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些天，王琪才知道自己能穿上市法院警服，一个重要因素是法警队正好缺少一支写材料的笔。法警队一年到头不得空闲，攒了功劳也攒了苦劳，把这些功劳和苦劳搬到纸上并予以光大，是中文系学生所擅长的。
又过一些天，王琪进一步知道写材料只是次要原因，一个分量更重的原因是她面试时说了一句话：“小时候我有过一串志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名医生。”这随口的答话平淡得有点俗，却成了她迈进法院的最后一级台阶。
当然，领悟这一点得花费一段时间。在此之前，王琪跟每位新手一样，心里少不了菜鸟式的兴奋和新鲜。在经过短期的上岗培训后，她开始提着劲干活儿。她递送传票，把装着起诉及开庭内容的信封交到当事人或当事人亲属手里，瞧着他们脸上迅速跑出惊慌、沮丧、恼怒等各种表情。她把女性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庭，听控辩双方的嘴巴们说来说去。她随着警车冲到老赖们家里，迫使他们一边小了脸一边答应把吃到肚子里的钱物尽早吐出来。做完这些事之后，王琪还要写一些文字，把工作成绩变成甲乙丙丁，再加入好听的成语和形容词，提供给领导阅看。如果某件工作比较稀奇，也可以编成稿子交给有兴趣的报纸。
如此一路干下来，王琪像一只用时间捂熟的水果，慢慢变得老练起来。
到了第二年春天，王琪突然得到一个学习机会，去医学院培训三个月。刚得到通知时，王琪有些发愣，说为什么为什么呀，难道我说了一句话，就真让我当一回医生？嚷嚷了一会儿，才渐渐明白过来。明白以后，便有点心慌。好在一打听，她不是一个人去做学生，同去的还有队里其他两位女伴。
王琪脱掉警服换上白大褂，变成医学院的特殊学员。她学习的科目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医学基础培训，包括熟悉人体结构、检查指标，以及如何对付猛然抽搐、临时休克什么的。另一项比前一项更重要，即临床静脉穿刺实践，说白了，就是学会注射。注射看似简单，其实有许多讲究，譬如进针方法，有旋转、逆向、握拳、外涂等；又譬如穿刺对象，有消瘦型、肥胖型、浮肿型、年老型等。细说起来，每一条胳膊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的声音均有着深深浅浅的区别。
拿到一些理论知识后，王琪又跟着指导老师去附属医院实习。在注射室或者住院部，她把注意力集合到手上，将针头刺进各种各样的胳膊。操练过程中，自然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顺利时一针便见到血，不顺利时得把针头拔出来压上药棉，再在血管上找个位置打进去。她戴着口罩，但露出的眼睛透着亲切，所以一条胳膊即使被操练了两次，胳膊的主人一般也不会生气。对着一位眼睛里展开笑意的护士，有了不满也容易稀释掉的。
不过王琪知道，自己的笑意是不扎实的。一年前还喜欢捧着小说的手，现在却整天捏着针筒，想到这一点心里便有些摇晃。有时洗手照镜子，那张脸是属于自己的，再往下走一眼，里边裹着白大褂的身子却不像是自己的。她拿这种感觉问过两位同伴，两位同伴一位政法学院毕业一位警察学院毕业，心里和嘴巴都比她镇定一些。两位同伴说：“别想得太多，你把这些胳膊当做纸靶子好了，就像是咱们站在训练场上拿着手枪朝纸靶子一枪一枪地打。”王琪说：“可胳膊到底不是纸做的，会见血，会哼哼叫痛。”两位同伴说：“医院嘛当然要见血要哼哼叫痛，你不是喜欢做医生的吗？”王琪说：“可这哪里是做医生，连二分之一也不是，四分之一也不是。”两位同伴就笑了，说：“你学中文的，数学也不错哩。”
这样对过话，王琪只好让自己去回想小时候的一件事。她记得九岁那年的春天，有一日她坐在教室里正上着课，肚子突然一阵跟着一阵地疼。为了证明自己的疼不是装的，她眼睛看着黑板，泪水无声地滑下来，把老师吓了一跳。到了医院一查，竟是急性肝炎。急性肝炎不是大病也不算小病，她马上住进传染病房。传染病房出入不那么随便，开始几天父母都不让进。她整日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身旁仿佛堆满了无聊和忧伤。到了晚上觉得孤独，就早早闭上眼睛等着睡觉。可刚进入睡乡，一不留神又会遇上不好的梦。
一天上午醒来，不知为啥王琪心里觉得挺空。她静着眼睛突然有点想哭。这时一位高个子医生出现在病房，他先抬手拉开窗帘，让阳光跑进屋子，然后他站到她的床前，一边弯下高高的身子一边说些亲切的话。在那么一刻，王琪忘了应该听他说话，她只是看着一群阳光簇拥在医生周围，给他的身子、头发和脸庞涂上了一层亮光。王琪觉得，自己心里一下子长出了温暖的感觉。
王琪出院后不久，刚好遇着老师布置作文，便写了一篇《我长大后要当医生》。其实这只是当时她心中的一种感念，就像是小学生爱上电影里的某位人物，当不得真的，但因为落在纸上变成了文字，倒在记忆里丢不掉了。许多年过去，小学生王琪变成了法警王琪，法警王琪往回想一想，便能从脑子里捞出小学生王琪的那篇作文。但问题是，作文里的医生是高尚的、携着阳光的，而现在王琪虽也穿上白大褂，内心却是不明亮的。换句话说，作文里的医生救人又扶伤，眼下王琪进修的却是如何让生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