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人》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呜咽的澜沧江》。三十年代的文学前辈胡秋原先生为《呜咽的澜沧江》写了两万余言的长篇评介文章加以褒扬。这里摘录部分内容，作为本书序言。在此谨向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者
序
胡秋原
一
两月前，钱江潮兄来，说友人到大陆，在上海见到女作家竹林女士，带回她的近作《呜咽的澜沧江》，希望我看后写一篇序文或感想。
开始，我觉得竹林女士文笔很流畅，笔锋带感情，且能深入精神分析。但看到小说的女主人公在一块板壁及其孔隙中听到和看到她母亲和一位工人在床上的事情及说话时，我看不下去了。继而想知道故事的结局，看到“权力野兽”那一章，我更看不下去，并告诉钱先生我的文章不写了。继而硬着头皮看下去，终于看完，而且写了这样长的感想。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使我感到恐怖和战栗的小说。
我看过许多神怪小说、科幻小说，那是有意使人发生恐怖感、战栗感的。但竹林女士所写的，乃是当代中国，即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所作的使人战栗恐怖的罪恶;尤其是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人所作的鬼怪禽兽也不能作的罪恶。这也就是所谓的“十年浩劫”之一角或一斑。所谓“伤痕文学”、“抗议文学”我也看了一些，但没有像《呜咽的澜沧江》这样看后精神难于安宁的。
二
无论在何种社会，总有相同类型的人物，善人与恶人，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但好人之中，又有两种人，此即《呜咽的澜沧江》开卷就提到的两种竹子：一支虽然纤弱，然而挺然而立；一支弯成弧线，然而不失其坚韧。
两根竹子象征女主人公父母性格。一个“齿以刚折”，下放而死；一个“舌以柔存”，倒马桶将女儿抚养起来。老实说，中国人实在多是后者，此今日十一亿人之由来。
小说中坏人是很多的。首先是龚献的父母，陷害他们的恩人。其次是建设兵团的“领导”：郭副团长、小李和“太君”，这都是“权力野兽”。他们之所以能够为恶，是政治的原因。
但是，社会上的好人还是很多的。例如在黑夜抛奶粉罐的人——大概是那腼腆的小兵吧；送莲莲烧饼吃的老山东，还有送她到医院里的不知名的邻居。毕竟人类的善意和良心不会消灭，这就是人类的希望。
作者是善于使用对照法描写小说中人物的。她的父母是一个对照，莲莲与露露也是一个对照。莲莲有坚强的性格，露露则比较软弱。古人说，“无欲则刚”，不受任何便宜、虚荣、势利之引诱是安全之保障，无论男女皆然。另一个中心人物龚献，是一个有理想、有热心和勇气的青年。他要将“人类之爱”写在旗帜上。他是一个真诚的救世者，他与小说中一位神秘人物“麻风病人”是一个对照。麻风病的阴影与羞愧，使莲莲拒绝了龚献的爱情并且永别，而在她知道并未受麻风病传染之后，在指导员悉心训练下得了健美赛的冠军，居然给奖者竟是已经成为政府上宾的、当年荒野山中的“麻风病人”。美与屈辱之对照，是书中命运恶作剧之一幕。想来麻风病人也许是一种寓意或象征，有如昔时所谓“海外关系”之类是人人害怕的罪名，而后来又成为人人羡慕的头衔吧。
《呜咽的澜沧江》中尖锐对照而且构成此书基本结构的，是龚献与指导员。一个参加“文革”，受王叔叔人性论的影响而反“文革”，又在牢中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爱人类，而非剥夺人之权利与自由。他不断奋斗，两次入狱，终于在大学生时代以反革命罪被处死。对照的是依命令办事，看不起什么理想,但能抱住一个工作不放的黄教练。他终于将莲莲训练成功而拥有她。他是享受地上生活的饮食男女。
实际上，莲莲的为人是介乎她的父母之间。而在龚献与指导员之间，也还有一个第三者何士隐。何士隐虽然尊重龚献的理想，但比较冷静，而且多一点批判精神，不一定盲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在龚献死后已是一个有名的改革家,但他仍不得意，而在指导员看来，他也是不切实际，难免步龚献之后尘的。不过在书的末章，在大家指摘“时代的悖论”之后，他依然对龚献给予先驱者地位。
一个成功的作家,总是通过他或她的人物的言论，表现他或她对时代或社会的批评。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 在粉碎“四人帮”之时，街上还是在宣传“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莲莲的母亲在死前说：“妈活了一辈子只悟出一个道理……没有比人更坏的东西了。人最可恶，最残忍……”龚献在此时演讲：“共产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友爱，是人类之爱而不是残酷斗争。”他为邓小平辩护。可是他又被逮捕，后来更以反革命罪处死。
(二) **过去以后，龚献的观点也早已有人谈论而且比龚献还激烈。何士隐为他平反，三年零八个月之后，取得错判的结论，但公开平反则不可能。
(三) 何士隐带着考察团到丢落江考察时，大家谈起龚献留在这里送命，还加上叛国罪;而另外由此出去的人只要“发财”回来就是爱国和上宾，一个年轻人说这是“时代的悖论”。
我不知这青年和作者所用“悖论”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悖论”二字极好。近百年来，我们的一切都是悖逆常情常理的。我们自己不循学正道解决问题，先否定自己文明，希望西化;不爱自己的文化，不爱自己的同胞，不走自己的道路，而爱美国、爱苏俄，走外国人的道路，这便是“悖论”！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变节”，这也便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人变为不是自己。这样解释，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
三
一位西方评论家说，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每一个写自己经验过的事，总不免将自己带入其中。作者笔名竹林，显然是由母亲的两株竹子的照相而来。但小说毕竟与自传不同，因它必须把许多人物加以加减乘除。友人告诉我，此书故事百分之八十是真的，但作者至今并未结婚,则不能当作者自传看，这是很明显的。
无疑的是，作者心中最重要的关心，或者她最大希望与失望，总是与其书中人物共呼吸和悲欢，并带入她的作品之中。我以为《呜咽的澜沧江》中有三点中心观念最为重要;对国家，对任何人也是重要的。
其一,她说，“少女的贞洁是最宝贵的财富，我要保护它。”这是中国各阶层的人民都重视的事。一个社会，妇女不重视其贞洁，则这社会的男人也一定不重其节操。不管是以利毁坏男女的节操、人格，还是以权势毁灭男女之人格、节操，都是二十世纪人类所遭遇之极大不幸，而以中国人所受蹂躏为最烈。
其次，在一种意义上，《呜咽的澜沧江》可以说是为纪念龚献而写。龚献是要使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相爱而不相斗，并为此一理想而殉身的。马克思所谓阶级斗争，指社会之转型，因而政权之转移而言。不是要人人相斗，更不是利用权势相陷害;人类相爱而不相斗，是人类大哲学家、佛教、基督教，尤其是中国儒学的中心主张。这种思想在今天已经大放光明，这也应该是作者竹林引为欣慰的。
最后，是作者所写“灵与肉的搏斗”。一位作家对我说，书中关于性的描写稍嫌露骨，使人起恐怖感。我看到“别了，妈妈”、“权力野兽”，都放下不能看下去，亦有此感。但后来硬看下去后，我感到莲莲与其母与年轻工人之一幕，是莲莲母亲在痛苦之中麻醉;而羞耻之感，则是使莲莲断然离开其母的原因。莲莲已经委身于龚献了，然历劫归来，途中失身于“麻风病人”，等到与龚献重逢，她惟恐传染龚献，才忍心将龚献关在门外，而她在得知其被枪毙而昏迷之后，醒来则黄教练在旁。她恨他出卖龚献，然而后来亦不能不感激他的悉心照顾和训练，使她恢复健康而且荣获健美冠军。教练虽然爱她，但还是在镜里看她，则亦有自知之明而非罪恶之徒。然龚献和指导员代表灵与肉，也就是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龚献所说的爱，有如天宫仙桃;指导员的爱，则在污秽的大地。她的灵魂要她拒绝她不爱的人（指导员），然而肉体则等待和欢迎指导员的一切动作。这也是写得相当露骨的。而作者说是灵魂拒绝回归肉体，并惊讶美与耻辱同在。这不是良辰美景，花好月圆。这有如信陵君晚年失意，以醇酒妇人麻醉自己。如是，既不觉猥亵，而只觉得悲惨了。如再想到，人们日在愁城之中，人类变为奴隶牛马之后，一切活动还原为食色两个基本本能，只为南瓜汤里面多一滴油，或者男女接触，就是幸福，这个情景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作者的最后一句话还是“魂兮归来!”没有爱情，也没有肉体的快乐，正如一本苏俄小说的题目所表示的，“人不仅为面包而生”。因此，作者所描写的，还是善良人类理想与现实之冲突;是由于理想不得实现,人类必沦于动物之境地。如是，既不觉得猥亵，而觉得是求生命之升华了。
青年必须保持其人格，人必对同类保持爱心，然而在人类的理想与现实冲突之际，灵魂与肉体之冲突也就不可免了。这似乎是作者之主题。
四
最后，我要对这部小说全书做一总评。
由于这一本书是讲“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之命运的。他们的命运，是中国命运之准备；我且反过来，由中国命运看知识青年的命运。
民国以来的历史，几乎是我目击的。最初十六年，是军阀内战时期。十六年后，是国民党内战，国共内战，以及日本人乘机对我作战时期。胜利以后，是由国共内战后起到中共政权成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之内战由阀系、党派扩大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全体国民之乱斗。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的内斗史。
然而人性不灭，也正如细胞有抵抗毒素的作用一样，人类的天性中也有抵抗堕落的力量,就是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羞愧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也就是人之良知良能。
在“文革”浩劫以后出现的文学作品中，以我有限的见闻而论，似乎还是报告性与随感式作品为多。竹林女士之《呜咽的澜沧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青年的血泪，造成澜沧江的呜咽。看了这部小说之后，我还希望竹林女士以及其他作家还能更深入地探索一代疯狂的真相，更多方面地揭示自相残杀之丑恶与悲惨，也就是以呜咽的黄河、长江之水来洗涤我民族的污秽与伤痕。
一切罪恶，来自内战，内战则来自外人的挑拨。我们必须恢复国人独立精神，主体性精神。如何士隐所说：“最重要的事是争取思想自由”,“思想是一种力量”。所谓思想自由也要有自由思想的能力，固然不能在苏俄框中思考,也不能在美国框中思考，而是必须由中国人的立场思考，这思想才是有力量的。就今天而言，我们必须思考内战的由来，以及未来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只要能够觉悟，中国人就会停止内战与阶级斗争，如是必能统一团结。我们就能建设一个富强安乐而正义的国家。于是所谓理想与现实之冲突也就解决于无形了。一代的反思（代前言）萧乾读书人出远门打点行李时，总先考虑路上该带点什么读物。万一选得不当，读不进去，旅途难免有些惆怅，仿佛碰上了一位不称心的旅伴。
五月下旬在飞滇之前，我一边往手提箱里装牙膏、衬衫，一边就在琢磨着这个该带什么书的问题。我选了一中一洋。洋的是一位英国友人刚寄来的一本有关乔伊斯的新著，中的我选了竹林的《呜咽的澜沧江》。这是一本描述上海知青赴云南西双版纳参加兵团的小说。半个多世纪前修筑滇缅公路时，我也曾跨过发源于西藏途经云南而注入东南亚的那条名河——澜沧江。竹林这个长篇小说我曾粗读过，一直认为值得再读一遍。于是，它就成为我今番滇行中的伴侣。
这部长篇最早于1989年发表在《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总第14期)上。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准备出版大陆版。此行我看的是台湾智燕出版社的1990年版。全书分31节，共480页。这个台湾版，出版后就在台湾和美国、加拿大等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台湾还为此专门出了评论集子(见台湾智燕出版社《两岸文学互论》第一集)。
竹林是以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起步的，是八十年代我国文艺界涌现出的几位既有才华又刻苦勤奋的青年女作家之一——而且安于寂寞的。她先后出版了《蛇枕头花》、《苦楝树》、《晨露》、《蜕》、《地狱与天堂》等十几本长篇和中短篇集子。她的短篇小说《网》、《过了清明花不好》等被译成英文。最近获悉，夏威夷出版社即将出版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她是新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一位女作家。
初读此书，我曾以为这只不过又是一本以知青为题材的长篇。的确，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由北京、上海去云南参加兵团的知青。然而这次重读它，发现它的内涵远远超出知青生活的描述。小说以陈莲莲与龚献之间悲剧性的恋爱为主线，通过这批知青在兵团中种种骇人听闻的遭际，揭示出一些当权者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以革命的神圣名义，干下了骇人听闻的勾当，践踏了最起码的人权。由于故事发生于十年动乱期间，《呜咽的澜沧江》也可以说是对“文革”那场浩劫的反思和批判。书中刻画了龚献、孙耀庭、何士隐、李凯元等青年远离父母，在特定的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接受改造期间各自的精神面貌。有的既来之则安之，有的则望着蓝天、绿树和远岸，灵魂日夜感到不安。龚献则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真谛来对照兵团领导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抗。知青们自称是“蚂蚁”，而称掌握改造大权(最关键的是先放谁回城)的团部领导为“太君”或“两只脚的禽兽”——他们打着gcd的招牌，干的是惨无人道的勾当。书中描绘了李凯元活活被打死，以及团部广播员露露被衙内小李和副团长**后怀孕以至分娩的情节，最为惊心动魄。露露原是一个容貌秀丽、口齿伶俐的姑娘。尤其感人的是她有一副侠义心肠。当她看到“权力野兽”扑来时，她赶紧丢给莲莲一根月经带，使她逃开一场灾难。“太君”们手里的王牌就是“招工表”，他们掌握知青们回城的大权，也就掌握了他们的命运。这些“权力禽兽”还有一套从**那里领来的理论作挡箭牌，就是所谓“大节”和“小节”。因而，只要把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呜咽的澜沧江》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揭露得淋漓尽致。这主要都是通过几个知青的一些“歪话”表现出的。如说“真理都是经过梳妆打扮的。黑与白，好与坏，善与恶，香与臭——统统不过是这光辉所到之处的一块色彩缤纷的橡胶泥，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捏成方的圆的。”在政治生活中，“要紧的是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待”。小说描写这些知青对于走过场的政治学习大多持有怀疑以至反感，认为“大概听到的真理太多了。所以当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面目出现时，我都只有向它投去疑惑的一瞥，同时傻乎乎地张着嘴巴，对它的召唤不置可否。”
干部家庭出身的龚献是个有理想、肯动脑筋,不人云亦云的张志新式的人物。“文革”初期，自从他目睹童年女友(跷跷板上的小姑娘)竟然用皮鞭去打他的父亲，他就开始对“四人帮”那套“造反精神”产生了怀疑。他笃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不认为要革命就得否定人性，也不认为人只有阶级性。
从搭窝棚起，龚献同莲莲之间就有了感情。莲莲一直为他那精神力量所吸引。“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本可以结合。莲莲又由于误以为自己染上了麻风病而坚决拒绝了他的爱。龚献最终由于反对“两个凡是”而被判为反革命分子并被处决了。
通过龚献与莲莲的爱情悲剧，以及兵团从李凯元、露露和在大红山上学大寨移土造梯田时坍方摔死的女孩子的悲惨命运，作品深刻地控诉了极左路线对民族和国家的危害，揭露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这里是兵团）中对青年一代的糟蹋与残害。同时，作者不仅仅是停留在控诉和揭露上，而是通过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有时是作者自己的旁白与议论），在努力寻找出造成这场悲剧的深刻的民族、历史、社会的，甚至是理论方面的原因。
正因为作者是站在当今时代的现实高度上去分析和观察已经过去了的“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因此，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就不同于一般的直接描写知识青年的不幸和苦难的伤痕文学，而是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上，回过头去审视和总结这一代青年人的奋斗与思考、失落与追寻，从而，就赋予这个看似已经陈旧了的题材以新的内涵。值得指出的是，第一部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它的作者，也是竹林。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底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讨论《生活的路》的时候，对上山下乡运动做了否定结论的昆明会议尚未召开。因此，可以说《生活的路》这部作品的真正的社会意义，不仅仅在文学艺术方面。
《呜咽的澜沧江》的另一个特点是真实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命运。作品通过陈莲莲母女俩的痛苦与不幸、艰难与曲折的生活道路的描写,将中国妇女受到的传统的、现代的种种压迫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陈莲莲的母亲受尽了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生活压力，甚至她的亲兄弟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利益而出卖和欺侮她。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屈服，以替人倒马桶为生。她也不得不向自己的本能屈服，在扭曲的**中寻找自己的寄托。但她以一株被弯曲而仍然坚韧不拔地生长的竹子为生活的榜样，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当然，她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作品的女主人公莲莲，更是从单纯的少女时代她就受到歧视和精神摧残，及至到了“兵团”，则更经历了政治、生活和爱情上的一系列苦难和不幸。可贵的是，作品不是简单地写这些不幸，而是通过主人公向社会和人们发出激愤的呼吁，用主人公的行动向自身和社会进行内省和追寻，并且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极其深沉的问题——中国女性如何做一个大写着的人！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1958—1961年，我曾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过三年多。1969—1973年我又在湖北咸宁蹲过三年半的“五七”干校。《呜咽的澜沧江》之所以吸引我，可能是由于它唤起了我不少痛苦的回忆，也勾起当时我的一些感触。这是一部以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景反映了那段生活的作品，它无情地揭示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改造”会给被改造者的灵魂留下怎样的阴影。
不言而喻，知青同五七战士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多的。首先，下去都是为了接受改造。因而，下去之后就有了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区别。王牌都在改造者手里，平时是工种的分配，最终，他掌握着回城大权。小说里所描绘的为了回城而在劳动中争当标兵的情况是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兵团与干校在一点上是不同的:知青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而“五七”干校则既有少壮也有老弱病残。一到干校我很快就发现，工种的分配不是按体力强弱，而是看政治情况。我那时已六旬出头，而冯雪峰同志还大我许多。我们连借我去旁的连劳动时，竟交代“此人能扛二百斤”。挑石修桥可是重活，我亲眼看见雪峰同志一连挑了好几天。
《呜咽的澜沧江》对那种“主与奴”式的改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那样的改造只会把人变成鬼。它会扭曲人的本性，泯没人性中的善良，鼓励矫揉造作与虚伪，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歪曲并丑化革命，从而达到与“改造”正相反的结果。
时代终于前进了一步。身历其境的一代青年又走过了一段人生历程。当他们回过头去再看那段生活时，发现了许多荒唐与谬误。他们不能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造世界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治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我想，通过这样的反思，尽管也许还有彷徨，但最终，他们会找到希望的。
1992年5月30日于西双版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