在郭副团长向我投来的淫邪的目光中了。
对批判会的回忆犹如从遍体鱗伤的身躯上揭下一层脓血的纱布；过多的厌恶和恐惧之感锐减了我的痛楚。
那次大会的全称是“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及反革命分子龚献大会！”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三十个字个个都浓黑得化不开。它们统治整个会场，向每个角落喷射出比死还恐怖的气息。我尽量避免抬头，可是依然感觉到每一个横竖撇捺都像黑色毒蛇一样绞杀着我的灵魂。
我真希望那主席台是一个真正的断头台，希望我是一个走向刑场的死囚。毕竟，那样我可以松弛我罪恶的神经，在绝望中结束我的痛苦。
但是我不能。我竟没有那样的幸运。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举臂高呼:“打倒跳梁小丑龚献！”不得不俨然镇定地走上台去发言。
发言稿是指导员替我写好的。微微倾斜的字体排列在红格报告纸上。我照着读，但并不知道读了些什么。只有那声音，我是看见了的——不是听见而是看见，通过话筒传播出去的声音又虚假又愚蠢，像一个可怜巴巴的木偶在绳索的牵引下做出种种力不从心的表演。我笑它、恨它、讨厌它，我要敲碎它、扼死它，但是我没有一丝挣扎的力气，我只有束手就擒被它俘虏。我不停地读，声嘶力竭地读，直到那红格纸的最后一个字。
这时候，我的视线从纸上移开了——我并不存心要看什么，却见前面一棵大青树的枝叶很隐蔽地动了一下，会场开始骚动起来。与此同时，一只破鞋在密密的叶丛中一晃一晃地垂挂下来。
我的身子也摇晃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倒下。我最后清醒的意识对自己说:“要挺住，挺住。”可是，散会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我回到台下时，那只破鞋便在我的后脑勺的上方膨胀起来。它越胀越大，最后竟变成一具黑乌乌脏兮兮的破棺材向我压下来。于是世界不见了，在污秽中长大的我又回到了一团污秽之中——这原是她该去的地方。
醒来时我看见落日像一颗摔破了的西红柿，鲜红的浓汁溢满天边。在它的上面，大片阴黪黪的浮云如死亡之海推涌而来，毫不犹豫地吞噬着这天宇间最后的热情，那么残酷、那么无情，中间没有一丝过渡的色彩。
四周空荡荡的，空气里寂然无声，只有标语的残片在地上席卷而过。人已散尽，散得真干净啊！
我支撑着坐起来，从那如血的残照中看到了龚献俯视我的面容，眼神透着某种切望。我咬咬牙，理了理如麻的乱发，然后一步步朝伙房走去。
我怯怯地递上自己的搪瓷碗，说要打四两饭，还要一份经久不变的惟一菜肴——南瓜汤。
没有给我南瓜汤。饭“啪”地扣上来了，冰凉，还发出馊味。
我说这饭馊了。卖饭的女孩眨眨一双肉泡眼：“就这，没别的了。”
我不相信——那边，木桶里盛的，正冒着热气，不是新鲜饭吗？难道要等它馊了再卖？
她恼了，眉毛直竖，小眼珠差点从肉泡里跳出来：“有也不卖给你，我们有用！”
我竟还发傻：“什么用啊？”
“喂猪！”她“砰”一声盖上了饭桶的盖子。
风从竹篱墙稀疏的缝隙里穿出来，我听见了吃吃的窃笑声。用咸味的眼泪当佐料，我把馊饭吞进肚里。
在西双版纳，在所有出太阳的日子里，黄昏都显得好像特别悠长。这白昼与黑夜交替之际，是我们一天中最奢侈的时光，在这时我们可以洗头洗澡洗衣服，写信唱歌说闲话，或者什么也不做，就坐在地上，像那些爱沉默的、原始的部族人一样，凝望遥远的天际，看黑夜的降临，看青色的水潭如何在榕树的阴影里渐渐睡去。倏忽一惊，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喧嚣城市，想起慈母的拳拳之心，于是不由自主地、没有思索地哼起了那首无名氏作的、秘密流传的《知青之歌》：“告别了故乡，再见吧妈妈……”
但是今天，我将如何打发这一段深渊一样漫长的时光？
我朦胧地朝橡胶林走去。在模糊的意识中，我想到了只有那里属于我，只有那里:坟墓、蚂蚁包，荒草和野风……旧有的世界已经摧毁，而新的希望，只有在坟墓间……
空气软绵绵黏糊糊，像是死的，一切都毫无生气地静息着。我的墓碑正对着我。
那碑是纸糊的。碑文是墨写的。它立在李凯元的墓后，一座蚂蚁包跟前：“尖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陈莲莲之墓！”
我就这么坐着，面对自己的墓碑坐着，甚至懒于伸手把它拔掉。我不知道坐了多久，也不知道黄昏的最后一线光亮怎样突然消失的。当我觉得凉意袭来时，只见浓雾正在弥漫，四周一片混沌，碑不见了，坟也不见了，好像到了宇宙之外，空濛中只剩下一团雾气和雾气中被融解的我。
唉，大自然创造了千奇百怪的生命，为什么只有一种死呢？为什么自然的死总是要留下形骸？如果在顷刻之间，生命化作一缕空气或者一串气泡，转瞬即逝，一切都不复存在，好像从未活过一样，这该多好！
迷雾渐渐散去，黯淡的星光照射下来。我又看见了那块纸碑。它恶毒地静默着，如此顽固地提醒着我的存在，提醒着外面那个恨我的世界。
我的背脊一片麻冷，缩起脖子，只见蚂蚁在地上急急忙忙地爬着，似乎在回它们的巢。李凯元的坟头，已是绿草茸茸的了。
忽然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像是人在行走的脚步，但我不相信。这样的夜晚，会有谁来呢？除非是李凯元的鬼魂。
唉，李凯元，你来吧，只有你不恨我，不鄙视我。
窸窣声更清晰了——来吧来吧，坐到我的身边来。我要对你说，我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坏。人们都恨我害了龚献，可是，谁害了我呢？害了我的人依然趾高气扬，就跟害了你的人一样。害了我们的人活得那么滋润，没有谁可以惩罚他们。而受到厄运惩处的，是你、是我。龚献说过要爱人、理解人，人们因为信任他才仇恨我，可为什么竟没有人肯听我一句解释？这里究竟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也许你能理解我，李凯元！你显显灵，显显灵吧！
遥望星空我喃喃自语，但幽灵却在这时显示了它的反复无常。窸窣声没有了，我欲回过头去看个究竟，猛地眼前一黑，头被什么东西蒙住了。
蒙我的像是件脏衣服，刺鼻的汗味令我窒息。我想喊，但呜呜地发不出声。来不及挣扎，我就被人扭住双臂一推，扑倒在地上了。
我知道完了，没有人会救我。死也好，活也好，一切都交付给命了。
这么一想也就不再反抗。这时有人踢我、有人打我。在剧烈的疼痛中我听见一声声压低的、粗野的骂声：“不要脸的臭**！”“想当**还要立牌坊，没这么便宜！”“破鞋！”“烂货！”
那些声音又陌生又熟悉，可我一点也分辨不清是谁。我只觉得痛得要命，身体好像被撕开了，而这种撕裂的痛苦又是何其熟悉。它在我的肉体承受之前，已率先浸入灵魂了。
这时有人扯我的裤子。我想反抗可手一点也动弹不得，只好拼命地踢腿扭腰，借此来抵制。不知谁哑哑地笑起来:“嘻嘻，还怪来劲的。哥们儿，开开荤！”
“对，开开荤，这骚娘们早跟指导员有一手，咱不干白不干！”
踢打停止了，有一只手在我的大腿内侧狠狠拧了一把：“来呀，哥们儿，谁先上？”
“滚开！统统滚一边去！”这一声怒吼，我听清楚了，不是别人，正是孙耀庭。
“连灵魂都卖了的臭娘们，要她做什么！”他结结实实地踢了我一脚，“弟兄们，可别脏了你们那玩意儿！”
“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可不，太便宜她了。”
一阵不满的嘀咕，像是在等待孙耀庭做裁决。
“划她！”我听见了从牙缝里蹦出来的两个字。
“对，划，划！”
“把刀拿来！”
“从哪儿下手？”
“屁股！谁让她爱拍马屁！”
“好，就划屁股！谁来？”
“慢着，”又是那个阴沉的牙缝里蹦出来的声音，“划在屁股上谁看见？要划就划脸，让她永远见不得人！”
随着一阵乱哄哄的拥护，我被翻了过来。就在蒙面的脏布揭去的刹那，我几乎想也没想，伸手就捂住了脸，刀光一闪，马上手背就红了。
伤在手背上，血是从那儿流出来的，可我顾不得去看，只是紧紧捂住脸。
“笨蛋！”孙耀庭骂了一声，夺过刀子，“我来，看我的！”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了起来。我惊恐万分地盯着那把刀子，可他竟没有落下，却被后面扑上来的一个人打落了。
他受惊似的松开了我，扭过头去，这才吐了口气：“秀才，你怎么来了？”
“混蛋！”跑得气喘吁吁的何士隐伸手打了孙耀庭一记耳光：“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
孙耀庭被激怒了。一手揪住何士隐的衣襟：“好呀，你个酸秀才，早就看到你跟这烂**黏黏糊糊，是不是心疼了？”
瘦弱的何士隐像根芦苇似的被孙耀庭晃个不停，却并不示弱：“吼吧吼吧，吼得全世界都听见，连队正愁抓不住同案犯没法向上面交代呢！”
这句话真灵，五大三粗的孙耀庭立即松了手，连嗓门也降低了八度：“为一个烂**跟咱哥们儿过不去，哼，没出息！”
“看你们多有出息！”何士隐冷笑一声，“一群男子汉，向一个女孩子耍威风，还动刀子呢！多么勇敢，多么了不起啊！”
他说着，弯腰捡起那把刀，拿在手上掂了掂：“磨得真锋利，怎么没去捅‘太君’？那可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呀！”
孙耀庭等一下子愣住了，面面相觑，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何士隐伸手扶扶眼镜，又恢复了平时的斯文模样：“凭良心想一想，你们还有点人味没有？喊打倒龚献的时候，谁敢不举手？如今世上不平的事千千万，难道要一个小姑娘来负责？逮捕令是她下的？声讨大会是她要开的？还有这场运动——是她发起的？”
何士隐的声音不高，可字字冷峻有力，有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威慑力量。那些人一个个都耷拉下了脑袋，惟有孙耀庭似还不服，蠕动着厚嘴唇嘀咕：“可这件事，就该她负责。要不是她提供证据，龚献会倒霉吗？”
“滚，滚！”何士隐突然发怒了，白晳的脸涨得通红，“蠢家伙！榆木疙瘩脑袋！还不统统滚回去！”
孙耀庭气呼呼地望了他一眼，抬腿就走。另外几个也跟着走了。何士隐盯着他们的背影狠狠咬了一下嘴唇：“有本事到天安门去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