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末开始的采访算起，这个文本的成稿过程时断时续，前后经历数十年，居然“跨世纪”。起先，这个家庭的荣辱盛衰，是作为这个时代剧变中，个体命运的个案，进入我的视线的。在往后的岁月中，我从陈将军当年的战友温启明先生、王应铮夫妇诸前辈及其女儿陈维莉女士那里，了解到许多有别于流行叙说的“独家新闻”：据台湾原中统局的档案资料记载，刺丁案的指挥人是中统陈彬将军（又名陈彬昌）。1939年9月，原中统上海区的两个副区长苏成德、胡均鹤叛变投敌，区长徐兆麟侥幸逃脱，中统仅在上海就有40余人被捕，上海江苏一带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在组织解体的严重关头，原中统香港组的少将组长陈彬临危受命，“1939年冬，陈彬奉命调回上海，任中将级站长”。陈彬到上海后，即与已深入虎穴的郑苹如等会合，组成锄奸小组，实施暗杀行动，可惜功亏一篑。李士群暴毙后，中统安插在李身边的隐蔽战士陈彬，随即又接受新的潜伏任务，南下广州，再次潜伏于敌营，任广东省海防副司令。1945年春，陈彬成功策反广东海防司令及其部下，刺杀了日寇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柴山醇后，不幸壮烈牺牲；抗战胜利后，杀害陈彬的“凶手依法被判处死刑，国民政府颁发陈氏（按，即陈彬）遗属抚恤金十年，子女就学读书免费，并入祀抗日烈士纪念堂，以慰忠魂。”
陈彬将军“刺丁”失手后，又奉命潜伏苏州，而正巧我的童年是在抗战后期的苏州度过的。童年时的我，爱听大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于是沦陷区的群魔狂舞、乱世中的种种怪象、各路英雄枭雄奸雄的名字，统统进入了我的记忆中。汪伪特工大头目、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毒死的新闻，曾是苏州人的热门议题。在热议李案的那些日子里，家里的大人们每天都会在茶余饭后交流着从坊间听来的最新信息。记得有一天，二舅刚进门还没坐下就说：“呵，医生化验结果，李士群嘴唇上找到几十种毒菌，哪有不死之理……”。二舅眉飞色舞的神态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就听说过陈彬的名字，这位奉命潜入敌营的卧底将军，深得李士群的重用，其时侧目而视者有之，相争攀附者也有之。有一位顾医生一度经常出入我家，后来难觅踪迹，听二舅妈说，这是因为顾太太在牌桌上结识了李士群的亲信陈彬的夫人，并与陈太太结拜为姐妹，所以不屑再与我们平常人家来往。而后，在李士群暴死后，陈彬就突然人间蒸发，只留下陈太太还在苏州，但已门庭冷落，太太圈的麻将桌上也难觅其踪迹……常言道，童年的记忆象刻在石板上的花纹，但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巧遇，会再唤醒上述那些沉睡的童忆。
这世界真小，1950年我在上海江湾中学住宿，周末到家母的宿舍度假。家母施玮，又名施雅媛（1922-2002），浙江南浔人，南浔中学高材生，略有文采，深得当年任教于浔中的诗人徐迟青睐。徐迟的发妻陈松女士是家母同班同学、闺中密友。抗战胜利后，徐迟随南浔中学校长林黎元先生到苏州向校友募捐，曾在我家租赁的皇宫后2号暂住，林、徐下榻在2楼面对果园的主卧室里。后来在一份南浔中学复校捐款人的名单上，我看到了家母的名字。1948-1949年，我在南浔中学附属小学住读，徐迟先生的大女儿徐律是我童年的玩伴。南浔解放后，徐迟因姐夫伍修权的关系全家迁京，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抗战时期，古镇南浔惨遭日寇蹂躏，外公带全家六口到乡下避难，于是家母遭遇了那场决定她一生命运的婚姻。外婆说，我出生在苏州小猪弄。1945年，任职于忠义救国军的家父曾祥禧因在汪伪军中策反事败，被昔日的拜兄弟沈某某杀害。而我随外婆住在二舅家，家母则到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求学。辍学后到苏州私立立达小学任教，1948年到上海霍山路国民小学任职。解放前参加了gcd的地下组织，与何祥芳（其女后来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等编在同一小组，何的丈夫**涛解放后任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院长，家母在世时，每年总会去新康花园何家与他们相叙。家母以朴素而真诚的激情迎接解放，五十年代初，被任命为上海提篮桥区（现已并入虹口区）惠民路小学校长，借宿在学校的办公楼里。
一天大舅来访，听见家母神秘地对他说，李士群时期在苏州炙手可热的陈彬的太太，现在这里做教员，要不是公安局来指认，根本认不出铅华洗尽后的陈太太，与当年的华丽富贵判若两人……一晃又是八年过去了，1958年我曾向家母打听陈彬女儿的消息，家母这才向我透露了一个本不该透露的秘密：1949年后，陈彬夫人温斐的亲友几乎全部离开大陆，惟夫人温女士一人带着女儿留在上海，公安认为疑点颇多，疑似特嫌。公安在温家周围布置了居委会积极分子监控，同时也经常到温女士任职的小学了解情况。而作为该小学校长、gcd员的家母，就无法避免地成为公安随访的首选对象。家母为人正直，把温女士在教育第一线敬业尽责的实际情况如实汇报。而公安提醒，要看透假象后面的本质，等等。由于家母不愿昧心编造并不存在“特嫌”证据，因此无法满足公安的要求。不久，家母调至外区任职，1958年温女士被送安徽劳动教养，随即，病逝农场。从陈彬遗属的家变中，折射出时代大变迁中个人的渺小和小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无助、无奈。正如家母所说，在50年代初遇温女士时，面对眼前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小学教员，很难相信四十年代与她同城而居时，在苏州城里所流传的有关她如何耀眼夺目的各种故事。真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原先在保密的理由下被掩饰的资讯，也逐渐浮出水面。据一份权威资料透露，当年曾与陈彬共事的胡钧鹤，经潘汉年推荐、饶漱石批准，50年代初出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兼情报专员。这位四朝（国共日汪）特工，把他在国民党中统局、日汪76号特工总部等机构任职时的资讯积累，作为立功赎罪的资本。据说，提供了上千条有价值的线索，协助抓获了400多名潜伏特务，破获了上百部国民党的地下电台，成千上万人因此被审查、监禁。也许出自秘密使命的工作需要，也许另有其他私人的原因，总之，当年陈彬奉命潜伏在李士群身边时，陈彬家和胡钧鹤家两家过从甚密。胡钧鹤太太赵女士是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还有后大椿（汪伪粮食局长，因向苏北输送粮食物资而被汪枪决）的夫人等四人结为四姐妹……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胡钧鹤的上千条线索中包括有关陈彬、后大椿及其遗属的资讯，但据陈彬女儿陈维莉女士回忆，她当年为其母誊抄所谓交代材料时，时常出现一些日伪高层人物的名字，所以当21世纪热播、热演的谍战文本中再现上述名字时，就唤醒了她沉睡数十年的记忆。然而人在做，天在看，许多事情不以当事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胡钧鹤虽提供了数量惊人的举报材料，却于1954年入狱，30年后始获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算善终。最可怜的莫过温斐女士，1958年被不明不白的莫须有的理由：“曾帮助中统特务陈某管理账目等问题……”，（摘自1980年6月3日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唐山学区小教总支给陈维莉的信）被开除公职，病死安徽农场。
这些年来，面对已经搜集的资料，多少次翻出来后，又无奈地重新放回去。直到先烈陈彬女儿陈维莉女士大病初愈，在其子女的强烈推动下才促成文本的定稿。即使如此，直到交印前的最后一刻，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抽下有关先烈遗属遭遇的部分资讯，拟以后专论补叙。因为现在的文本不是个人空间里的亲属家史，而是公共空间里的大时代、大事件、大格局的历史叙事，任何人物和事件的格局，只能作为宏大叙事的构成要件而存在。在这里，个人和家庭的变迁，不过是历史激流中一个稍纵即逝的水泡而已。当然，对受损的具体个体来说，每一次的付出却是绝对的，所以也是痛苦的。然而，整个历史长河不就是那无数水泡破碎后的总汇吗？困难的抉择在于：宏大叙事就必须忽略鲜活生动的个体的感受？能不能把“私小说”式的抒情从狭小的私密空间中解脱出来，融入大事件的纪实性的公共场域之中？其实，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零和选择，难道在这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中，私人空间里的各种元素就不能成为构成的部件而存在吗？若要完整地叙述真实的历史背景中的真实的历史细节，社会时代的大格局本来就是无数个人、家庭小格局的总和，而个体的命运惟有融入时代大格局之中，才会发现其真正属于私我的价值。
如果没有温启民、王应铮等前辈们对历史真相的直言不讳、仗义执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文本。可惜由于种种延误，两位前辈已无法目睹文本的问世。当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老人公寓里，温先生的回忆、在台北和上海对王先生的多次采访过程中，我都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不是一般意义的拾遗补缺、辑佚钩沉，而是打捞真相、抢救历史，因为这个案件的每一个构成要件，无不与大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
成稿过程中，得到众多前辈、同辈、后辈的支持，谨在此向一切关怀过本书稿的朋友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恕不一一具名。同时文本借鉴引述了各种已有的成果，特此致谢。最后，为使今天的读者能了解当年谍战的原生态实景，所以又把相关的人物生平、机构变迁，事件背景等史料收为附录。由于这部分资讯本属大众共享的公共资源，故不再分别注明，谨在此对所有资讯来源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