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作者：周锡山更新时间：2014-06-16 17:43:36

特大大中小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朝，汉唐宋明清是年代悠久、影响深远、有很大或较大历史贡献的朝代。汉唐宋明的开国皇帝中，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流民皇帝，开国的流民皇帝占到四分之三，可见流民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份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靠其儿子尤其是李世民的有力帮助；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是个英明少年，可他靠父祖辈几代人和母亲打下的基础而坐享其成当的皇帝。他们本人的才华还不够打天下的资格。中国历代有雄才大略、名声最大的皇帝有秦始皇、汉高祖与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和清康熙六人，其中四人都借父祖之力，只有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人赤手空拳打下天下，平定天下和大治天下。尤以汉高祖刘邦为最杰出的皇帝，爱护功臣，爱惜百姓，在平定天下的激烈战争中和治理天下的政治斗争的风波中，庶几没有血债，又在其子孙统治的时代，消除外患，取得完胜。与之相比，盛唐打败突厥是惨胜，但连吐蕃也打不过，宋辽之战属大败，宋金与宋蒙之战是惨败，汉朝可谓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盛世。

流民皇帝开创的汉、宋、明三朝，与唐朝，都是继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大局形成之后文化成就最高的朝代，对文化中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汉朝的《史记》、《汉书》和两汉经学，是中国史学、经学的最高峰；王国维和陈寅恪认为宋朝达到中国文化的最高峰；晚明的文化高潮，影响至清代，清初的文化发展乃承晚明之余绪，明末清初形成宋代之后的一个新的文化高峰。可惜此期的文化发展强劲势头被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生硬煞断，中国文化再次的崛起已至清末民初的近代阶段了。唐朝仅文学（主要是诗歌和古文）、艺术（主要绘画书法、音乐和舞蹈，惜音舞今已不传，对后世没有影响）取得极高成就，而哲学、史学缺乏代表民族最高水平的经典，仅有玄奘、惠能的个别佛学著作如《坛经》等，其总体文化成就便不及汉、宋两代了。

朱元璋于14世纪后30年大搞文字狱，毒化了文化环境，逼使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停滞，中止了汉朝和唐宋元中国文化艺术处于世界前列的领先地位。一百年后，意大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三大艺术家和相当于元代的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文学艺术重臻世界一流，中国与之相比有一百多年已明显落后了。明代前中期，文化萧条，文学创作沉寂。朱元璋死后的约一百五十年之后，明廷顾不及对文艺的控制，戏曲、美术的艺术创作也重臻世界一流，堪与西方东西对峙，可惜在17世纪后三十年至18世纪前期，康雍乾三帝又大兴文字狱，再次煞断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势头，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可悲形势。朱元璋的保守经济政策和制度，又使中国经济发展缓慢，欧洲因文艺复兴的文化发展而带动科学的发展，引起十七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促使经济高度发展，中国在此关键时刻失去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科技经济界的崇高地位。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罪责深重，而第一要负历史责任的应的朱元璋！因为明初是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的第一个转折点。

钱穆先生指出：“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①刘邦和朱元璋是中国古代最广大平民中产后的两个地位最高、功业最大的英雄。孟森先生在其一代名著《明清史讲义》（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讲稿）首先开首讲得好：“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②在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志向宏大，雄才大略，领导农民（实为流民）起义而夺取全国政权，又能大治天下的，只有刘邦、朱元璋领导的汉明两朝。孟森给予最高评价，史识卓越。可是朱元璋在建朝立代后过大于功，明代和重大文化建树是在晚期专制统治松懈之时产生的，是朱元璋式文化专制主义对立的产物。

除刘邦、赵匡胤和朱元璋外，在历史上作出较大贡献的是刘裕和郭威、柴荣父子等。其他流民皇帝在保境安民方面也大多有所业绩。另有向契丹自称儿皇帝的石敬塘，野史小说写他十岁时曾当过小流民，一则于史无征，二则史载他成年后的身份的将士，所以不能将他认作流民皇帝。

纵观历史上的流民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多反抗暴政。但包括他们在内的全部流民皇帝都不是始作乱者，他们多是乱世中平乱，力争安定的新兴统治者。始作乱者最后都遭败灭，此为历史规律。因非本书题旨，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丁东《记住黄万里》转述黄炎培先生对其子黄万里教授讲过的一句名言：“中国有历史以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真是仁者之言。黄万里先生谨记父亲的教诲，誓愿一辈子为农民服务，优秀知识分子大多是为国为民服务的榜样。

黄炎培先生此言中暗寓打击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中领导和参加者并非农民而是流民的意思。无庸讳言，“农民起义”除史书特地指出的军纪较好的外，多为烧杀掳掠之徒。这些人即使出身于农民，也是农民阶级中的败类。各个阶级都有败类。犹如文化大革命中，殴斗老师、教授和“**”、“黑五类”并施之酷刑和大搞“打砸抢”的大、中学男女学生，固受四人帮之流的蛊惑、鼓动，其本人痞气、兽性原也比较足，也是不可推诿的内因。20世纪60年代这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大、中学生都如此，遑论没有文化的古代农民、流民中的凶刁之徒

但是农民、流民中的凶刁之徒终属少数，李自成在李岩入伍、参政之前，即使拥有百万大军，于当时一亿以上的农民（全国人口约一亿五千万）相比，不到百分之一；再加上作为明朝官军士兵的农民、流民也算一百万；两者相加，总数不到百分之二。当然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官兵和义军的破坏力大到几乎毁灭社会文化、财富积累的大部，有时接近全部。在乱世中统治阶级虽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平民、良民往往受到更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既无官兵保护、也受官兵抢掠残杀，自己又身无寸铁，只能任人（官军和义军）宰割。男的被杀，妇的被掠（惨遭凌辱之后，也一样被杀），房子被烧，财产被抢，这便是历史的真相。即使如朱元璋部下的军纪，我们也不能评价太高。他本人虽然重视军纪的整肃，但实际效果也很有限。据杨维桢《东维子文集·陶民三节妇传》知，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汤和等率军大举进攻方国珍盘据的浙江沿海地区。他们进军黄岩时纵兵大掠，陶宗仪留居故乡的大妹宗媛（40岁）、三妹宗婉（22岁）和三弟妇王淑（28岁），都在抗拒朱元璋士兵的奸淫掳掠时，被杀或投水自杀。明朝建立后官史不会记载军队的此类劣迹。野史迫于文字狱的淫威，也不敢记载。陶宗仪是名人名家，其友杨维桢又是大诗人，为他写此传以表哀悼和纪念，才撩开神秘的历史真相的一角。陶氏一门已死三妇，当时百姓所受残害之烈，由此可见一斑。蓝玉北征蒙古，连王妃也占为己有，引起朱元璋震怒，可见兵士在民间的骚扰掳掠，更是罄竹难书。

我在《神秘与浪漫》一书中指出：“中国先秦时代给最杰出的人物，高悬三条人生标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史记·太史公自序》因之。）中国知识分子一般觉得第一条难以实现，多追求第二条，即以治国平天下树立千秋功名，如果这也做不到，就著书立说，作诗撰文，度过一生”“儒道佛三家都以‘立德’为最高。”③“立德”指的是遁世、修行。所以“治国平天下”的流民皇帝和佐命大臣，虽属鲁迅赞扬的民族脊梁骨，但是，在古代自老子、庄子、孔子、司马迁至蒲松龄、曹雪芹等最高层次的文哲史宗师的眼光来看，他们仅属二流人物。老、庄崇尚隐退，孔子实也如此，他赞扬：“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又将他比之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极赞三人不肯在治理天下方面有所作为。孟子也将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将伯、柳二人与尧、舜、禹、汤等人相提并论，同称为圣人。司马迁《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曹雪芹《红楼梦》嘲笑“武死战、文死谏”，歌颂甄士隐随僧道而去，暗示宝玉最后出家为僧。蒲松龄《聊斋志异》反映人世间爱与恨，他本人热衷于科举，总想进入仕途，舒展自己忧国忧民的抱负和才华。但他在《素秋》篇中批评素秋之兄俞士忱放弃修行的志向，跌入科举的漩涡：“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坚。”“伤哉雄飞，不如雌伏。”称颂周生随妻素秋归隐修行（即雌伏），竟可仙去。又于《贾奉雉》描写贾生看破红尘，入山修道，却因道念不坚，被逐下山。再入试场，连捷得中进士，在官场遍历风波后，醒悟“十余年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指人间尤指官场经历）耳。”于是决意抛妻别子，铁心归隐修行。蒲松龄于篇末评曰：当初科场失意之时，“贾生羞而遁去，此处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贫贱之中人甚矣哉！”这些事例和言论也可说明李叔同出家之谜了吧。

钱穆先生曾总结说：“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他列举春秋时代之介子推，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东汉初年的严光，宋初居华山行道的陈抟，隐居西湖孤山的林和靖，等等，“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④

总之，古代哲史文宗师所立的原则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产功，其次有立言”，此谓“三不朽”。诚如钱穆所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⑤评价最高的是无所作为、隐居修行的人物。流民皇帝及其文武功臣，虽有辉煌事业即文治武功，却仅是第二流人物，屈居隐士之后。

这是古代所立的评价人物的最高实也是唯一的原则。自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学者已推翻了这一原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已公主文治武功最重要，所以“治国平天下”的帝王将相是最重要的人物，其次是从事思想学术、文艺创作的宗师大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地位最高，最早提出此论的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大学者王国维，他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而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同时认为，如希腊之荷马，英国之莎士比亚，德国之歌德，皆“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⑥，而痛感中国历来鄙视文学艺术家。

但是20世纪学界的主流学者都将原来地位最高的隐逸、无为之士贬得毫无地位，只有钱穆在响应王国维之同时，上接古代先哲，给无表现者以极高的评价。他响应王国维之处与王国维的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一个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尽管如此，他对此的评价未及王国维先生的评价高，但他对隐士的评价似乎最高：“《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转乾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中国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他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⑦钱穆先生继承三代文哲史宗师的“三不朽”观点，并作出自己的阐发。

因此，我们在评价流民皇帝时，必须知道古人评价人物的“三不朽”原则，给以历史的定位。当代的读者诸君可以不同意这个原则，但必须了解古代有此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即使不同意这个原则和钱穆先生的上述观点，我建议这样的读者依旧要长年反覆思考古代宗师和钱穆先生的这一极为重要的观点。笔者经过多年读书、思考和写作，认为古人的“三不朽”原则、王国维和钱穆两大学者的观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千年之后，必能成为那时社会的主流观点。

有人在“百家讲坛”走红后，著《某某某新读诸子百家》。此书在谈“士志于道”时，引用了孔子的弟子曾参的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作者认为作为读书人，要有担当。你所懂得的文化、拥有的知识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既然拥有了，就应当有一种责任感，带着这种责任感走过你的一生。他因此而对隐士表示自己的不满。古代许多隐者的生活其实是颇有享受性的，但他对这种生活不满意，作为一个文化人怎么可以如此悠哉游哉？他讽刺周作人的一些话我认为写得非常好。比如说周作人摆弄一些知识就像赏玩小老婆似的，虽然尖刻了一点，写得还是很到位。知识人必须有一种自觉才能无愧于知识人的称号⑧。

据此，此书讽刺和批评周作人，不仅蛮横无理，而且文风不好。有担当，与做隐士是两回事。殊不知，儒家固然尊奉“达则兼治天下”，但是“兼治”天下，讲得非常有分寸；同时也指导读书人，对于统治者不要过于固执和天真，“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也讲得非常有分寸：没有必要的义务去管别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没有这种权力。另需指出的是，此句中的“穷”字，指政治处境不好，这个“穷”字不是说他经济上很穷，他也可能很富有，而且过着“颇有享受性”的生活。隐士们和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说的其他“身处江湖之远”的知识分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怎么能够在政治上担当？尤其在军队兵败如山倒，国家彻底灭亡之时，普通知识分子有什么能力和可能去担当？他们如果不做顺民和隐士，全部奋起反抗，以卵击石，全部死于异族铁蹄的屠刀之下，这些传承文化的人死光了，中华文化就此毁灭，那么，中华民族就此彻底灭亡，全部被同化为入侵的异族。可见这种片面强调担当的书生论史，不切实际。在和平时期，盛世时期，也不许多数知识分子有什么担当，他们做隐士，钱穆讲得对。人人都要做英雄好汉，要名利，国家、民族没有安宁。他们做隐士，传承和传播传统文化，就是最大的担当，是有责任感的表现，是对国家、民族的很大贡献。隐士的生活，大多颇为清苦，有的因生在承平时期，本有家产，生活颇有享受性，如青年时期的倪瓒，也毫无可以非议之处，更何况，像倪瓒这样为民族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大画家，没有“颇有享受性”的生活，是培养不出来的。当今像这位作者这样的大学教授，虽然不是隐士，生活无疑已属“颇有享受性”的，他是否对自己的“这种生活不满意”呢？对人、对己可以有两种标准么？大家一定会说不可以，我说，更不可以的是，自己的表现比古人和前人差，却大议古人和前人的不是。譬如“摆弄一些知识”的周作人的学问和成就，有多少人及得上的，他向学生、读者和后人“摆弄”知识，应该吗？

总之，任何评论历史的学者，都不能以隔岸观火、信口开河的态度苛求前人，乱解历史。

康熙时秀才蒋坚（字非磷，号适园，江西铅[yán]山，著有《求生集》。其子为著名诗人、戏曲家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或乾隆三大家），文才与智慧卓异，豪爽不羁，性好任侠，而终身不仕。长年佐幕山西，屡雪疑狱，其临终绝笔诗曰：

匹马行边作客豪，

灯前懒看杀人刀。

此身落得无牵挂，

世上功名付汝曹。

此诗磊落豪迈，表达了热情用世、勇于担当却又粪土名利、功名的另类隐士的豪宕胸襟和凌云气魄。他们与有功于世的帝王将相、清官能吏交相辉映，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式的光辉表率。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66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1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拙著《神秘与浪漫——文学名著中的气功与特异功能》（拙著《文学名著比较研究丛书》之一）第142页，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2、103、10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⑤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2、103、10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