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娜塔莎！要安慰这个大孩子，坐在他身旁，听他坦白，为了使他安静下来，硬向他这个天真的利己主义者编造出很快就要结婚的神话，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啊！阿廖沙果然心安理得了几天。他也常常跑到娜塔莎那儿去，其实他去找她，无非是因为他那脆弱的心无法独自承受这忧伤。但是，当分手的时刻已经越来越逼近的时候，他又惶惶乎不可终日，又眼泪汪汪，又跑到我家来，向我哭诉他内心的痛苦。在最后几天，他对娜塔莎更是恋恋不会，一天也离不开她，更不用说一别就是一个半月了。话又说回来，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完全相信，他只离开她一个半月，等他回来后，他们就举行婚礼。至于娜塔莎，她也完全明白，她的整个命运正在起变化，现在阿廖沙已经永远不会再回到她身边来了，而且势所必然，再也无法挽回了。
分手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娜塔莎有病面色苍白，两眼布满血丝，嘴唇枯焦，她间或念念有词地自言自语，间或迅速而又令人心碎地膘我一眼，她不哭，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当传来阿廖沙进门时发出的响亮的声音，她猛地浑身发抖，抖得像树上的一片树叶。她蓦地满脸通红，犹如一抹夕照，她急忙向他跑去；她像抽风似的拥抱他，亲吻他，笑……阿廖沙定睛看着她，有时候又担心地问她是否不舒服，安慰她，说他不会离开很久的，等他回来后就举行婚礼。娜塔莎分明在努力克制自己，把涌上来的眼泪硬压下去。她在他面前一直没哭。
有一次他说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应当给她留些钱，让她不要担心，因为父亲答应给他很多钱在路上花销。娜塔莎皱起了眉头。当留下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为她准备了一百五十卢布，以供不时之需。她也没问我这钱是从哪来的。这事发生在阿廖沙离开的前两天和娜塔莎跟卡佳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前一天，卡佳让阿廖沙带来一封短信，信中请娜塔莎允许她明天亲自登门拜访；同时她也给我写了几句话：请我在她俩见面的时候务必在场。
我拿定主意，不管有什么事耽搁，十二点钟（卡佳约定的时间）一定要待在娜塔莎身旁，可是麻烦事和不得不耽搁的事还真多。内莉的事就甭说了，近来伊赫梅涅夫家的两位老人还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这些麻烦事还在一星期前就开始了。有天上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派人来找我，说有一件刻不容缓的非常重要的事，请我立刻放下一切，火速赶到她那儿去。我走到她家，又遇到她一个人：她激动和恐惧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心惊胆战地在等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回来。跟往常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从她嘴里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担心什么，与此同时，显然，每分钟时间又那么宝贵。她一直暗暗叨叨和与事无关地责备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们，把他们孤苦伶什地撇下，独自个伤心”，以至于“只有上帝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说完了这一长串话以后，她才告诉我，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最近三天来一直非常激动，激动得“没法说啦”。
“就像换了个人，”她说，“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每到半夜就偷偷地瞒着我，跪在圣像前祷告，睡着了就说胡话，醒来后就疯疯颠颠；昨天我们喝菜汤，汤勺就在他身旁，他硬是找不到，问他什么事，也答非所问。他经常出门，说什么他‘出去有事，必须找一下律师’；最后，也就是今天上午，他又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说什么‘我要为打官司的事写价必需的文书’。哼，我心想，连放在餐桌旁的汤勺也找不到，你还能写什么文书呀？然而我往锁眼里一看呀：他坐在屋里写字，边写边哭，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我想，他到底在写什么状子呢？该不是舍不得我们的伊赫梅涅夫卡吧；这么说，我们的伊赫梅涅夫卡全完啦！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霍地从桌旁站了起来，把钢笔使劲往桌上一摔，满脸涨得通红，两眼发光，一把抓起帽子就跑了出来，他对我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说话就回来。’他说完就走了，我立刻走到他的书桌旁；桌上放着一大搭有关我们这场官司的文书，平常，他是不许我碰这些东西的。我曾经多次求他：‘你就让我把这一大摞文书拿起来一忽儿吧，我得擦擦这桌上的土。’他哪让呀，又是嚷嚷，又是挥手：他在这几彼得堡性子变得可急啦，动不动就嚷嚷。这时，我走到桌旁，开始寻找：他刚才写的文书是哪张呢？因为我很有把握，他没把它带走，他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塞到别的文书下面去了。瞧，就是这张，小老弟，伊万·彼得罗维奇，这就是我找到的，你瞧呀。”
她说罢递给我一张信纸，已经写满了一半，但是涂涂改改，有些地方简直没法辨认他到底写的什么。
可怜的老人！看了头几行就可以猜到他写的什么和写给谁的了。这是写给娜塔莎的信，写给他的爱女娜塔莎的。他开头写得很热烈，很亲切：他宽恕了她，并叫她回到他身边来。整个信很难看懂，因为写得颠三倒四，时断时续，而且改得一塌糊涂。显而易见，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下最初几行热情洋溢的字句的那种奔放的情感，写完头几行后，就迅速变成了另一种感情：老人开始资备女儿，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了她的罪行，愤怒地向她提到她一意孤行，责备她无情无义，责备她也许一次也没想到她究竟给父母干了些什么。如果她执迷不悟，他就威胁要对她施行惩罚和进行诅咒，最后，他在信中要求，让她立刻乖乖地回到老家来，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在“家庭的氛围内”开始乖乖地、足资楷模地过上新生活之后，也许我们还可以宽恕你。在写了这几行以后，他分明把自己最初的宽大为怀看成了软弱，并引以为耻，最后，因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感到莫大的痛苦，因而这信就以愤怒和威胁告终。老太太十指交叉，抱手当胸，站在我面前，害怕地等待着我读完信以后到底说什么。
我把我的看法如实地对她说了。我是这么看的：他老人家离开了娜塔莎再也活不下去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俩必须很快言归于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一切都取决于情况的变化。说到这里，我说明了自己的如下揣测：第一，官司打输了，大概使老人家很难过，对他震动很大，且不说公爵打赢了这场官司严重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同时此案取得这样的结局也使他义愤填膺。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心不会不寻求同情，因此也就愈益思念起他一向爱若掌上明珠的女儿了。最后，也不无可能：他大概听说了（因为他一直在密切注意娜塔莎的情况，关于娜塔莎的情况他都知道）阿廖沙很快就会遗弃她。他不会不明白她现在心里有多难受，他凭自身的经验感到她多么需要别人的安慰。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个被女儿侮辱和损害的人，怎么也不肯反过来去迁就女儿。他大概曾经想到，说到底，不是她先来求他；说不定她连想都没想到他们，也没感到有言归于好的必要。他一定是这样想的，我对我的看法作了如下结论，因此他才没把信写完，说不定，这么一来，他反倒觉得受了新的侮辱，这在他的感受中甚至更甚于先前受到的侮辱，谁知道呢，言归于好云云，要报好长时间也说不定……
老太太一面听我说，一面哭。最后我对她说，我必须立刻去看娜塔莎，现在已经去晚了，她才好似大梦初醒，说她居然把最要紧的事忘了。她从文书下把信抽出来时，无意中把墨水翻倒在信上。果然，信的一角湿了一片，洒满了墨水，老太太害怕极了，孩子她爸会从这个污渍知道，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翻过他的文书，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看过他写给娜塔莎的信。她的害怕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可能仅仅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秘密，他因为羞耻和懊恼反而会延长自己的怨愤，出于自尊而坚决不予宽恕。
但是我把这事细想了一遍以后，就劝老太太不必担心。他写完信站起来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些小事他可能都不记得了，现在，他可能认为，这信是他自己弄脏的，弄脏了又忘了。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样安慰了一番以后，我俩便把信放回原处，临走时，我忽然想到必须跟她好好谈谈内莉的事。我认为，这个可怜的被人遗弃的孤儿，她母亲也曾受到自己父亲的诅咒，她可以现身说法，讲讲自己的身世，讲讲自己母亲的死，她说的这个凄惨的故事，也许会打动他老人家的心，促使他回心转意，对自己的女儿宽大为怀也说不定。他心里已万事齐备，一切都酝酿成熟了；对女儿的思念已经开始压倒他的高傲和被伤害的自尊心。现在缺少的只是推动力，一个最后的有利时机，而内莉倒可以取而代之，起到这个作用。我说这番话时，老太太一直非常注意听：她整个的脸都焕发出希望和狂喜。她立刻责备我：我为什么不把这事早告诉她？接着便开始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关于内莉的情况，说到最后，她郑重其事地答应，现在她反过来要亲自去求老头子，让他收养这孤女。她现在已经真心实意地爱内莉了，可怜她有病，问长问短地尽打听她的情况，还硬要我拿一罐果酱去给内莉，为了拿果酱，她还亲自跑了趟储藏室；她以为我没有钱请大夫，还给我拿来了五个卢布，我木肯拿她的钱，这使她很失望，后来她听内莉需要内衣和外衣，因而她还可以为内莉做点有益的事，她的心情才勉强平静下来，感到快慰，于是她立刻翻箱倒柜，把自己的所有衣服都拿了出来，并从中挑选出可以送给这“孤儿”的东西。
接着我就去找娜塔莎了。以前我已经说过，她那儿的楼梯是螺旋形的，当我踏上最后一段楼梯时，我发现她房门口有个人，正要敲门，但是他听见我的脚步声后，又把手缩了回去。最后；大概犹豫了片刻，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开始下楼。我在最后一段楼梯的第一级上碰到了他，当我认出这人是伊赫梅涅夫后，我是多么惊讶啊。这楼梯甚至大白天也很黑。他贴墙站着，让我过去，我看见他的眼睛发出奇异的光，在仔细打量我。我觉得他的脸涨得通红；起码显得很尴尬，甚至不知所措。
“哎呀，万尼亚，是你呀！”他声音发抖地说道，“我到这儿来找个人……是一名录事……还是那件打官司的事一价u搬来……可能是搬到这儿的什么地方……又好像不住这儿。我弄错了。再见。”
接着他便急匆匆地开始下楼。
我思虑再三，决定暂时不把这次不期而遇的事告诉娜塔莎，但是等阿廖沙走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一定立刻告诉她。眼下她心神不定，虽然她完全明白，也完全懂得这事有多重要，但是毕竟不会像后来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时那样来领会它和感受它。现在还不到那时候。
那天我本来可以再到伊赫梅涅夫家去一趟，我也很想去，但是我没去。我觉得，老爷子看见我一定会感到惭愧，他甚至会认为，我因为眼他不期而通才放意跑了去的。直到第三天我才去看他们；老爷子神色忧郁，但是对我装出一副相当随便的样子，而且总是说案子长案子短的。
“怎么，你那天找谁去了，爬那么高，记得吗，咱俩碰上了，这是多咱的事？-好橡前天吧，”他突然随随便便地问道，但是总有点不自然，他不敢看我，两眼看着一旁。
“有位朋友住那儿，”我答道，也把眼睛躲着他。
“啊！我在找一名录事，叫阿斯塔菲耶夫；有人告诉我他住那楼……结果搞错了……好啦，刚才我跟你提到案子的事：大理院裁定啦……”等等，等等。
他开始谈案子的时候，脸都红了。
为了让老太太高兴，当天我就把一切告诉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但是我又悄带着求她，千万不要怪模怪样地看他的脸，既不要唉声叹气，也不要含沙射影，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能暴露她知道他最近的这种反常行为。老太太又惊又喜，甚至开头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骗她。反过来，她也告诉我，她已经向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绕着弯提到了那个孤儿，可是他不吭声，而从前他还一个劲地劝她，让她领养一个小姑娘呢。我们决定，明天，她就直截了当地请他去办这事，既不要绕弯子，也不要旁敲例击。但是第二天，我俩却处在一片惊慌和不安中。
事情是这样的：上午，伊赫梅涅夫见到了曾为他的官司奔走斡旋的官员。这官员告诉他，他见到了公爵，公爵虽然把伊赫梅涅夫卡村给自己留下了，但是“由于某种家庭状况”决定给老人一些补偿，赠给他一万卢布、离开那官员后，老人就直接跑来找我，他非常激动；两眼闪着凶光。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从屋里叫到楼梯上，坚决要求我立刻去找公爵，让我转告他，他向他提出决斗。我大吃一惊，很长时间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开始劝阻他。但是老人生气极了，一下子背过气去。我急忙跑回房间拿水；但是回来后，伊赫梅涅夫已经不在楼梯上了。
第二天，我又上他家去找他，但是他不在家；而且接连三天不知跑哪儿去了。
直到第三天我才打听到了一切。他离歼我后就直接去找公爵，公爵不在家，他就给他留了张条；他在留言中写道，公爵给那官员说的话他都知道了，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公爵是个卑鄙小人，鉴于这一切，他向他提出决斗，同时警告公爵你想逃脱他的挑战，否则的话，他将身败名裂。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告诉我，他回到家后心情非常激动，而且神不守舍，甚至病倒了。对她倒很温柔，但是对她唠唠叨叨的问题待答不理，看得出来，他在焦急地等待什么。第二天上午有人经市邮局寄来了一封信；他看完信后大叫一声，抱住自己的脑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都吓呆了。但是他却立即抓起礼帽、拐棍，跑出了家。
这信是公爵寄来的。他冷冷冰冰地、简短地，但又礼貌周全地告知伊赫梅涅夫，他跟那位官员说的话，无须向任何人作任何解释。虽然他很可怜伊赫梅涅夫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尽管他非常可怜他，也无法找到正当的理由来说明，一个人官司打输了就有权出于报复向自己的对手提出决斗。至于威胁他将“身败名裂”，公爵请伊赫梅涅夫尽管放心，因为他决不会因此而身败名裂，也不可能身败名裂；他又告诉他，他的信将立刻交给有关方面，警察局接到报案后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持秩序和治安的。
伊赫梅涅夫拿着这封信立刻跑去找公爵，公爵又不在家；但是他老人家从下人那儿打听到，公爵大概在N伯爵处。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就上了伯爵家。他已经要上楼了，可是伯爵家的门房却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老爷子怒不可遏，抡起拐杖狠狠地抽了他一下。他立刻被抓起来了，被拖到门外台阶上，交给了警察，警察又把他送到警察分局。下人把这事禀报了伯爵。当时正在那儿的公爵向那个老色鬼解释道，这就是那个伊赫梅涅夫那位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父亲（公爵曾不止一次地在这些事上帮过伯爵的忙），于是那位身居要津的老头会心地笑了，并转怒为喜，恩开格外，吩咐下人把伊赫海涅夫放了，让他爱上哪上哪；但是直到第三天警察局才把他放出来，而且（大概是遵照公爵的指示）还告诉老人，这是公爵亲自替他求情，让伯爵对他恩开格外的。
老爷子回到家后像疯子似的扑到床上，整整一小时躺着不动；最后他抬起了身子，庄重地宣布，他要永生永世诅咒自己的女儿，使她永远得不到父母的祝福，这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大惊失色。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吓坏了，但是必须先给老爷子治病，她似乎神不守舍地伺候了他一整夜，把醋敷在他的太阳穴上，并且覆上冰块。他发高烧，说胡话。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了。但是第二天早晨伊赫梅涅夫就下了床，并且当天就跑来找我，以便彻底讲定由他们来收养内莉，但是内莉跟他吵翻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内莉对他的指责使他异常震惊。回到家后，他又卧病在床。这一切都发生在耶稣受难的星期五，那天卡佳和娜塔莎约定见面，也就是在阿廖沙与卡佳离开彼得堡的前一天。这次会面，我也在杨：它发生在一大早，老人家还没来看我之前，也在内莉第一次出逃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