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旱潦议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改河道议
曷言乎绘图以改河道也？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庳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数语以为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国病而民亦病，为万世计者，奚忍安此？呜呼，以催科听讼为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坏，以增庳培薄为治河之道而河坏，庸人误国，一而已矣。
近者十年三决，前所未闻，盖由云梯关淤浅，入海不畅，自近一二十年来为甚，吾乡王司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时侍吾父兰仪同知署，署濒河，堤高于槛一二尺，髫龀之事如目前耳。后三十年而予摄是职，署门外东西来，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巍峨踞绰楔上，准此逆推国初，岂水田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岁高三寸，递加至今，岁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征者，盖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缮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万不可用，计必出于改道。既欲改道，当求一劳永逸之道而改之决矣。癸丑以来，决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夺济也。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间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盖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而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称河也。在今日则土人以为谶，谓河流自此定，不必别求改道，然亦宜审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与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栋，率多纸上空谈，难资实用。夫为下必因川泽，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审高下始者。诸书间及测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从未有普遍测量之说，亦由不知其法尔。应请下前议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遍测各州县高下，缩为一图，乃择其洼下远城郭之地，联为一线以达于海，诚数百年之利也。
近世论治河者，靳氏辅、夏氏骃诸人，痛诋让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为此说？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陂，然则禹又一鲧也。考《说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诗》“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泽障即沱，盖水旁浅滩，故蒲荷生之，岂堤之谓邪？至高平曰原，与治水尤无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塾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不传。元郭守敬，算学名家，史称其习水利，巧思绝人，陈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门而东循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又不传，然亦可见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重酒酤议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馀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且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辩。
收贫民议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慑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二事皆见米人祎理哲所著《地球说略》中，余又属及门管生嗣复询之夷士，益得其详。於乎，善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其是之谓乎？以三代圣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资之之法，州党有相赒相救之谊，国家有赈穷恤贫之令，乞人之名，见于春秋以后，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党、庠、术、序遍于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学问，安所得不学之人而刑之？二国之事犹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后世而言，则可谓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另议推广义庄，更宜饬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乃已。
夫民穷为匪，亦不教不养使然耳，及陷于刑辟，治之者尽法而止，不复过问，而为匪者如故也。坐窃贼以流徙，即为远地之窃贼，逐娼妓使出境，即为邻县之娼妓，何如养之教之，使不窃不妓之为尽善也！堂堂礼义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强民入塾，中国所难行，惟责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读书、十五以上不习业者，称其有无而罚之，仍令入善堂读书习业，亦善法也。或曰贫民且麇至，何以给之？是不然，此举实禁锢耳。衣食之瑟缩，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缩、苛暴之不畏，可怜悯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弃也，且吾知其为数之必不甚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