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真相】●
此事历来被认定是日本关东军所为，连张学良都至死深信不疑。
且有日本人拍摄的一套照片，包括爆炸瞬间的景象，以及张作霖受重伤的镜头，证明是日本人干的。
但近年根据苏联已解密档案，皇姑屯事件之所以发生，乃斯大林断言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对苏联恨之入骨”，是“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工具”，“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于是派遣特工将其暗杀。由于事前周密布置，得手后即栽赃于日本；至二战后东京审判，又做手脚掩盖真相，蒙蔽世人久矣。
张学良化装赶回沈阳，接替乃父执掌大业。
●【北伐成功，全国号称统一】●
南北两京既定，1928年夏，蒋介石宣告北伐成功，全国统一。
10月，南京国民政府获得国际承认。
关于北伐，中国历史上，论政治军事，向来北强于南；文化艺术，大抵南胜于北，所以古来南征成功，史例多多，北伐建国，却以此为惟一。
关于统一，我认为，中国之真正统一，在抗日战争中才得以完成。
●【国民政府五院】●
遵照孙中山《建国大纲》，南京国民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
至新中国建国，该国民政府历时22年，各要职任期最长的，如主席林森12年（林凡大事都听蒋的，此前，蒋任此职3年余，死后，蒋又任近7年）。五院为：
行政院职权最重，相当于内阁，院长变化多，最长蒋，累计8年半余；其次汪，4年；此外孔祥熙、宋子文，各近2年；孙科（孙中山子）、翁文灏（学者）、何应钦（军人）、阎锡山（军阀）、张群（政客），都只几个月。
立法院仅起草法律，并不能真正立法。任院长最长孙科，差不多16年。
司法院解释法律，但不干涉法庭判决。院长居正，也16年。
考试院负责选官（承袭科举考试），对官员评比、考核（类似吏部职能）。院长戴季陶，也16年。
监察院监察政府运作，审计预算，弹劾渎职者。院长于右任近20年，最久，且延续至台湾。
此五院制，孙中山早在1906年已开始酝酿，1923年决定“以俄为师”方针时，正式提出，人们称之为“五权宪法”。
●【比较“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
所谓“五权”，由上述可知，仅仅是行政职权的分工。
五权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为核心，以考试、监察为辅佐。但立法院没有议院（国会）的立法权，司法院实质上是“党化司法”。
宪政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限制政府权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分权，可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即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三权各自独立而互相制衡；纵向即中央与地方，也因有所掣肘而制衡。宪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因为集权导致不受约束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难免沦于暴政。
国民政府的五院，恰恰是集权，都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领导，都在“党治”管辖下，既与民主无关，互相之间也谈不上制衡，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
因此，该“五权宪法”，与美国开国时创立的“三权分立”根本不同，相对于民国草创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是历史的倒退，还不如军阀当政的北洋政府。
比如，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都是独立的，承担了立法和监察的功能，分工又协作，联合又制衡，权力大而效率高。“五院制”的立法院、监察院，怎么能比？
美国的联邦法院、地方法院，都是直接审案的，最高法院不审案，也不复查案件，只检查是不是违宪，就干这个，哪像五院制的司法院！
至于五院中的考试院，孙中山自己一定很得意，我看根本没必要专门设一院。
●【两种不同的政党执政】●
大凡政党登上执政舞台，不外两种途径：一是民主的，和平的，由选民推举；一是暴力的，流血的，战争或政变夺权。
前者上台后，尊重民意，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只拥有行政权力，不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即使参与、影响，也不强制；而且，有法定的年限，期满大选，如果竞选失败，慨然下台，决不捣乱。
后者，拥有全部国家权力，甚至控制公民的人权，既然以暴力夺权，便继续以暴力执政；而且，一旦执政，便谋求长期执政，永远执政，即使出现了种种弊端，也难克服，酿成危机，不可收拾。
中国国民党，从一大开始，不，应该说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还可以追溯到同盟会，就是靠武装夺取政权的政党。北伐，本质上是国民党武装夺权。所谓“国民政府”，根本上就是国民党的政府。
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国政体，你还能将“五权宪法”与“三权分立”作类比？
●【国民党实施训政】●
与此同时，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宣告“军政”结束，以母亲训育婴儿为喻，开始对人民“训政”，实施“党化教育”。
训政由谁来训？党。所以训政的实质，是“以党训民”“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其根本目的，是确立国民党**的合法性。
对此，陈独秀作《国民党四字经》讽刺之：“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或许“党化教育”这个词不大好听，后来，蒋介石改成“三民主义教育”，换汤不换药。
●【“人权运动”】●
民主知识分子胡适对训政极其反感，严厉批评国民党，并于1929年发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人权运动”。他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责疑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宪政同样存在？”
“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蒋介石先生……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在《人权论集》序言中，胡适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蒋介石大为恼火，称胡适是“**”，不配担任大学校长。很快，国民党中宣部查封了《新月》，查禁了《人权论集》。
●【“黄金十年”】●
虽然国民政府蒋、冯、阎、桂集团无异新军阀，东北尚在奉系掌握中，各省仍大多为地方军阀盘据，中央号令所及，仅沿海与长江下游诸省。但是：
一、这些地区，恰恰是当年“东南互保”的范畴，有曾、左、李、张历年经营，也包括袁世凯为民国总统，继承和发展了清末新政的成果；
二、执中国近代化牛耳的上海，具700年古都历史的北平，实为中国经济、文化命脉所在，尤其上海的租界，这时已是远东金融中心，市场经济运作正常，黄金、外汇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货交易相当发达；
三、国民党仗北伐余威，颇有生气，国民政府刚刚开张，比较廉洁；
四、欧洲国家“一战”尽管结束，却大伤元气，而且因为惩罚德国过于严厉，埋下了“二战”的怨毒，1929—1934年，西方经济危机，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机会。
因此，“七七”事变前的十年，中国的发展确实有善可陈（1934年“白银危机”后稍差）：1928—1937年，新建铁路近8000公里；1931—1936年，东北除外，工业年增长率达6.7%；积极现代化建设，扩大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改善民生，普及国语，小学生、大学生增加近一倍；
1933—1935年，成功进行了币制改革，先是废止银两，改用银元；两年后禁用银元，以1银元兑换1元法币，建立了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包括税收、货币、财政等制度；
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趁欧洲经济不景气，展开“革命外交”——在北洋政府努力的基础上，照会各国政府，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
同时，整军经武，调集各省各系地方军官，到庐山、珞珈山（武汉）、峨眉山，参加军官训练团，集训政治军事，不仅提高素质，更使地方军队逐渐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西南地区大面积修筑了公路，当中国东部国土沦陷时，大批人才人员和民族工业，得以内迁，也正是赖此，坚持了抗战八年……否则，“八一三”后，连寻一个“陪都”都非常困难。
可以说，这十年，中国不仅打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提高了国际地位，也为嗣后的抗战作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准备，有“黄金十年”之称。
●【“三十年代”】●
后人叙述建国前旧社会事，每每用“三十年代”一词，即指此1928—1937的10年，盖此前北洋政府，之后抗日战争也。
按：这10年，差不多是鲁迅生命最后在上海的10年。读《鲁》，非但当时朝野之人、社会之事，大略可知；国民党专制统治，无视人权，言论不自由，也都事实，要不先生怎么“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呢。
所以，“三十年代”经济发展差强人意，民主政治却是连连倒退。
●【近代事与湖南人】●
从平定洪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建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成立，100年间重大历史事件看，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明显由南方开始，政治军事人才，也多荟萃于湘、粤、鄂、川、闽、浙、苏等省。原因很简单，西风东渐的风，从海外来，自东南入，所以事端多先发于广东，俊彦似尤其在湖南。
湖南人有文化根柢，有开拓精神，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后四人或称晚清“中兴名臣”）、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毛泽东、**、**。
同治时全国8总督中之3，15巡抚中之7，出自湘军，有“湘军督抚半天下”之说。戊戌变法前几年，湘抚陈宝箴（陈三立父，陈寅恪祖）就已施行新政，保荐维新人材。武昌枪响，原湖南谘议局长谭延闿成立了民国第一个省参议院。
湖南人杨度曾自负：“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我军1955年授衔，10元帅，川4（朱德、**、陈毅、**），湘3（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鄂、晋、粤各1（**、**、**）；10大将，湘6（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鄂2（徐海东、王树声），粤、川各1（张云逸、罗瑞卿）——20将帅，湘人其9，聊备一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