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他在那种情况下很蠢，但我完全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同样，为了表示枫丹白露的高尔夫球赛高雅，她说：
“这完全是一种选择。”
当谈到我参加过的一场格斗时，关于我的证人，她对我说：“那些人都是百里挑一。”她凝视我的脸，承认她喜欢我“蓄小胡子”。她甚至说——我觉得我的运气很佳——打上次和希塞尔分别以来，她已有“好一阵子”没见到她了。我发誓，去年她还不会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尚未掌握相当数量的，让人一听就知道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表达方式——年复一年，母亲把这些表达方式传给女儿，就象随着女儿的成长，逢年过节把自己的首饰送给女儿一样。一天，一位陌生妇女送给阿尔贝蒂娜一件礼物，为了表示感谢，阿尔贝蒂娜对她说：“我很过意不去。”听她这样说，我们会感到她不再是一个黄毛丫头了。邦当太太情不自禁地看了丈夫一眼，邦当先生回答说：
“当然，她快到十四岁了嘛。”
阿尔贝蒂娜谈论一个仪态不端庄的少女时说的话更表明她已经是大人，她说：“甚至看不出她是不是漂亮，她脸上涂满了胭脂。”总之，尽管她仍是少女，但她已学会了她那个环境和阶层的妇女应有的举止态度，如果有人做鬼脸，她会说：“我不能看见人做鬼脸，一见就想学”，如果有人以模仿别人为乐，她会说：“当您模仿她时，最可笑的是您很象她。”所有这一切都取之于社会宝库。但是关于“杰出”一词的含义，据我看，阿尔贝蒂娜生活的环境恰恰不能使她掌握我父亲对这个词理解的意义，当有人在我父亲面前极口称赞他的一个同事如何聪明，而他自己并不意识到此人聪明时，他会说：“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阿尔贝蒂娜说的“选择”，即使是指高尔夫球，在我看来。也和西莫内家水火不容，正如“选择”一旦加上了形容词“自然的”，就和一篇比达尔文早几个世纪的作品格格不入一样。而“好一阵子”这个表达方式，我感到更是个好征兆。最后阿尔贝蒂娜象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心满意足地对我说：“依我看，这是比较好的结局……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高雅的办法”，这时，我明显地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慌意乱，但我也由此萌生了各种希望。
这句话是多么新奇，多么象一块冲积土，使人猜想到有多少道变化无常的河湾流经那些从前不为人知的土地，因此，当我听到“依我看”这几个字时，就把阿尔贝蒂娜拉到我身旁，听到她说“我认为”时，让她坐到了我的床边。
当然，有些文化很低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很有学问的男人，在她们的嫁妆中，也会有这一类词语。结婚后，她们的言谈会发生变化，不久，她们去探望从前的女友，谈话时显得稳重审慎，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们已变成了女人，当她们郑重宣布某某人聪明时，把“聪明”读成了两个“1”，但这恰恰是一种变化的征兆。我似乎感到，在阿尔贝蒂娜使用的新词汇和我熟悉的阿尔贝蒂娜的词汇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在她从前的词汇中，最大胆的词不过是在她谈及一个古怪的人时说的“这是个怪人”，或者，有人建议她赌博时她说的“我可没钱输”，或者，当一个朋友责备她，而她认为她朋友的责备毫无道理时说的“啊！真的，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这些话中的词，是在这些场合非说不可的，是符合和晚祷时唱的圣母赞歌一样古老的资产阶级传统的，一个微微有点恼怒的，对自己的权利深信无疑的少女“自然而然”会用的这些词，因为她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就象学会祷告或行礼一样。所有这些词，邦当太太都教会她了，同时还教会她仇恨犹太人，喜欢黑衣服，认为穿黑衣服显得端庄，有教养。即使没有正式传授，她也象雏金翅鸟跟着它们的父母牙牙学语那样跟着母亲学说话，而金翅鸟正是通过牙牙学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翅鸟。尽管如此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选择”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我认为”使人欢欣鼓舞。阿尔贝蒂娜不再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了，因此，她的行为，她的反应也会和从前不一样。
现在我不仅不再爱她，甚至也不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害怕毁了她对我的友谊，因为友谊已经不再存在。毫无疑问，我早就在她眼里变得可有可无了。我意识到，她已不再把我看作是那个“小圈子”的成员。从前我费尽心机想加入，当我获得成功，我是多么高兴啊！况且，她的神态不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时那样坦率、和善，我也就感到用不着畏畏缩缩，顾虑重重了。然而，我认为，使我最后下决心的还是我在语文学上的新发现。我继续把一个新环节加到外在的语链上（语链下面隐藏着我内心的欲望），就在阿尔贝蒂娜坐在我床边的时候，我谈到了小团体的一个姑娘，说她虽然比其他几位细小，但我觉得她挺漂亮。“是的，”她回答我说，“看上去象个黄毛丫头。”显然，在我刚结识她时，她还不会说“黄毛丫头”。如果事情正常地发展，她很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即使她没学会，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比说“黄毛丫头”更惹人恼火了，听到这个词，我们会感到牙疼，就象在嘴里放进了一个大冰块。但是，即使阿尔贝蒂娜（她是多么漂亮）说“黄毛丫头”，我也不会感到不愉快。相反，我觉得，这个词即使不能说明她从外表看已经入门，至少也显示她内在的变化。可惜时候不早了，如果我想让她及时赶回家吃晚饭，同时不耽误我用饭的话，我就该同她说再见了。晚饭是弗朗索瓦丝准备的，她不喜欢让饭菜凉着。而且，也许她早已认为我们违反了她的一条规章制度，因为我父母不在家，而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呆了那么久，致使一切都得往后推。但是，在“黄毛丫头”这个词面前，这些理由也就如泥牛过海，不再存在了。于是，我急忙说：
“您能想象得出我一点也不怕痒吗？您可以胳肢我一个小时，我连感觉都不会有。”
“真的？”
“我向您保证。”
她肯定明白，我这是在笨拙地表达一种情欲。因为她就象在向你提出一个你不敢企求的，但你的话已向她证明你会觉得有用的建议似的，用女人惯有的谦恭对我说：
“你愿意试一试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不过，您躺到我床上来，这样也许更方便。”
“这样行吗？”
“不，往下一点。”
“可是，不怕我太重了吗？”
她正说着，房门打开了，弗朗索瓦丝拿着灯走进来。阿尔贝蒂娜差一点来不及回到椅子上。弗朗索瓦丝可能一直在门口偷听，甚至从锁孔里瞧我们，故意选这个时刻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我没有必要作这个假设，她也许不屑用眼睛去证实她的本能已充分感觉到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和我的父母亲长期生活在一起，敬畏、谨慎、关切和狡猾培养了她这种具有几乎是有预见性的本能的感觉，正如水手能感觉到大海，猎物能感觉到猎人，医生——至少是病人——常常能感觉到疾病一样。凡是弗朗索瓦丝能预见到的，都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瞠目结舌，正如古人根据微乎其微的信息工具就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弗朗索瓦丝的信息工具不比古人多，不过是膳食总管偷听到的只字片语罢了，仅仅是我们晚餐谈话内容的二十分之一，况且，传到厨房已经变了样。而且，她的错误，也和古人的错误一样，和柏拉图所相信的奇谈一样，与其说是由于物质条件贫乏所致，毋宁说应归因于错误的世界观和先入之见。即使在现在，对于昆虫习性作出最重大发现的，也可能象这样是一个既无实验室，也无任何器械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说弗朗索瓦丝的奴仆地位不曾妨碍她获得一种为艺术所必须的科学——艺术是科学的极限，艺术在于把科学成果告诉我们，而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么约束就更不成其为障碍；在这点上，约束不仅没有阻碍科学发展，反而大大促进了发展。当然，弗朗索瓦丝毫不忽视语调、态度等辅助因素。因为她对任何一个和她地位相等的人说的话，不管多么荒唐，和我们的思想多么格格不入，她却毫不怀疑，全盘接受（然而我们对她说的话和希望她相信的事，她却从不相信）。因此，她对我们的论点越是流露出不相信，她在转述——因为间接引语能使她不受惩罚地对我们说出不堪入耳的话——一个厨娘的话时（她说，那家的厨娘对她说，她威胁主人了，在众人面前把他们当“畜生”看待，可事实上他们却对她百般宠爱），就越是用一种使人感到她把厨娘的话当做金科玉律的语气。弗朗索瓦丝甚至还说：“如果我是女主人，我一定会很生气。”尽管我们对五楼那位夫人没什么好感，但是听了这个不成体统的例子也得耸耸肩，就象听到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寓言一样。但是，叙述者却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使人感到她的断言是无可置疑的，是令人恼火的。然而，尤其是弗朗索瓦丝和作家有相似之处。当作家被一个君主或一种诗学，被某些诗律或一种国教束缚住手脚时，他们常常需要一种浓缩力，而在自由的政治体制或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体制下，这种浓缩力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样当弗朗索瓦丝不能明确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她就会象泰雷西亚斯那样说话，如果需要写，会采用塔西脱一样的方法。她善于把她无法直接表达的思想浓缩成一句话，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提出指责，就不可能不连累到我们自己。有时她甚至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用静默，用东西的摆法来表达。
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一时疏忽把一封不该让她看见的信（比如，因为寄信人不怀好意地谈到了她，这会使她怀疑收信人也对她心怀敌意）遗忘在桌子上，和别的信混杂在一起，晚上，当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直接走到我的卧室，一进屋，那封可能连累我的信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正如它不可能不引起弗朗索瓦丝的注意一样。她把我的信整整齐齐堆成一堆，把那封信放在最上面，无异于把它放在一边，这种醒目的位置无疑是一种语言，很有说服力，使我在门口就吓得浑身打颤，仿佛听到了吓人的喊声。弗朗索瓦丝很擅长导演这类把戏，她先不出场，设法让观众知道她已经知道一切，然后她才登场。为了象这样让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说话，她既有欧文和弗雷特里克·勒梅特尔的天才，又有他们的耐心。此刻，弗朗索瓦丝俨然象一个“暴露罪恶的正义女神”，她把那盏灯高高举起，照在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头顶上，灯光清楚地映出了少女的身躯在床罩上留下的明显可见的痕迹。灯光下，阿尔贝蒂娜的脸仍然妩媚动人，双颊依然呈现出在巴尔贝克时我曾为之陶醉的光辉灿烂的光泽。从总体上看阿尔贝蒂娜的脸有时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在灯光的照射下，渐渐染上了一层极其均匀、极其红润的色彩，显得无限坚实，无限光洁，真可以和某些鲜花特有的艳丽的肉色媲美。然而，弗朗索瓦丝的突然闯入使我措手不及，我喊道：
“怎么，都点灯了？我的上帝，这灯光真刺眼！”
显然，我是想用这第二句话掩饰我内心的慌乱，想用第一句话对我的迟到表示歉意。弗朗索瓦丝用一句残酷而模棱两可的话作回答：
“要不要熄掉？”
“熄掉，怎么样？”阿尔贝蒂娜凑着我的耳朵说，她把我当作主人和同谋，用一句语法性的问话，通过疑问的语调，把这种心理上的肯定亲昵而强烈地表达出来，我不由得心醉神迷，不能自己。
当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阿尔贝蒂娜重新坐到我床上时：“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我对她说，“我怕如果我们象这样继续下去，我忍不住要吻您了。”
“那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幸。”
我没有立刻接受她的挑逗。换个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挑逗多此一举，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发音甜美而有肉感，她同你说话，就象在吻您。她每说一句话。就是给你一次温存，谈话充满了对你的亲吻。然而，她这次挑逗却给了我极大的快意。如果挑逗来自另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美貌少女，我甚至也会感到快意；但是现在。阿尔贝蒂娜对我虽然是唾手可得，但这在我身上引起的与其说是快意，毋宁说是一系列对比鲜明的美丽联想。我首先联想起海滩上的阿尔贝蒂娜，好象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幅画上人物，我感到她不比有剧院聚光灯下看到的形象更真实，看不清究竟是谁，是那被认为已经登场的女演员，还是作为替身的配角，或者仅仅是投影。然后，那个真实的女人脱离光束，向我走来了，但仅仅是为了让我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象人们想象中的神奇的画中人那样柔情似水，唾手可得。我知道，抚摸和拥抱她是不可能的，只能同她闲聊，对我来说，她不是一个女人。正如放在餐桌上作装饰的不可食用的玉葡萄不是葡萄一样。现在，她出现在第三平面上，我觉得她和我在第二个平面上所认识的她一样真实，又和第一个平面上的她一样顺从，尤其是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不够顺从，因而她现在的顺从也就格外趣味无穷了。我对人生逐步有所认识（不象开始时那样认为它平淡和简单了），这暂时导致了不可知论。既然开始认为可能的事后来竟是假的，而当它在第三个平面上出现时又变成真的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呢？（唉！我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的发现还没有结束。）即使生活没有这种浪漫的能教会我们发现更多平面的诱惑力（这与圣卢在里夫贝尔饭店吃晚饭时所体味到的诱惑是反向的：他在一张安详的脸上，在被生活烙上的重重叠叠的记忆中，重新看到了他从前在那张脸的唇际留下的痕迹），无论如何，当我知道我有可能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即使吻她的脸颊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快乐。我们可以把一个女人当做一段肉体占有，仅仅使我们的肉体和女人的肉体贴在一起，但这与占有在海滩上邂逅的少女有什么不同呢？某些天，我们在海滩上看见这个少女和女友们在一起，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那些天，而不是其他日子和她相遇，这使我们忧心忡忡，害怕再也见不到她了。生活殷勤地向你揭示了这个少女的全部故事，为让你看得清楚，借给你一个又一个光学仪器，不仅使你产生肉欲，而且还让你产生更难满足的精神欲望，这使肉欲增强百倍，变化无穷。如果肉欲只顾占有一段肉体，精神欲望会昏昏沉沉，麻木不仁，让肉欲单枪匹马，为所欲为；但是，一旦要占有一个完整的记忆领域，使过去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往事失而复得，精神欲望会在一旁掀起风暴，使肉欲变得格外强烈，虽然不能伴随到底，直到掌握一个非物质的现实（因为这个现实不可能在希望的形式下完成），但它们在半路上等候肉欲，把它护送回来。吻一个梦寐以求的少女的脸蛋，就好比在体味一种百看不厌的颜色的滋味，而吻一个无名无姓，既无秘密、又无魅力的女人的脸蛋，不管这个脸蛋多么清新，只能使人感到索然寡味。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她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形象，例如在海上显示出侧影的阿尔贝蒂娜，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个形象分离出来，放到我们身边，渐渐地，就好象放到了一架立体镜片下面，我们看清了它的大小和颜色。正因为这样，那些不能马上得手的，甚至不能马上知道将来能不能得手的有点难相处的女人，才是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了解他们，接近和征服她们，使她们的形象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体形、身材和相貌，就是给我们上一堂相对主义课，教会我们如何鉴别一个肉体，鉴别一个女人的生活。当这个女人重新以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生活背景中时，你与她重逢，会享受到一种美。在妓院认识的女人，是毫无趣味可言的，因为她们始终一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