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杭州城。
“我必须在敌营站稳脚跟，安营扎寨”。
安娜心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
她按照王学文说的：“要搞好和周围人的关系，尤其是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她恭恭敬敬地待人，勤勤恳恳地工作。
安娜的态度温文尔雅，十分谦和。就是在婉言谢绝男同事的宴请，或者摆脱遨游西子湖的纠缠，也不冷若冰霜，眉头也不皱一皱，一切为了立足扎根敌营而改变。
一个从小县城里出来的年轻姑娘，毫无后台，毫无资历，更没有一点官场应酬的经验，在那样的年代里，要能在封建衙门死气沉沉的省政府机关里站住脚跟，谈何容易啊！
沈安娜小心谨慎，一点不敢大意，用心地待人处世，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
好在，沈安娜从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经受过苦难生活的磨练，能吃苦受累，自制力很强。
沈安娜对秘书处的人员逐个分析、研究，确定敌友、亲疏。
经过一段时间认真地观察后，沈安娜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元燕科长厚道、正直，众人堪称其“正人君子”。
而且这位薛科长很有学问，是个关心别人的厚道人。沈安娜每次将速记稿整理誊清后都送给薛科长阅改。
晚上没有事情时，与沈安娜同寝室的女职员都出去玩时，她还坚持在屋里夜练速记。
在一次闲谈时，沈安娜主动和薛科长搭讪：
“薛科长，你看我工作怎样，请多多指教。”
薛科长笑着说道：
“你工作认真，为人也好，这肯定和你的家庭教育有关。”
“是的，薛科长，我伯父是翰林，父亲是秀才在学校教书，家教很严。”
沈安娜给科长倒了杯茶水说道。
“噢！不简单！怪不得人家说你不错，原来是出自书香门第呀！是位有教养的人嘛！”
薛科长从此对沈安娜更加关照。
沈安娜从此更勤快了。
她常将速记整理抄好以后，送薛科长批改；在提高文化学习时间里，也不断向薛科长请教。
薛科长见这个下属对他如此尊敬，便认真帮安娜修改记录稿，多次教她公文程式。
闲暇时，薛元燕科长还不时地介绍省府人事情况，省主席黄绍竑怎样怎样，秘书长又怎样怎样……
在第二次回上海时，沈安娜汇报了薛科长的情况，舒曰信、华明之听后很是高兴。
“这位薛科长是个好人，能不能采取拜‘干亲’的办法进一步密切与他的关系。”
舒曰信让沈安娜用这种办法，进一步搞好与薛元燕这位顶头上司的关系，让薛科长作为自己的“保护伞”。
回到杭州不久，沈安娜到薛元燕家里去，她真诚地对科长太太说道：
“我从苏北小县城出来，在杭州举目无亲，薛科长待我如同师长，薛师母待我如同母亲。我想认您做干妈，好吗？”
薛科长的太太听了高兴得合不上嘴。
从此，沈安娜就叫薛太太为“干妈”，对薛科长仍然叫“科长”。薛科长也很乐意。
过了些日子，沈安娜看到薛科长家里有空房间，就对干妈诉苦说，“我住在机关宿舍里很挤，男职员老来找我们女职员出去吃晚饭，要我们出去玩，纠缠我，真讨厌”。
“那我跟先生商量一下，您干脆就住到干妈这儿来吧！”
薛太太觉得安娜很懂事，也希望沈安娜到她家中来住。
“那太好了！我从心里感谢干妈！”沈安娜接着说道。
薛科长家里有两个小男孩正好需要一个家庭教师晚上辅导作业，便答应了。
就这样，薛科长家里空关的一间小房子便租给了沈安娜住，按例付点房租。
由于沈安娜聪明勤快，又和薛科长的两个孩子处得很好，为孩子辅导功课生动、有趣味，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男孩相当调皮，总提些怪问题，想难倒“小老师”，有时还要做一些恶作剧，如他们知道安娜讨厌猫狗之类的动物，他们就抓一只猫来吓唬她……
可安娜总能在嘻笑中应付自如，使得薛科长全家都很高兴，都很喜欢安娜。他们还招待安娜一餐晚饭作为报酬，这使沈安娜真正有了自己活动的小天地了。
这样既可以避免男职员的纠缠，又有个单间小屋住得很舒服。更主要的是，可以避开人眼专心摘抄情报，书写密信。
同时，住在薛元燕科长家中，又由于不断为小孩子辅导功课，关系更密切了。
在平时，由于与薛科长在家中交谈，又能听到不少在办公室听不到的消息。
薛科长私下是位很健谈的人，特别是对太太的“干女儿”、孩子的辅导老师，他更是无话不谈了。
有时薛科长还把国民党机关复杂的人事关系讲给安娜听，沈安娜只是听听笑笑。他还多次帮助安娜修改记录稿，教她写文程式。
“黄绍竑是桂系军人，保安处长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人。”
还有秘书长怎样怎样，有时薛科长还提醒沈安娜，某某人不好，不要接近他等等。
这对沈安娜了解周围的人，使自己在这个机关里站稳脚跟，很有好处。
沈安娜处处虚心学习，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薛元燕这个旧社会国民党机关的正派公务员，无形中帮助、掩护了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
也正是由于薛科长的引荐，使沈安娜逐渐得到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官员的信任。沈安娜能以速记员的身份参加了不少他们的重要会议。
沈安娜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当速记，经常参加省政府常会、例会、黄绍竑主持的小型会议、专区、县长会议、民政厅会议、厅处长会议和保安处长会议，能够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提案、决议等，其中保安处长宣铁吴在省政府常委会上做的秘密“剿共”军事报告最有情报价值。当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留下部分武装力量，在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区坚持游击战。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来源之一，那里的游击队是他的一大心病。但黄绍竤是桂系，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不放心，就派了自己的亲信、侍从室卫士长宣铁吴去浙江省当保安处长，主要负责“清剿”我闽浙赣边区和浙南区的游击队。
王学文同志根据斗争需要和沈安娜的工作条件，布置安娜重点搜集敌人的“剿共”军事情报。在这期间，沈安娜陆续搜集到敌人的“剿共”计划、军事措施、公路碉堡、军械武器装备、军事力量部署、军队建制和对我游击队的分析估计等文件，以及黄绍竑、宣铁吴的“剿共”报告，连同附件、图表等，都设法摘抄下来，送给党组织。1984年，王学文同志在口述笔录的回忆中讲道：“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能得到一些重要情报。”
在中央档案馆中国gcd历史材料里，现在还保存着中央特科领导人之一王世英同志（王学文的领导）1945年向党中央汇报所做的《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其中提到：“其他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沈安娜当时用的名字）去。”
1935年秋，沈伊娜匆匆来到杭州城。
“妹妹，现在上海风狂雨骤，形势很紧张，党组织通知您马上回沪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
安娜立即整理行装，这次，她不像第一次那样把搜集到的情报用箱子带到上海，而是把要汇报的绝密内容牢记在脑子里。
抵沪后，安娜没有像以前那样到她姐姐、姐夫的老房子，而是与他们约定在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厅旁会晤。
在咖啡厅外面的树荫处，安娜和姐夫舒曰信见了面。
“一路风险，一切可好？”
舒曰信关切地问安娜。
“一切都好！我是按时来相约的。”
安娜和姐夫互致问候。
“我们要去见一位新领导。‘舅舅’因为工作需要将要调走。”
舒曰信告知安娜，我们的直接领导人“舅舅”王学文同志就要调走了，由一位化名“小张”的邱吉夫同志继续领导我们战斗。舒曰信还告诉安娜，邱吉夫同志是广东大埔人，是一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员。
“现在我和您姐姐已在法租界有一间公寓房子，她正在那里等您。”
舒曰信把他们的新地址告诉给安娜。
分手后，安娜趁着夜色到了那间法租界的公寓房子。
进门后，安娜一眼就看到姐姐伊娜。
两人拥抱后，伊娜问安娜：
“曰信已经把情况告诉您了吧！我在这里的工作是掩护邱吉夫的‘住机关’。”
她的话音刚落，敲门声响了。
随着敲门走进来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看上去干练、沉稳，一脸笑意地自己先开口了。
“您是安娜同志吧？！我早就听舒曰信、沈伊娜介绍过您啦。”
“您就是我们新的领导邱吉夫同志。”
安娜迎上去握手。
“我们得叫他阿哥，这样更便于工作。”
邱吉夫、安娜坐定后，伊娜为他们各倒了一杯茶，让他们坐下来慢慢交谈，自己到门口去放风。
安娜把她在杭州搜集到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一些机密向邱吉夫同志作了汇报。
“你的工作很出色、很有成绩，但一定要谨慎，要注意隐蔽，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
邱吉夫鼓励安娜。
这时，伊娜在门口放风。
邱吉夫的话语平和、坚定，安娜点头牢记。
邱吉夫给安娜的茶杯中加了点水后，接着说道：
“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很严重，要十分注意保密、安全。目前形势变化复杂，搜集情报的范围要广泛一些。要搞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长期立足。”
这次别离时，邱吉夫还告诉沈安娜，“为了更隐蔽、安全地工作，今后你轻易不要到上海来，仍由华明之同志和组织联系”。
“白色恐怖严重”，“形势变化复杂”，沈安娜牢记新领导人的嘱咐，离开了姐姐和姐夫，离开了邱吉夫，急冲冲返回到了杭州城。
过了不长时间，舒曰信告诉安娜：在邱吉夫同志之后由徐强同志接替，由徐强同志领导我们的工作。
徐强同志是1927年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他是我们党30年代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的富有丰富斗争经验领导。
之后，徐强通过舒曰信、沈伊娜与华明之、沈安娜秘密联系，继续在隐蔽战线为党勤奋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