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安心里大约也是那样一条路黑冷到底，再也没有人可以暖她过来，才决定走了那样的极端吧？
可是，李延安年青的时候，却是一枝火把，一盏灯，站在最暗的路口，也能毫不费力地照着自己照着别人的呀。
何淳安认识李延安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他留校在外文系教欧美小说，她才刚刚分配进学校的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他偶然从别人嘴里听说了她父亲原来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 才开始对她有了星点的好奇。在他那个人生阶段里，用“星点”来形容他对她的好奇，实在是恰到好处的。
那时他早已不是一张白纸了。
何淳安从小在教会学校里学的英文，口音里带着一丝牛津校园味，文章更是写得地道典雅。自小就将一应欧美名著看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时常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 是外文系理所当然的业务尖子。却又没有洋文教授通常有的虚浮轻佻，行事为人很是稳重厚道，自然是讨女孩子欢喜的。在认识李延安之前，他曾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一次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另一次是他朋友的妹妹。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两个女人都却步了。他是侨乡来的，身世充满了故事，有许多近亲远亲在海外，所以他在系里，无论是提职还是提薪，都是落在最后的。他的两任女朋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他的。
那两个女人，也绝非浅薄低俗之类，都是人中的尖子，花中的花。她们都很懂得他的优点。可是他的优点仿佛是伞，而他的身世却是雨。伞再好，也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雨。所以她们后来都选择了不需要伞的晴天。
这两次恋爱，他都爱得死去活来。到分手时，他觉得已经耗尽了他的心神。在那个凡事讲究简单纯洁的年代里，他的感情经历就算是复杂得有些可疑了。在那之后他再见到适婚的年青女子，便有了尚未得到就已经害怕失去的焦虑。这份焦虑最初是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地藏在心中最底里的那个角落的，后来被年岁搅动着，零零星星地浮现上来，积在眼角眉梢鬓脚唇边，直到有一天，他在公共浴室的镜子前擦头发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第一缕的落泊和沧桑。
那天是何淳安二十五岁生日。他从学校的澡堂洗完澡出来，拎了一网兜换下来的脏衣服，行走在校园四月的暖春里，湿润的头发被风随意扬起，像一株盛开的蒲公英。而他那天的心境，也恰恰符合了蒲公英的比喻 – 从盛开到凋零，似乎只需要一阵风。二十五岁仿佛是一道坎，二十五岁之前，他有些木知木觉。过了二十五岁，他突然就感觉到了风的存在。
可是那天的李延安还是一叠白纸。十九页，页页雪白平整，毫无印记折皱。
那时李延安的父母已经结束了多年的戎马生涯，渐渐适应了安定的城市生活。当父母终于意识到子女的存在时，李延安已经像一根石头缝里的小草，自说自话地长成了一棵结实的小树。最好的学校最称职的老师都无济于事，李延安已经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对读书的兴趣。李延安留了一年级，才勉强初中毕业，却无论如何考不上高中，就在一家工厂里做了几年车床操作工。李延安虽然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却一直憧憬着在读书人的环境里工作。出于对女儿的内疚，李延安的父亲做了一生中唯一一件利用职权的事 – 把李延安安排进了大学的图书馆工作。然而李延安父亲的特权只行使到了图书馆门外，门内的一切，却是看李延安自己的造化了。李延安进入图书馆之后，名义上是管理员，很长的时间里其实都在做一个小工的事 – 搬运存书，清理书架，打扫卫生。数年以后，馆里来了更年青的新人，她才调到了编目室工作。
那天何淳安洗完澡，就去学校的食堂吃了顿晚饭，又回宿舍翻了几页哈代的小说。终是无心无绪，便决定去图书馆找一本英国湖畔诗人的诗集。在过道上，他被一辆装满了书的手推车撞上了。车轮上的铁片直直地割进了他的脚踝，当时他只觉出了酥麻 – 疼痛是后来的事。他身子一矮，布袋似地软在了地上，手紧紧地捂住了脚踝。推车的女人连忙停下车来扶他，他却不肯松手。过了一会儿，就有液体从他的指缝里慢慢渗出，将他的袜子染成一幅紫红色的图画。旁边围观的人开始惊叫起来。女人拨开了他的手，一把扯下他的袜子，在他的脚踝上扎了个死死的结，就架着他去了学校的医务室。女人身量不高，他得倾斜着身体才能靠在她的肩上，可是那天他感觉仿佛是靠在一堵矮而结实的砖墙上，他竟放心踏实地在上面放上了自己的重量。
一直到处理完了伤口，他才有机会看了女人一眼。这一看，就看出很多意外来了 – 他完全没有想到她竟是那样年青，年青得几乎还不能称之为女人，衣妆发式眼神身架没有一处不在昭著地显示着未解风情的木然。他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在图书馆见过？她说她叫李延安，是新来的，才上了三天班。她回答他的问题时态度很老实，甚至有些怯场，几乎完全没有做任何延伸和说明，和她刚才处理事故的大胆老辣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她的脸上有些脏 – 大约是搬书的缘故，汗水在灰尘中间流出一道道树影一样斑驳的印记，潮湿的鬓发在额角蜷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她和他以往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同。她使得那些女人显得苍白病态贫瘠做作。
突然间他对她就有了好感。
他问她怎么一点都不怕血？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这回她只笑了笑，却没有回答。
真正的答案是他渐渐熟知了她的童年之后才得到的。
李延安出生在延安。和当时的大部份延安子女一样，她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当地老乡家里抚养。断了奶，就进了保育院。父母也许到保育院看过她，也许没有。六岁以前，除了知道父亲姓李，李延安对自己的双亲几乎毫无印像。
保育院常常迁移，李延安很快就适应了在马背上睡去在马背上醒来的生活。有一次她睡得太死，从马背上掉了下来，竟无人发觉。等到第二天她被晨露冻醒，才知道马队早已走远。她沿着若隐若现的马蹄和马粪痕迹，走了整整三天的路，终于追上了大队人马。那天保育院的阿姨去井边打水，看见井边躺了一条脏狗，随脚一踢，踢出声来，才知是人。提了油灯来照，照见是李延安。李延安走丢了一只鞋，那只光脚磨得脓血模糊，脚踝被石头扎破，伤口深得几乎看见了骨头。阿姨来清洗伤口，一根一根地挑脚板上的刺。挑出来的不像是刺，倒像是血针，叮当有声地落了一盘子。阿姨挑着挑着就红了眼圈，李延安却一直没哭，只是反反复复地对阿姨说下次睡着了你就掐我。
那年李延安大约是五岁半 – 和保育院大部份孩子一样，李延安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
那之后没多久，李延安就和保育院的其他孩子一样，和他们各自的父母亲团聚了。孩子们对局势的变化是一知半解的，只知道要离开保育院进城了。进城的第二天，李延安被人领着走进一个灰砖大院，院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和三个比她更小的孩子。领她进来的那个人拉着她的手，让她管那两个大人叫爸爸妈妈，又让那几个孩子叫她姐姐。她没叫，也没应。那天刮着大风，满天飞着脏雪似的柳絮，太阳仿佛是一只黄土捏就的大碗，蔫蔫地扣在尘土厚重的屋顶上。一个被战争离散了的家庭和四个互不相识的孩子在那个颜色和情绪都很灰暗的下午草草地会和在一起。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磨和的过程却持续了后来的半生。
几年以后，李延安才从大院其他孩子口中得知，那个她称呼为妈妈的女人，其实并不是她的母亲。她的生母走出了雪山，走出了草地，却病死在进城的路上。后来和父亲一起走进城里的，是一个文工团的女兵。
不过这对李延安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李延安的父亲和继母都是从马背上下来就直接走进了办公楼的。城里有太多新奇的事情，他们要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子女。照顾孩子们日常起居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在李延安看来，她不过是从一家保育院搬到了另一家保育院。她沿袭了保育院里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的作风，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照顾弟妹的任务。很快，那支只有三个士兵的部队在她的调教之下秩序井然。在这个新秩序里，大人只是若隐若现无关紧要的背景。李延安从来没有童年的感受。婴孩的第一声啼哭过去了，她仿佛就担负起了作为一个成人的职责，照顾着自己也照顾着别人。
这种感觉，如一根筋脉，始终贯穿在她和何淳安的关系中。
她和他认识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交接转换过渡，她立即进入了她惯常的角色。她像一只硕健的母鸡，张开丰肥的翅膀，将他全然覆盖。虽然他比她年长六岁，她却成了他的长姊，他的母亲。她照顾着他的一切需要。他的世界顷刻就小了，小得只有一翼之地。在那一翼之地里，四季只剩了一季，那是恒常的春。在恒常的春里他可以接近于放肆地伸展他的四肢和灵魂，只是，不知不觉中，他对付其他季节的功能却渐渐萎缩退化了。
他们结婚第三年，那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专题的风暴铺天盖地刮进了校园。何淳安在外文系里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当权派的红人，个性本来逍遥，树敌也不多，又有老将军岳父这一层遮挡，便相对平安地度过了最初的那个阶段。
后来，系里的头面人物相继下马，成为死老虎。工宣队入驻，新班子逐渐成型。嘶杀声安静下来时，众人突然发觉他们已经失去了新的斗争目标。用当今政坛上的时髦用语来解释当时的情形，就是外文系处在了一个缺乏政迹的真空阶段。于是，新班子成员的视线，就渐渐地转向了何淳安。
工宣队找何淳安谈了一次话。
那天晚上李延安回家比平常晚了一些。图书馆的风声也很紧,有人交代了李延安父亲把女儿安插进馆的事,于是李延安毫无准备地被踢到了前台。幸好李延安在馆里只是一名勤杂工人，不占干部的编制。在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里，李延安的初中文凭和档案袋里不满一页纸的简单身世，使得批她的人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草草地训斥了几句之后，李延安就被打发回家了。
李延安进了门，屋里一片漆黑。她以为丈夫还没回家，就开灯准备生火做饭。弯腰量米的时候，突然发现何淳安捧着头泥塑木雕般地坐在地板上，就吃了一大惊。问了，却不说话。再问，才说头疼。
李延安将丈夫扶到床上躺下了，就开始淘米洗菜炒菜。火一热，油锅的味道熏过来，喉咙口就涌上一团酸水。还来不及找个脸盆，就蹲在门坎上哇哇地吐了一地。中午没吃饭，吐出来的只是苦胆。那时李延安已经怀孕七个半月，妊娠反应却一直没有消失。何淳安在床上听见妻子吐得死去活来，只翻来覆去地叹气，说你挑了个什么时候来么，你。李延安知道丈夫在说腹中的这个孩子，便忍不住回了一句：这是我一个人挑的吗？那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好时候？
两人不声不响地吃了一顿饭，饭和菜都只轻轻地挑了几挑，便都放回了碗橱里。李延安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丈夫在身后又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元元，就叫元元吧，就是一个的意思。李延安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半晌，才笑着说：你可别给我定数，高兴了我还能生一打呢，我就喜欢家里人多热闹。却暗暗地长了个心眼，仔细地盯着何淳安的一举一动。
夜里李延安躺下了，却不敢睡。窗外秋虫咬得惊天动地，腹中孩子踢得甚是凶猛，仿佛要将肚子踢出一个洞来。怕吵着何淳安，李延安一直不敢翻身。身子在一个姿势上僵着，每一处关节每一快肉都痠痒难熬。到了后半夜，实在抗不住，才眯胡了过去。糊糊涂涂地做了个梦，梦见何淳安穿了一件雪白的仿绸对襟大褂，一路风吹杨柳似地走过来。她伸出手来抓他，抓来抓去都是空的。他仿佛变了烟变了气在她的指缝里溜过来溜过去。她一急，就醒了。一摸身边是空的，就咚地下了地，赤着脚跌跌撞撞地摸到了外屋。夜正浓，月悬在窗口，照得一屋水似地亮，青砖地上树影如鬼魅窸窣游走。她一把扯亮了灯，只见墙脚站着个人，正慌慌地端了个水杯往嘴里送水。她狼似地扑上去，狠狠地掴过一掌。那人不备，手里的杯子嚯啷一声掉了下来，白色的药丸滚了一地。
这一掌掴得过于凶猛，她身子一歪，就麻袋似地跌坐在地上。胳膊闪了，顿时肿成一个肉球，疼得满眼是泪。他过来扶，她捂着胳膊，却朝他猛踹了一脚。他一个趔趄，撞到了脸盆架。脸盆翻落下来，一路嘤嗡地滚到墙边，才咣地一声停了下来。宿舍楼道的灯啪啪地亮了起来，有人开窗探看。他急急地捂了她的嘴，半架半搡地扶着她回到了床上。
躺是躺下了，睡意却早没了。蒙着被子，她咬牙切齿地对他说：“我爸爸一趟雪山草地走过来，丢了一条腿，一个老婆，两个儿子，如今是个什么下场？他没说委屈，你倒委屈起来了？你过过一天苦日子吗，你？”
这一骂，倒把何淳安给骂醒了。仔细想想，竟无一句可回嘴的。渐渐地，心里有了些愧意，就嘿嘿地笑，说老婆你是一盏灯，你往我心里一照，就再也没有黑角落了。李延安呸了一声，说再亮的灯，照了路易十几，也是白照。何淳安没听懂，问什么路易十几的？李延安狠狠地掐了他一把，说就是那个我死了拉倒，洪水滔天也行的，跟你一个德行。何淳安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平常备课的材料，李延安原来也看的。两人相拥着，不再说话，看着窗外那一轮月亮渐渐地坠落下去，天边隐隐地有了潮红，恍恍然，仿佛已若隔世。
从那以后，何淳安的脸皮就慢慢地厚了起来，由着世界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诸般的曲目，有人上台，有人下台，自己却始终只做一个不动声色的观众。先是隔离审查了一阵，后来下放劳动了一阵，再后来又随着大流调回了外文系。心情虽有涨落的时候，却再也不曾生过寻死的心了。
可是李延安这盏灯，是什么时候熄灭的呢？
其实李延安的灯，并不是瞬间熄灭的。从明亮到陨灭，中间经历了一个暗淡的过程。暗淡的过程是渐进的，身在其中的人并没有觉察，所有的迹像都是事后才醒悟的。
文革过后，何淳安是学校里第一批提升为教授，第一批批准带研究生，也是第一批选派国外短期进修的老师。何淳安的生命，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冬眠期，在中年的时候突然复苏。这一苏醒，就醒出了许多意外的景致。李延安发现何淳安渐渐地不再需要她的照明了，因为他已经成了他自己的灯。他岂止是他自己的灯，他甚至也成了她的灯。他又岂止是她一个人的灯，他的灯还照着许许多多的别人，包括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她多年为他战战兢兢地操持着的心，就渐渐地放松了下来。当然，她当时并不知道，最适合她的一种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紧张。在紧张的时刻她是一张满弓，捏在手里是暗暗一把的力气，送出箭来铮然有声，直奔靶心。松弛下来，她就如泼洒在地上的一滩水，随意地顺着地面的缝隙游走。虽然依旧走着，却不再是有目的有劲道的奔走，不过是走到哪里是哪里的认命和无奈了。
在所有的神经都松弛下来的时候，却只有一根神经，突然地绷紧了。李延安的眼睛和耳朵，对一些景物一些声音，异常地**了起来。何淳安的学生越来越多，何淳安在系里的职责也越来越重。李延安的目光如雷达漠然地扫过丈夫繁忙的生活天地，大部份的内容都被过滤为无关紧要的背景，荧光屏上剩下的只是几个细点。可是那几个细点却如砂粒，在李延安的眼中磨来磨去，磨得她寝食难安。
那些砂子就是何淳安的女学生女同事。
李延安监听何淳安的电话，闯进何淳安的办公室偷看何淳安的信件，四下打听何淳安在系里的一举一动。渐渐的，外文系的女同事见了何淳安，轻易不敢说笑了。何淳安为了撇清自己，也不敢和女学生单独相处了，更不敢邀请女同事女同学到家里来坐。上帝跟何淳安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上帝打开了何淳安的眼界，让他看到了大千世界的诸般可能性。可是在那个无限广囊的天地里，他可以拥有的，反而是一扇比从前更加狭窄了的窗口。
李延安的视线，已经被砂粒蒙蔽。李延安的灯，也渐渐地昏暗起来，她走失在多年走惯了的路上。开始时，何淳安不停地帮助妻子刷洗着那些砂粒。到后来，何淳安发现他刷洗得越努力，砂粒堆积得越快。
他只好选择了沉默。
李延安终于走进了万劫不复的阴暗之中。没有人可以暖她过来，没有人可以照亮她的路。即使是儿女, 即使是丈夫, 也只能看着她孤独地，一步一步地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