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可以像人们在小说中写的那样，采取一种漂亮的做法——去鄙视她，然而恰恰相反，只要她用那娇小的手招一下，她总是可以得到我。
过了几天，她正常了。有一次她沉思着对我说：“我想你肯定知道，我讨厌别人在这种时刻来想我，但那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我活了２３年，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没有亲身经历过诸如此类的怪事。有的人非常坚强、很有魄力，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另一些人一碰到难题就只会丢人现眼，我希望我是属于前一种人的，至少在艾利面前我是很有把握的。
对她的印象，我必须加以修正，有一次我跟一位姑娘谈起接吻的事情，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当时的人们对接吻是说得多，干得少——我说艾利只和二三个人接过吻，而且只有她觉得她爱他的时候才接吻。那位姑娘笑得前俯后仰，倒在了地上，把我给愣住了。
“不过这是真的，”我对她肯定地说，但我又突然感到这不是真的，“这是她自己讲给我听的。”
“艾利·卡尔霍恩，你真行！哼，去年在技术学院的一次春季晚会上……”
９月份，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被召唤到海上去，从第四培训营来了一批军官，以加强我们的战斗力。第四营和前面三个营不一样，候补军官都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不带元音字母，除了个别几个年轻军官外，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们中队补充了厄尔少尉，他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来的——一位身体很棒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棒的人，他身高１米８５，长着一头黑发，脸面非常清爽，还有那一对闪闪发光的深褐色眼睛。他不算很聪明，肯定也没受过教育，然而他是一个好军官，自负而令人起敬。每次起飞，穿戴得体，沾沾自喜，符合一个军人的要求。我估计新贝德福德是一个州属城市，所以使他有点骄横和自以为是。
我们是两个军官分住一个房间，。于是他就和我一起住在我的临时木板房里。没出一个星期，塔莱顿的一个姑娘的照片被他粗暴地钉到板壁上。
“她不是什么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她是社交界人物，只跟高尚的人来往。”厄尔解释说。
第二个星期六下午，我认识了这位女子——在乡下某个私人游泳池边上。当艾利和我来到时，游泳池的另一边冒出了厄尔那半个穿着游泳裤的肌肉发达的躯体，一面拍打起水花。
“嗨，少尉！”
我也向他招招手，他笑笑，向我使使眼色，用头朝着他旁边的姑娘做了个动作。接着捅了一下她的腰部，再向我点点头，算是在向我介绍她。
“基蒂·普雷斯顿旁边的那个男人是谁？”艾利问。我回答她后，她却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她一面说，一面做出一种找车票的样了。
厄尔马上以优美的自由游泳式全力游过来，在我们这一边爬出泳池，我把他介绍给艾利。
“您觉得我的姑娘怎么样，少尉？”他问。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她不错，是吗？”
厄尔向艾利点了点头，这次他的意思是，他的姑娘和艾利是在同样的圈子里交际的。
“我们哪天晚上一起上一家大饭店去吃饭，您看怎么样？”
我就让她们自己去决定。我觉得很有趣，艾利能看出来，能得出结论，认为厄尔不是一个理想的男人。但是摆脱厄尔少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兴奋而善意地把艾利那四肢匀称的漂亮身躯打量了一番，然后认为艾利甚至比别的女人好。
１０分钟后，我看见他们俩一起在水中了，艾利顽强地一蹬，游了出去，厄尔却噼啪地拍打着在她周围游来游去，有时他停下来，乐呵呵地凝视着她，就像一个小伙子在看一个布娃娃。
整个下午的其余时间，他便呆在他那位姑娘身边，艾利也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她笑着轻轻对我说：“他对我很留恋，他以为我没钱付车费呢。”
但她很快转过身去，基蒂·普雷斯顿小姐站在我们面前，她的脸红得火辣辣的。
“艾利·卡尔霍恩，我想你不致于竭尽全力把这位男子从另一位姑娘手中夺过去吧。”
那威胁性的一幕使艾利脸上露出了一丝害怕的表情。
“我觉得你干这种事着实有两下了。”普雷斯顿小姐的声音很轻，但却很尖锐，即使听不见，也能感觉到。我看见艾利那清澈明亮的眼睛尴尬地东看看、西望望，好在现在厄尔自己也在天真地看着我们。
“如果他碍着你什么了，那么你应该在他面前显显你的威风。”艾利紧接着抬起头回敬说。
她对传统仪态方式的看法和基蒂·普雷斯顿那幼稚、激烈的占有欲是互相矛盾的，或者这么说吧，艾利的“良好教育”和其他人的习惯是格格不入的。她把头转了过去，走开了。
“请您等一下，姑娘！”厄尔叫道，“告诉我您的地址，也许我会打电话给您的。”
她以一种基蒂完全不感兴趣的方式看了他一眼。
“这个月我在红十字会很忙，”她冷冷地说，冷得就像她那往后梳得光溜溜的金发，“再见。”
回去的路上她笑了，在这以前，她的脸部表情犹如被卷入了一场值得怀疑的桃色事件，此刻，这种表情已消失殆尽。
“她永远也得不到这个年轻人的，”她说“他想换一个新的。”
“显然，他想得到我。”她这么想着，觉得挺逗的。
“他想把他那轧票钳给我，就像给我一枚大学生组织的徽章一样，多么奇怪！如果我母亲看到像他那样的家伙走进我们家里，她会昏倒和死去的。”她说。
为了尊重艾利所说的话，过了整整１４天，厄尔才去拜访她，后来在一次俱乐部舞会上他又去纠缠她，惹得她十分恼火。
“他是个颇为粗鲁的小伙子，安迪”她轻声对我说，“可是他做的一切又是那么真诚。”
她用“粗鲁”这个字眼，但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厄尔是个南方的小伙子，她这么说，无非是表明她的耳朵对美国佬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区别不出来。除了厄尔站在门槛上以外，卡尔霍恩夫人是不会因任何其他原因而死去的；艾利的父亲——卡尔雷恩先生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证实了一种按他们的愿望已经消失了的合理现象。
艾利，她始终自命不凡，自以为高尚；艾利，她的崇拜者始终是她周密、认真地选出来的，始终是军营中“最可爱的”男人。艾利和厄尔少尉！我已经厌烦了——向所有的人去解释，说什么她只是为了寻找消遣和娱乐，所以每星期都换一个人，一会儿是彭萨科拉的海军中士，一会儿是新奥尔良的老朋友，但其他时间总是和厄尔在一起。
上面来了命令，要临时建立一支由军官和下级军官组成的先遣部队开往港口，然后用船送到法国去，我的名字也被列入名单。我在靶场呆了一个星期，当我回到军营时，厄尔马上把我叫住，约我去听摇滚乐演奏。
“我们几个军官举行一个小型告别晚会，只有你、我、克拉克上尉和３个姑娘参加。”
厄尔和我负责找姑娘，我们选了萨莉·卡罗尔·哈珀和南希·拉马尔，然后到艾利家里去，到了门口，侍者告诉我们，她不在家。
“不在家？”厄尔惊讶地重复着，“她会在哪儿呢？”
“她没说到哪里去，只说到外面去。”“真是怪得很！”厄尔喊道，他在熟悉的柱廊阶梯上来回走着，而侍者在门口等着。厄尔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吗，”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她觉得受了侮辱？”
我等着，他转身对侍者严厉地说：“请您告诉她，我必须跟她简单说几句话。”
“她不在家，我怎么跟她说？”
厄尔又开始沉思着来回走了起来，然后点了几下头说：
“肯定是因为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感到受了侮辱。”
他用几句话向我解释了那件事。
“你听着，你等在车里，”我说，“也许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他一面犹豫着离去，一面说：“安迪，请转告艾利小姐，我要跟她单独谈谈。”
经过简短的交代，侍者把我的话传了进去。过了片刻，他带来回复：“艾利小姐说，其他先生她不想再看见，如果您愿意的话，那您就应该进去。”
她在书房里，我想象着，我将见到一张冷酷的、尊严受到损害的面孔，然而她看上去颓伤、困惑、失望，她的眼睛是红的，好像痛苦地哭了几个小时。
“啊，你好，安迪！”她伤心地说，“我这么久没看见你了，他走了吗？”
“那么，艾利……”
“那么，艾利！”她重复着我的话，“那么，艾利！他对我说，他尊重我，可他站在离我３米以外的地方和那个令人讨厌的女人在一起，挽着她的臂膀在劝她。后来，当他看见我时，又开始他那套尊重的把戏了。安迪，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得不钻进一片杂货铺去买一杯矿泉水，我怕他会跟进来，所以请里奇先生让我从后门出去。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再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说了一些人们碰到这种情况时通常该说的话，我说了有半个小时，我无法改变她的情绪，有几次她回答说，他缺少“真诚”。我已是第四次问自己了，这个词对她意味着什么，肯定不是指忠诚，比忠诚的含义更广，我猜想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她所谓的“真诚”是要人们重视她。
我站起来想走了，这时外面汽车的喇叭不耐烦地响了３次，这喇叭声听起来让人觉得厄尔就站在房间里说：“那好吧，见你的鬼去吧！我并不想在这儿呆一个晚上。”
艾利看着我发愣，突然她脸上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喜形于色的表情，然后又变成一副歇斯底里的哭笑不得的样子。“他不是很讨厌吗？”她绝望地叫了起来，“他不是令人作呕吗？”
“快一点！”我说，“戴上你的帽子，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
这一晚我始终记得清清楚楚：蜡烛光在木板房里的木桌上窜跳着，增援中队开晚会时留下的纸做装饰品已破烂不堪，不知是哪个中队的营房里传来了悲凄的曼陀林演奏声，忧郁的《我的家在印第安纳》不时萦回在夏末的夜空。３位姑娘在这个神秘的“男人城”里不知所措，她们也有一种流逝的感伤，似乎坐在一块魔毯上，向着南方的农村飞去，随时都会遇上一阵大风，把它刮走。我们互相干杯，为南方干杯。然后我们把餐巾、空杯子留在桌子上，同时也留下了以往的岁月，于是手挽手地迎着月光走出去。已经吹过归营号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一匹马在嘶叫，哨所站岗的士兵胸前斜抱着枪支在大声打鼾，连肩上的皮带也在发声，我们忍俊不禁。克拉克今晚值班，我们其他人上了小汽车，让克拉克的姑娘在塔莱顿下车。
然后艾利和厄尔、萨莉和我，我们两对坐在宽敞的后座，每一对避开另一对，低声地管自己说着话。我们开向无垠的茫茫黑夜。
我们开过云杉林，林中是沼泽和地衣，在白里泛黄的棉花地之间沿着公路开，公路白得就像世界的边缘。我们把车停在一个磨坊的影子中，听着哗哗的流水声，听着鸟儿不安地唧唧叫。我们感到有一种光辉在到处乱钻——钻到倒塌的黑人茅屋里、钻到汽车里、钻到我们急跳的心脏里。南方在对我们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