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尾声

作者:德龄公主    更新时间:2013-12-09 10:54:31

我在宫中的第二年,情形和第一年并无不同。各种庆典和节日自然和从前一样,要如此这般地庆贺一番。每天例行的早朝由太后主持,之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被用来享乐。其他事情中,太后对她的菜园情有独钟,亲自指挥种植五花八门的种子。蔬果成熟的时节,所有女官都分得一把小剪枝刀,收割这些作物。太后似乎很喜欢观看我们在地里劳作,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下地帮我们干活。为了鼓励我们多干活,太后会拿出一些小礼品赏给那些表现好的人,所以大家自然都很卖力,为的是让太后高兴,当然也为了得到奖赏。太后的另一爱好,就是养鸡,分配给每个女官同样多的鸡雏儿,让大家亲自照料,所生的鸡蛋必须每天早上拿给太后过目。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的鸡蛋总是比其他女官的少?直到有一天,我的太监向我报告,他看见另一个太监从我的鸡舍里偷鸡蛋,为的是帮他的主子夺标。

太后最反感宫里的女官毛手毛脚或者大手大脚。有一回,太后叫我打开她房里的一个包裹,当我正要把绳子剪断的时候,太后阻止了我,叫我把它解开。我只得照她说的去做,费了许多手脚,才把它解开。太后接着叫我把纸折得整整齐齐,连同绳子一起放进抽屉里,这样,今后再要用的时候,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它。有时候,太后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些零花钱,如果我们想买什么东西,比方说头花、手帕、鞋子、丝带,以及诸如此类,都可向丫鬟们购买,她们在宫里常常做这些小玩意儿。每一笔支出项目都必须记在一本太后专门发给的小本儿上。到月底,太后要检查我们的账簿,要是她认为我们过于浪费,少不了一顿责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控制得当而颇有节余,她就会表扬我们善于持家。因此,在太后的教导下,我们都学会了处事细密、有条有理,堪称持家有道。

这些日子,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便请求开缺。太后不听,决定再给他六个月的病假。而父亲真正的意图,是想到上海去看他的私人医生,但太后很不以为然,认为她的太医比任何洋医都要高明。就这样,那段时期就由太医们给父亲看病,他们每天都要开出彼此不同的各种处方。这样又过了一些时日,看上去似稍觉有些起色,但因为患有慢性风湿,所以仍然不能走动。我们因此再次请求太后,准许父亲到上海去看他自己的医生,因为他对父亲的病情更熟悉一些。然而太后终究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说:“你们怎么连这么一点点耐心都没有,中国的医生或许比较慢,但他们可靠,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快根治父亲的病。”究其实,太后是担心父亲到了上海,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去,这绝对不是她愿意接受的结果。于是我们决定,只要父亲的病情不恶化,我们就仍旧留在北京。

招待外国使节的春季游园会如期而至。照例,第一天是公使、参赞及使馆随员,第二天是他们的夫人等等。这一年参加游园会的来宾很少,其中还有几个是第一次来。有五六个日本公使馆的夫人陪着内田夫人一起来。太后一直喜欢内田夫人,因为她优雅有礼,深为太后所赞赏。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我们就领着夫人们去用餐,带着她们到宫里的各处参观游览,这之后,就是告别、启程、离宫。我们再向太后报告一切,她照例问了许多问题。来宾当中有一位女士(我想她应该是英国人),穿着笨重的斜纹软呢旅行装,衣服上有许多大口袋,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怕冷的样子。头戴一顶和衣服相同质料的帽子。太后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穿“米袋子”衣服的女士,并说,穿着这身行头出现在宫里是不是过于惊世骇俗了呢?太后很想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我回答道,这人一定不是使馆里的人,因为使馆里的人我都认识。太后说,不管她是什么人,这个样子混迹于上流社交场所,总归是没规没矩,在欧洲宫廷也必不能容忍这种装束。

“我一看就知道。”太后补充着说,“这些人当中,有哪些人是不是真心实意要对我表示尊重,又有哪些人认为我不配得到他们的尊重。外国人似乎都有样一种观念,以为中国人都很无知,因此他们不必像在欧洲的社交场合那样注重礼节。我想今后最好明白规定一下,在不同的宫廷仪式上,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时在发布邀请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些教会分子排除在外,当然还有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我愿意会见任何来中国访问的高贵的洋人,但不愿在我的宫里看到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我说,日本人的习惯值得效法,那就是:发布适当的请柬,在请柬的末尾注明每一个特定的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太后认为这个法子很管用,决定在中国引入类似的规则。

只要天气许可,太后就到户外看太监们在园子里劳作,藉此打发大把的时光。人们通常在早春时节移栽荷花,太后对这项工作颇有兴致。所有的老根必须剪去,再把新生的球茎种到新鲜的泥土里。荷花虽然生长在湖里的水浅之处(在湖的西边),但太监们也不时地要走到齐腰深的水里,以便清除老茎,植入新根。太后坐在她喜欢的玉带桥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指挥太监们工作,对于如何栽植球茎,还时不时提点建议。这项工作通常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女官们侍立在她的身旁,或为太后的垫子编织奇奇怪怪的穗子,借此打发时光,事实上,干什么都行,只要不闲着。

时值春天,袁世凯又一次进宫觐见,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俄日战事。他告诉太后,事态正朝着非常严重的方向发展,他担心,到最后中国将成为主要的受害国。这个消息让太后很是心烦意乱,她提到,有一个御史建议我们送一些大米给日本,但她已做出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此,袁世凯表示大力支持。

我还是每天为太后翻译各种关于战事的报道和电稿。一天早晨,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从巴达维亚抵达新加坡。我想太后没准对这个感兴趣,便和其他消息一同译了出来。太后听了突然情绪激昂,把我吓了一大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太后告诉我,这个人给中国惹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在见康有为之前,皇上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热心追随者,但自从那次召见之后,便明显地表现得热衷于维新,甚至宣扬基督教。

“有一回,”太后接着说,“他竟怂恿皇上下诏,要兵围颐和园,把我关起来,直至新政施行。幸亏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忠诚,这个阴谋才被挫败了。我即刻赶到紫禁城,皇上正在那儿,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皇上认了错,请求我继续代他执掌朝政。”

(此事的结果,当然是皇上下一道诏书,恭请太后训政。)

太后立即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其同党,但他却设法跑掉了,从此太后再也没听到更多关于他的消息,直到我给她翻译这则报道。知道了康有为现在何处,太后似乎稍稍放了心,但她还很想知道他正在干些什么。她忽然又一次大发脾气,问我,外国政府为什么要给中国的政治煽动者和罪犯提供保护?他们为什么不肯让中国处理自己的臣民,为什么不可以稍稍多花些精力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呢?太后命令我时时留心,一有这位先生的消息,就马上向她报告。但我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再也不提起关于此人的任何事了。渐渐地,这事也就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

有一次我们游览西苑时,太后指着一大块荒地说:从前这儿有一座大殿,拳乱那年给烧毁了。她又解释说,这完全是一次意外,倒并不是叫洋兵给烧掉的。她说自己一直不喜欢这座大殿,因为它实在太难看了。现已决定在原址重修一座大殿,因为目前的大殿太小了,每到新年,外国客人来贺年的时候都快容纳不下了。她于是命令工部照她的意思,预备新建筑的模型,然后报她核准。到这时候为止,宫里的建筑都是典型的中国式,这座新殿要或多或少地参照外国设计,各方面都要做到最新。

模型很快做好了,并且提交到了太后这里。它虽然只是个小木头模型,但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备,就连窗格的图案以及天花板和镶嵌板上的雕刻无不历历可观。然而,我从不知道有任何东西能完全符合太后的意愿,这一回自然也不例外。她从各个方面把这座模型批得体无完肤,这间屋子要更大一点,那间屋子要更小一些,这个窗户应该移到那个地方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消说,模型拿回去重做。当它再拿回来让太后过目时,每个人都说比第一个模型大有改观,就连太后也表示很满意。接下来的事,就是要给新建筑取个好听的名字,经过严肃充分的讨论之后,决定取名“海晏堂”。

建筑很快就动工了,太后对工程的进展很是关切,殿内的一切陈设全部采用西式,这是早就定了的,只有御座例外,毫无疑问,御座仍旧要保留满族的特色。太后根据我们从法国带来的图录,逐一比较不同的家具款式,最终决定选用路易十五式,但每件家具都漆上明黄色,窗帘地毯之类也都是同样的颜色。当所选择的样式都令太后感到满意之后,我母亲就请求太后恩准,让她来支付这些家具的费用,作为献给太后的礼物。太后恩准了母亲的请求,于是,订单便被寄到了巴黎一家我们从前定做过家具的著名公司。大殿完工的同时,家具也送到了,并很快就安装好了。太后巡视了大殿,并且(那是当然)挑出了不少的毛病。她对这一次实验的结果,似乎不是很满意,并说,一幢中国建筑毕竟还是应该像它们从前的样子,更庄严肃穆一点才好。然而事已至此,所谓木已成舟,现在也不好过于挑剔,怎么说它也没法改了。

夏天的这几个月里,我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来帮助皇上学习英文。他很聪明,记忆力惊人,学得很快,但发音不很准确。没多久,他就能够阅读普通英文学校课本中的短篇故事了,并且,听写相当不错。他的英文书法更是出手不凡,在描摹古体字和花体字方面,堪称专家。皇上这样专心学习,太后似乎也很高兴,说她自己也想学,并且完全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学会。然而学了两课之后,她就再也没耐心学下去了,并且,从此再也不提此事。

毫无疑问,这样的教学活动,给了我很多和皇上谈话的机会。有一次,皇上冒险和我谈起维新的事,说我从前曾答应劝太后推行新政,似乎没什么进展。我对他说,自我进宫以来,完成的事情亦颇不少,并以新大殿的事作为一个例证。他对这些显然不屑一顾,并叫我不用再为此费心了。他说,到适当的时候,总有用得着我的一天,当然,前提是真有这么个时候,对这一点,他自己似乎也毫无把握。他又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我告诉他,如果父亲的身体不能尽快好起来,我们恐怕不得不离开宫里(至少暂时)。皇上说,虽说他对此将会感到遗憾,但他相信这也是出于好意。他又说,他敢肯定,我在外国度过了这么多年,决不可能安于宫里的这种生活,如果我打算要离宫,在他这方面将不会有任何障碍。

太后恩准我每月出宫探视父亲两次,一切如常,直到有一天,一个丫鬟来告诉我,太后又在为我安排另一桩婚事了。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然而过后不久,太后通知我,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我嫁给一个她为我挑选的王爷。我能看出太后是在等我说些什么。于是就告诉她,在这种时候,父亲的病又是这个样子,我非常忧虑,请求太后无论如何把这事稍稍搁一搁。听了这话,太后非常生气,说,她为我操了这么多心,而我却这样忘恩负义。我没吱声,此时太后也不再说什么。我努力想把这事忘掉。

接下来的一次回家探视,我就把这些告诉了父亲,像从前一样,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他建议,等我回了宫,就去找李莲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他,向他解释我目前的处境,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使太后改变主意,只有他能做到。因此,我一回到宫里便去拜访李莲英,起先他显得很是为难,还说我应该服从太后的懿旨,但我再三陈情,说我根本不想结婚,甘愿留在宫里伺候太后,他这才答应尽力为我去想法子。后来我再也没听到太后或李莲英提起过此事,于是就推测,大概总管已经把这事给码平了。

这个夏天没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转眼到了八月,竹子已被砍下,此时,女官们又一次被叫来帮忙。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砍下的竹杆上雕刻文字和图案,太后也帮着我们刻。然后,这些竹子就被做成椅子、桌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被摆放在太后的茶室里。在漫长的秋夜,太后就教我们中国历史和诗词,每隔十天考试一次,以检验我们到底学会了多少,成绩好的颁发奖金。那些年轻的太监,也参加这些课程,他们回答太后的问题时,很是有趣。如果太后的心情好,她也会跟我们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赶上她不高兴,便会下令责罚他们,以警戒他们的愚蠢无知。然而对这样的责罚,他们早已习惯了,所以并不很在意,转瞬就忘得一干二净。

太后七十大寿的日子近了,皇上提议,要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但太后没有恩准,说是国家不太平,恐怕百姓要议论。这次万寿庆典与往年唯一的不同,就是除送礼受礼之外,太后还要特赏封衔,晋级加俸。在太后所恩授的封衔中,我和妹妹被授郡主衔,这一封衔只有宫人才可以封授,是太后的特恩。外臣的晋官授爵都是由皇上封赏。万寿大典本拟在紫禁城举行,因为那里更适合操办大事。然而太后根本不喜欢这个主意,谕令要等到十月初十万寿前三天才搬到城里去。这样一来,不得不多做好多事,因为颐和园和紫禁城两处都要布置。到处都是忙忙碌碌,更加添乱的是,初十的前几天,竟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太后却来了兴致,她最喜欢在雪天外出,而且希望在山坡上照几张相。于是,我哥哥就又挎上他的照相机,给太后照了几张很好的相片。

初七那天,我们全都搬到了紫禁城,庆典就开始了。宫里装饰得富丽堂皇,院子被玻璃屋顶所覆盖着,为的是遮风挡雪。戏院里,每天高潮迭起。初十的万寿大典与以前的并无不同。一切都在波澜不惊地进行,完了以后全宫又搬回了西苑。

在西苑我们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再一次向太后递了辞呈。太后便派了太监前往探视,为的是要打听虚实。当她得知父亲真的病重后,便恩准他开缺养病,并同意他前往上海找外国医生看看。她说,她认为我母亲陪着他前往上海还是必要的,但她相信还不至于严重到了我和我妹妹也要陪侍的那种程度。我努力向她解释,说陪侍父亲是我们的责任,而且父亲的病势可能转危,万一生命不保,我们姐妹将抱憾终生,请求太后开恩放行。她先是提出各种反对的理由,到最后,见我们去意已决,便说:

“好了,他是你父亲,我当然也知道你应当去陪侍他,但你们要时时记住,尽可能快地回宫。”太后又坚持为我们做衣服及准备其他事情,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放我们走。当然,我们除了等太后高兴放行,也别无它法。

一切都准备停当,太后又翻起了她的皇历,要为我们的启程择定吉日良辰,最后选定十三日最吉利。于是,我们在十二日就离开皇宫回自己的家。我们向太后磕头告辞,感谢她这两年来对我们的思宠。大家都哭了,太后也哭了。接着又向皇上皇后道别,皇上只是摆摆手,用英文祝我们幸福。眼见着我们就要离开,每个人都很伤感。我呆立良久,太后说,多等也没甚益处,还是早些动身吧。在门口李总管也来送别。我们进了马车就直接回了家中,我们自己的太监一直陪着我们进了家门。我们发现旅行的一切物品都已准备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火车至天津,正好赶上这个季节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

一到上海,父亲就立刻去看他的医生,检查病情,开出药方。此次旅行似乎对父亲颇有益处。很快,我就怀念起宫里的生活来,虽然在上海我有许多朋友,她们经常邀我参加宴会和舞会,但我还是没法快乐起来。似乎一切都和我在北京已经习惯的大不相同,我一心只想能够尽快回到太后的身边。我们到上海两星期之后,太后就派了一位特使到上海来,看我们过得怎么样。他带来许多漂亮的礼物,还给父亲带来了一些药。我们见到他都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宫里的人都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回去。

这时父亲的病已有好转,他说我再留在上海已没有太大的必要,建议我最好还是回京,履行我在宫里的职责。于是,我就在新年的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时河道正值封冻期,我只好乘船到秦皇岛,由那儿乘火车回北京。这是一趟最为艰苦的旅行,所以到达北京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太后已派了我的太监到车站接我,我一下车立刻就往宫里进发。见到太后,我们都欢喜得哭了起来。我告诉太后,父亲的病已有起色,我希望能永远留在宫里伺候她老人家。

我重又开始了先前的工作,然而此时,既没有妹妹和我作伴,也没有母亲跟我聊天了,一切全都变了。虽说太后对我还是一样的慈爱,但我还是不很快乐,并且又很想再回上海。

我留在宫里,每日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又过了许多时日,直到这年的二月(1905年3月),我接到一封电报,叫我速回上海,因为父亲病危,已在弥留之际,想见我。我把电报给太后看,等候她的决定。太后对我说:“你父亲年事已高,自然比不得年轻人,那样容易复原。”并恩准我即刻动身回上海。我再一次向宫里的每个人道别,他们全都希望我能很快回来。然而,这一次却不可能了。此时,父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弥留至1905年12月18日,终告不治,辞别人世。我们自然要为父亲守孝百日,终于再也不能回到宫里去了。

在上海,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也认识了不少人,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宫廷生活的吸引力,毕竟不能根除我在欧洲时所受到的影响。在内心里,我是个外国人,在国外受的教育,并且,现在又遇到了我的丈夫,这就注定要使我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然而,我常常追忆起在太后身边所度过的两年时光,那是我少女时代最重要也最幸福的时光。

虽然在推行革新方面,我没能给太后更多积极的影响,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中国能够警醒自励,在世界强国中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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