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我翻出一张照片。是妈妈生前最喜欢的那一张。
不是爸爸的遗像，不是青春少女的倩影——都不是。它是细而弱的两株竹子。
一片洁白的背景上，一株秀竹亭亭玉立，虽纤细而不失挺拔，虽柔弱而不失刚劲，凛凛傲骨，仿佛永远不知弯曲为何物。
另一株竹子则在旁边弯成了180度的弧线，同样纤细但是坚韧，同样柔弱但是顽强。可以说，它的枝梢已经弯到了根部，也许它从来没有挺直身躯欢呼过初升的太阳，可是它依然生机勃勃，弯弯的青青的竹节中透出无限强盛的力量。
照片是经过两次曝光后制成的，题名为《修养》。
照片背后有妈妈娟秀的字迹：“你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妈妈在问谁。问爸爸，问自己，还是问我？
我想她首先应该责问的是爸爸。
我没看见过爸爸。
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候，我和他同处于黑暗之中。他在大地黑暗而冰冷的墓穴里，我在妈妈黑暗而温暖的子宫里。我哭叫着冲破黑暗来到人世，他却永远滞留在那个黑暗中了。
伟大的不朽的永恒隔开了我们。人们说他死了。可我不这么认为。生命是不会死的，永恒就在它的孕育之中。
所以我相信我是爸爸的生命的再现。可是爸爸的一生对我来说是个谜。我究竟是延续了这个谜，还是变异了这个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不知道。
早就有瞎子掐着手指嘀咕：“这孩子命硬，活活克死了她爸爸。”
好在妈妈不信邪，她辛酸地一笑，说：“不，她爸爸的死是因为他自己缺乏修养。”
我想妈妈的修养也不算好，否则她应该说，爸爸的死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等等，等等。妈妈小时候很苦，八岁上就跟外婆出去帮佣——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那种阶级苦，旧社会的苦。
到了二十八岁上她又回到家乡，在小镇深深的石子路上，她推着车，挨家挨户地帮人倒马桶。缺少润滑的车轮在石子路上发出吱吱的响声。丈夫是人们心目中的污秽，每天接触的东西又是污秽，污秽和污秽的结晶，她惟一的女儿，也是污秽了。
在学校里，没有人理会这个小姑娘，没人肯跟她同桌。他们嫌她脏，嫌她臭，嫌她身上有粪便的气味，嫌她血管里流的血是黑色的。
如果他们要惩罚一个人，他们就团团围起来，高喊着“一、二、三”，把那人朝她身上推来。那个站立不稳的可怜虫皮球似地朝她滚过来，只要一沾到她，他们便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
她愤怒了，像一头被逼到绝路上的小野兽，毛发直竖，两眼射出绿色的光。她扑向他们，扭住比她高一头的男孩子又撕又咬，尖尖的湿润的牙齿在对方的手腕上刻下了一道红印。
他们愣住了；他们开始退却。有人向她露出讨好的微笑:“喏，我的橡皮是香的，借给你用一天，要吗?”
她把香橡皮扔在地上，伸出穿着破鞋子的脚狠狠踩了一下，然后扬长而去。
这就是我的童年。只有妈妈知道我并不脏。
我的头发总是散发着粗肥皂的香味。我的手、脸、脖子和缀有补丁的旧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小镇上的孩子整个冬天都不洗澡，在新衣服里面的身子，从脖颈下开始，那皮肤就变得粗糙，污垢像一层硬硬的盔甲。被这样的盔甲裹住他们并不自知，也不觉得难受，他们习惯了。
我是不能忍受的。我是爸爸的女儿。爸爸——“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妈妈还保持着丈夫在世时的习惯。保持着大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一个星期不洗澡太难过了。”她这样说。她没钱带我上浴室，就从很远的农田拾来柴火，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在家里给我洗。
我至今还记得，那澡盆是腰子形的大木盆。妈妈说这是“渔船”，是外公家开鱼行时盛鱼用的。它是外婆传给我们的遗产。我在渔船里洗澡时，像一条真正的鱼。妈妈常常抓不住我，手一滑,任我在那腰子形的大盆中扑腾玩水。这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刻……妈妈自己也每天洗涤，工作完毕后总关起门来洗半天。她不知道怎样洗也洗不掉右派丈夫给她带来的罪恶,洗不掉世俗对她女儿的偏见。女儿用牙齿和拳头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路，没有人敢欺负她了，至少不敢当面奚落她。她咬紧牙关学习，她要在功课上超过别人。她的成绩果然很好，她那倒马桶的妈妈，曾经做过小学教师。她能及时识别出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错别字，并纠正他在拼读方面的错误。她上课常常东张西望，注意力很不集中，太集中了会使老师难堪。期末全县统考，她得了两个一百分。要评三好学生，老师说：“分数不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惟一标准。我们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她说：“体育我也很好，跳得最高，跑得最快，男生也比不过。”老师说：“是的，你够野的，不过德育，德育嘛……”
是的，德育她不行。她是爸爸的女儿，真理早就打扮好了，它穿着金色的外衣，戴着鲜红的帽子,供奉在神龛上,正以炫目的光辉照耀着瞎眼的芸芸众生。至于别的许多观念，比如黑与白，好与坏，善与恶，香与臭等等,不过是这光辉所到之处的一堆色彩缤纷的橡皮泥，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捏成方的圆的，或者小狗小猫，小鸡小鸭，捏成什么都无所谓。
她还是一个小丫头，她几乎什么都不懂，连解方程也没学过，连分子、原子也没听说过，可是这样的体验，她已经有了。从这一点来说，她比她满腹经纶的爸爸要强。她爸爸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教书，是什么博士，可爸爸也许到死也不明白这一点。而她，在生活开始之前，这些经验就率先挤进了她一片混沌的小脑袋。县少体校到小学来选拔体操苗子,这消息不胫而走，高年级的小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几乎人人都希望自己被选上。一方面是文化的沙漠,一方面音、体、美又是至高无上的女神，数不清的家长推着自己的孩子向这位女神顶礼膜拜，恨不得让跛脚的女儿也跳《白毛女》，五音不全的儿子也唱杨子荣。至于体操嘛，当然，孩子也好，知识不高的家长也好，并不都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似乎就是蹦蹦跳跳，在高高的窄木条上走几个来回，小辫儿甩来甩去，脑后头扎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于是她们就照这个样子打扮起来了。因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进了少体校就用不着上山下乡，未来的工作，前途，一切的一切均在保险之中了。
她没有参加竞争。她自知没有份。可是她在看，她冷眼看着他们。她穿一条暗红色的短裤，一件破衬衫改成的小白背心，赤着脚，“嗤嗤”地上了爬竿。她从爬竿的顶端攀上铁架，又从铁架跳到旁边的一棵树上。本来她可以直接爬树的，但她觉得这样更惊险。在这一跃之间需要手、腿和眼睛极灵敏准确、高度协调的配合，而这一配合的瞬间给她带来难以言说的兴奋和快感。她喜欢这样。这使她感受到蕴蓄在身体内部的力量。她乐于显示这种力量。一株嫩竹，在破土而出的时候，首先要求的是向上生长，首先迸发的也是向上的力量。弯曲则是其次，是以后的事。
她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她觉得他们一本正经做操的样子真可笑，喊口令的老师也可笑。那个穿着拉链运动服的陌生人，皱着眉头转来转去的样子更可笑。
她是躲在树叶丛中的，本以为不会被发现。可不知怎么，有人看见了她。老师气急败坏地命令她下来。她狠狠地吃了一惊，心想这下要挨训斥了。不过她没有栽下去，没有吓得仓皇失措。她不曾忘记攀到铁架上，然后顺着爬竿从容滑下。
陌生人走到她跟前，看了她足足一分钟，最后微微一笑:“你跟我来一趟。”从此以后，我每天放了学都去少体校参加训练;从此以后我每天的早餐从泡饭变成了大饼油条。为了让我的午餐有肉和蛋，妈妈偷偷地卖过血。后来，她把一毛几分钱一包的劳动牌香烟也戒掉了。
那烟是妈妈在苦闷岁月里的惟一奢侈，惟一消遣和享受。有时候，整整一天她什么事也不做，就关在屋子里抽烟。烟雾在剥落的墙壁和黯淡的家具间游移、弥漫，越积越浓，越积越厚，最后像波浪一样淹没了妈妈。妈妈被淹死了。她的眼睛空洞无物，神思恍恍惚惚。她的躯体里已经没有灵魂，灵魂出窍了，飞走了。飞到哪里我不知道，反正不会停栖在希望的绿枝上。
后来我知道，人类的灵魂总是天生成有一对翅膀，常常从躯体里脱颖而出，飞到一定的高度上，呼扇着提醒人回首往事，审视自己的一生，就像我现在这样。
不过在许多时候因为风，因为雨，因为雷电或者因为一个顽皮孩子的一颗弹丸，那翅膀打湿了，折断了，飞不动了。它没有了去处也没了归途，它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到哪里去认识自己，它甚至无法批判自己。它迷失了。它不知道自己为何物，没有能力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它只好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
这“活”便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连绵不断的死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抑或不甘心，便想出种种手段来麻醉:鸦片、大麻……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毕竟无穷无尽。外公就是吸鸦片死的。他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妻子、女儿、儿子，一个都不在，陪伴他的只有一盏鸦片灯，也许鸦片灯早已灭了。
外婆是鱼行老板的女儿，小镇的鱼行，不算富豪却也是殷实的小康之家。外婆天生丽质，有一双漆黑如画却不安分的眼睛。童年是在军阀混战中度过的，爱神从硝烟和火药味中呼啸着飞来。十七岁的外婆，和孙传芳部队里的一个青年军官一见钟情。好上了，她便愿意为他去死。灵魂要求她这么去做，未经风雨的翅翼只有奋飞的欲望。不久部队开拔，外婆撇下父母，撇下兄妹，撇下温馨的闺房和腥味的鱼，跟着军官私奔了。
不久，外婆生下了舅舅，又生下了妈妈，十年的甜蜜岁月，像快速的舞蹈旋律，像花瓣上的一颗朝露。突然，音乐戛然而止，露珠被炫目的阳光晒干、蒸发，一切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因为失意，因为军队内的倾轧，因为对日复一日家庭生活的厌倦，青年军官吸上了鸦片。在鸦片的麻醉下，他的灵魂摆脱了世俗的纠缠，在虚幻的仙境中获得了永生，而他的生活却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被开除了。
为了这个惩罚他更加渴望麻醉，渴望那个神奇的飘飘欲仙的境地。这时对他来说，妻子、儿女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最后决定把他们也卖掉——把那个哭肿了眼睛，星夜从家里逃出来的鱼店老板的女儿卖掉，把已经会替他点鸦片灯的小男孩和牙牙学语的小女孩卖掉，把自己的良心、责任、义务，还有爱情什么的也卖掉——卖掉卖掉，统统卖掉，让人生在明灭的灯光和烟雾中化为灰烬。
外婆自己知道要完了，她的一对儿女也要完了，她不愿完。她要挣扎。她不动声色地打点行装，带着两个孩子逃走了。
她又回来了，在鱼店门口徘徊。她走的时候是初夏，眼下却是深冬，似乎只隔着一个季节，面前却竖起了不能逾越的门槛。她跨不过去。这个家不会再接纳她。她也没脸进去。
她来到了当初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给人帮佣，八岁的女儿也帮佣。只有儿子是例外，儿子要传宗接代，必须给他吃好的、穿好的，培养他进学校读书。后来外婆的一生都在为这个儿子而自豪，直到他把她终身辛苦积攒下来的金器首饰掳掠一空，她也依然为他而自豪。至于儿子到底替谁延续了香火，是那个被革职的军官，还是发誓永远不认她的鱼店老板，她不曾想过。
外婆是勇敢的，她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灵魂，在艰难困苦中，在动荡不安中，她以独特的判断力主宰着生活。她是自己的主人。
她并没有别的特长，只有去服侍人。服侍人也是一门艺术，娴熟掌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外婆就有这个能力，她勤勉而不失谄媚，诚实而不失机灵，容貌可人而又不失端庄大方。就连那双美丽的眼睛也收敛了野性的光芒变得顺从而自尊。主人开着一个很大的医院,是医学界的权威兼资本家。他从来不叫外婆干粗活，只是让她端茶递水、应酬往来的宾客，或者在医院陪陪病人。
在我看来,外婆是一个被资本家榨干血汗的高级老妈子，不过她自己不这么认为。她同意自己是佣人、是老妈子，可并没有被榨干血汗。还说她能把一对儿女抚养大，多亏了好心的主人。主人是她的救命恩人。三十八岁时她得了子宫癌，那是在连生肺结核都要死的四十年代，这种病无疑死路一条。可是主人让她住进自己的医院，并亲自为她主刀，救了她一命。
这事听来像神话——我童年时代经常听到的一个神话。我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主人对你这么好，肯定图谋不轨。
外婆摇摇头。她说也许别的资本家很坏，可她的主人确实是个好人,规规矩矩的好人。只是好人不得好报。五二年“三反五反”时说他牵连进了向志愿军卖假药的案件，医院和药房被没收了。他自己不承认干过这伤天害理的事，在一个晚上用手术刀割开了自己的股动脉自杀了。死得真惨啊！第二天我进去打扫房间，开门一看，满床满地都是血……真作孽啊，他竟然用那把救了许许多多人生命的手术刀杀死了自己！
外婆的认识和书本上的观点太不一致了，我把求援的目光转向妈妈。我说,妈妈,根据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
“我不知道!”妈妈突然粗暴地打断了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赶紧闭嘴。我知道我不该问，我捅了妈妈的伤疤。因为妈妈后来和那自杀的主人家的儿子结了婚。五七年他不听妈妈关于“修养”的劝告，写大字报为他“不法资本家”的父亲喊冤，就被划成右派送到了淮北煤矿劳改，并被永远埋在冒顶的煤层下了。
妈妈说着伸出粗糙焦黄的手指，将几只拾来的香烟屁股撕开，掏出里面的烟丝，聚集成一撮，然后又摊成一条，用纸卷起，卷成一根细棍的样子。做完这一切她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划火柴的手在微微颤抖，焦渴的嘴巴扑上去，狠狠地吸了一口，又一口。
烟雾又弥漫开来，妈妈又被淹没了。在这波浪一样的浓雾中，她究竟看到了什么？是童年的岁月，还是死去的丈夫？抑或外公的基因正在她的体内活跃，麻醉的翅膀欲在发苦的蓝雾中追寻一个缥缈的意境？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想知道，可又永远不可得知。
所以我不劝妈妈戒烟，从来不劝。我只是下决心，等我挣了钱,我要给妈妈买最好的、带锡纸的香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