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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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澜说，她是一个做事追求完美的人。虽然，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完美，自己认为是完美的，别人看来，未必也是完美。但，完美是一种境界、一种格调、一种品德。追求完美，其实就是追求、营造、守望、享受自己的精神家园。
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如此。
安澜的小说，不论是长篇小说《午夜狂奔》，中篇小说《失控的爱》、《漂泊中心灵的突围》、《爱情赝品》，还是短篇小说《征婚背后》、《沧波浪花》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在爱情上追求完美的人。虽然，他（她）们在追求爱情幸福的道路上“走了好远的路，寻找永恒的幸福，蓦然回首，才发现最真的爱，原来已经在追逐中迷失”；虽然，“曾经的山盟海誓，在现实中变得不堪一击，痴心的脚步永远追不上变心的翅膀”；虽然，“在挑衅爱的纯粹极致中、现实和理想距离每每让我挫败”，但他（她）们的追求却永远没有放弃。因为，他（她）们知道，“只有在不停的向前奔波中，才能感觉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失控的爱》），结果是：“过往的岁月，吮吸我全部的生命。挖掘生命结茧的伤疤，已不再有往昔的锥痛”，留下来的，则是“每一个伤疤都有它疼痛的历史故事”（《漂泊中心灵的突围》）。
然而，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因为还有梦。
这，也许就是作家走向文学创作之路，为读者写下一篇篇呕心沥血、感人肺腑之作的存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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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澜的小说，题材和构思都见匠心。长篇小说《午夜狂奔》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好作品：她之所以好，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上，第一个大胆触及同性恋这一**话题，但作者处理得很有分寸：一对扮演才子佳人的越剧舞台姐妹，在舞台上卿卿我我，如痴如梦，如漆似胶。卓越的表演，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誉。但想不到，扮演“才子”的姐姐，在男女之爱上受了伤害，认为男人没有一个是好的，将相恋之情从舞台“移植”到生活之中，爱上了妹妹。为了“爱情”，对妹妹穷追不舍，以至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妹妹愤恨交加，被迫四处躲藏。中国毕竟不是外国，姐姐由于经受不住“同性恋”的世俗的压力而自杀；而扮演佳人的妹妹，由于在生活中对异性真爱的追求也屡遭失败，不得不去同情、怀念曾经爱恋过自己的姐姐。这部小说，不仅读后令人难忘，而且给我们今天的读者留下丰富想象的空间。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征婚”一词。很多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只好去征婚。在安澜的小说《征婚背后》里，征婚成了一个陷阱，相信爱情经受着欺骗的无妄之灾。还会有谁相信这征来的婚姻是幸福可靠呢？
《沧波浪花》是一篇仅有几千字的短篇小说，作家也在构思上下了功夫。比如作家采用倒叙的手法，写了主人公茹茵的两次出场都很别致：
“整整十年，茹茵与他再次相遇。而相遇的地点是在十八层楼高的小城旋转餐厅。从这里，可以看到江南小城的美景全貌。阳光灿烂如水，泻在亭台楼阁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像一幅装裱工整的动态山水画，衬托出茹茵对江南的爱，对这座宁静美丽小城的爱。”
十年前的相遇，则是在小镇的海堤上：
“日落的傍晚，茹茵独自一个人坐在被白天晒得发烫的海堤的石阶上，潮湿的带有咸涩海风把她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吹得如云翻卷；凌乱地不断扑打在她苍白的脸上，就像浪花不断地扑打着海堤；一袭白色丝绸的连衣裙，衬托出她的脱俗飘逸；她右手拿着一本席慕容的诗集放在膝盖上，眼睛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迷离而幽然。”
两次人物的出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如诗如画，如刀似刻，别开生面。 作家在人物的出场上下了如此功夫，着实令人敬佩！
安澜的小说，语言铿锵有力，珠玑联翩，抑扬顿挫，干净利落，富有极强的音乐感、节奏感，字里行间洋溢着阳刚之气。语态之中渗透出居高临下、自恋、自信的霸气，发人深思的灵气：很多地方，不论是作者叙述还是人物对话，排列起来，就是诗，简直可以说自成一体。
我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曾批评说，“往日论文先词而后情；尚时而不取悦泽。”（文心雕龙·定势》）他的意思是，过去讨论文章，往往强调文辞而贬低情志，不免尊重语言姿态而忽视辞藻的润泽。这种想象，不仅那时存在，今天依然存在：当下，我们经常看到或听理论家说，小说的语言要跟上时代步伐，要有乡土气息，要生活化、平民化、要平淡、朴实，等等，否则就不“尚时”。作为一种风格，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理解，无可非议。从小说发展的趋势、特点出发，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应该的。但如果对所有作者的所有小说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就强人所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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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就其表达的主要特点、内容和形式而言，有言情小说、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乡土小说、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等等、等等。
安澜的小说属于哪一种呢？
我想来想去，哪一种都不是。她属于她自己。我给她的小说取了个名称，叫“哲理小说”。一般小说的要素是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细节。特别是人物，这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使命，而情节和细节，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途径。当然还有环境。不论言情小说、推理小说还是侦探小说，都离不开这些。特别是人物与环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恩格斯对小说创作的高度概括。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说：“对小说来说，把人和环境写活，就有了一切”。安澜的小说创作，不能说不重视人物的塑造，但她是淡淡的；不能说不重视情节的铺展，但却是隐隐的；不能说不重视环境的描写，但却是粗粗的；不能说不重视细节的刻画，但只是寥寥的。安澜小说创作的主要出发点是对主题的揭示，是对哲理的阐述。在她的小说里，环境，不过是议论的背景；或者是为抒发议论打开一串绿灯。比如情人一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这在小说里是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作者笔下，无非是借这个“黑暗”环境，两人卿卿我我，表达恩爱。但在安澜的《爱情赝品》里，人物或者说是作家，却借题发挥：“黄金甲是制作华美、场面壮观浩大，剧情平平的电影·····张艺谋把自己的个性和思想霸道地赋予自己所创造的作品中，绝不妥协。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是个和我一样孤独的人，他希望与世隔绝，只保留自己真正向往的精神和希望。惟一不同的是，张艺谋成功了，而我还没有。”
强烈的哲理意识，使作家将个人的主观色彩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连某些人物的名字和性格都贴上意念化的标签。如，《沧波浪花》中的女主人公，出生在海边的贫困渔民之家，十七岁就失去父亲，被迫失学。她的名字居然叫“茹茵”，而且“一向心高气傲”。或许，由于特殊家庭背景的缘故，饱尝了太多、太久、太坚涩、太复杂、太诡秘的苦果，心中积郁了太多、太美的梦想，积郁了永远说不清、道不尽的感悟。于是，聪颖的作者，智慧地选择小说（还有诗歌）作为喷发的“井口”。为了哲理的表达，小说的其他因素就忽视不计了。
“婚姻是一把伞，挡住了风雨也遮住了阳光”；“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对自己的爱，对所爱的人没有把握的结果。因为没有把握，才不得不求助于法律来约束”；“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婚姻是幸福的，但是，爱的双方要用法律的威慑约束在一起，而不是用爱自身的魅力吸引，这是悲剧”；“女人的眼泪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她可怕的杀伤力就在于不是和你针锋相对。我的心被这种武器无数次战胜过，屈服过，它是我幸福生活最大的剥夺者”；“曾经的山盟海誓，生活中变得不堪一击，痴心的脚步永远赶不上变心的翅膀”：“太多的功力心，抹去了生活中的幸福光环”；“当今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生活蒙上阴影，被牺牲掉的，首先就是爱情”；“我们有意追求幸福的时候，幸福飘然远离。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疲于奔波之后，回首逝去的岁月，幸福就在追忆与怀念中闪烁隐现，频频向你招手”；“走了好远的路，蓦然回首，才发现最真的爱，原来已在追逐中迷失……”
类似这样的“哲理”，在安澜所有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读起来也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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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与安澜见面，那是在沪上繁华市区中一条僻静的街道上。一座极不显眼的建筑，闹中取静。三五知己相坐，浓浓好茶飘香。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墙壁上挂满字画，案几上摆满书籍。正中，金身佛像端坐在荷叶盘上，慈祥地听我们畅所欲言。给我的感觉，安澜似乎生活在恬然超俗、悠闲自得的天地里。安澜，瘦削的脸颊，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黑中泛黄的卷发，使我想到舞台上的林妹妹和崔莺莺。如果不是那双烁烁有神的眼睛，一切和她充满阳刚之气的文采判若两人！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只要能长久地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意境里，孜孜不倦地品味、咀嚼，就能在幻想中安慰自己，就能和虚拟的梦幻感觉与自己的心灵共鸣，得到莫名的满足和宣泄的快感。”
这就是她所追求和守望的精神家园，别人无法走进的世界。
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所说的：
“迷恋自己精神家园的人，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出世’：这是有着一个大自在的心境，一个大自主的灵魂，一个大寂静的参悟以及一个宏大正果的淡定修成。他们的生年也许主要就是蜷居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偶而涉足在现实世界，倒像是在‘梦游’，而那份身心仍然留住在自己的王国里。”（詹克明：《竞争——人类长年服用的兴奋剂》·《上海文学》2014年第5期）
也许，安澜追求、守望的“精神家园”，不只是爱情的幸福完美。
2014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