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国语的运动总算是传播得很快很远了。但是全国的人对于国语的价值，还不曾有明了正确的见解。最错误的见解就是误认白话为古文的退化。这种见解是最危险的阻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认某种制度文物为退化，决没有还肯采用那种制度文物的道理。如果白话真是古文的退化，我们就该仍然用古文，不该用这退化的白话。所以这个问题——“白话是古文的进化呢？还是古文的退化呢？”是国语运动的生死关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国语文与国语文学的价值便不能确定。这是我所以要做这篇文章的理由。
我且先引那些误认白话为文言的退化的人的议论。近来有一班留学生出了一种周刊，第一期便登出某君的一篇“平新旧文学之争”。这篇文章的根本主张，我不愿意讨论，因为这两年的杂志报纸上早已有许多人讨论过了。我只引他论白话退化的一段：“以吾国现今之文言与白话较，其优美之度，相差甚远。当谓吾国文字至今日虽未甚进化，亦未大退化。若白话则反是，盖数千年来，国内聪明才智之士虽未尝致力于他途，对于文字却尚孳孳研究，未尝或辍。至于白话，则语言一科不讲者久；其乡曲愚夫，閭巷妇稚，谰言俚语，粗鄙不堪入耳者，无论矣；即在士夫，其持笔为文亦尚雅潔可观，而听其出言则鄙俗可噱，不识者几不辨其为斯文中人。......以是入文，不惟将文学价值扫地以尽，且将为各国所非笑。”
这一段说文言“虽未甚进化，亦未大退化”，白话却是大退化了。
我再引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第一卷第三章的一段：：“中国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语，而言语每随时代以变迁，至于为文虽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随言语而俱化。......始所歧者甚仅，而分道各驰，久且相距愈远。顾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而文字则虽仍古昔，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所以中国言语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亦惟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亦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要之，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闕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盖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美术，能文者直美术专门名家，既有天才，复以其终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诣自不易及。......”
孙先生直说“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他的理由大致也与某君相同。某君说文言因为有许多文人专心研究，故不曾退步；白话因为没有学者研究，故退步了。孙先生也说文言所以进步，全靠文学专家的终身研究。他又说，中国文字是象形会意的，没有字母的帮助，故可以传授古人的文章，但不能记载那随时代变迁的言语；语言但有变迁，没有进化；文字虽没有变迁，但用法更“精研”了。
我对于孙先生的孙文学说曾有很欢迎的介绍（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但是我对于这一段议论不能不下一点批评。因为孙先生说的话未免太笼统了，不像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即如他说“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试问他可曾研究言语的“变迁”是朝什么方向变的？这种“变迁”何以不能说是“进化”？试问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定哪一种“变迁”为“进化的”，哪一种“变迁”为“无进化的”？若不曾细心研究古文变为白话的历史，若不知道古文和白话不同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若不先定一个“进化”“退化”的标准，请问我们如何可说白话有变迁而无进化呢？如何可说“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呢？
某君用的标准是“优美”和“鄙俗”。文言是“优美”的，故不曾退化；白话是“鄙俗可噱”的，故退化了。但我请问，我们又拿什么标准来分別“优美”与“鄙俗”呢？某君说，“即在士夫，其持笔为文亦尚雅潔可观，而听其出言则鄙俗可噱，不识者几不辨其为斯文中人”。请问“斯文中人”的话又应该是怎样说法？难道我们都该把我字改作予字，他字改作其字，满口“雅潔可观”的之乎者也，方才算作“优美”吗？“梦为远別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濃”固可算是美。“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又何尝不美？“別时言语在心头，那一句依他到底？”完全是白话，又何尝不美？《晋书》说王衍少时，山濤称赞他道，“何物老妇，生宁馨儿！”后来不通的文人把“馨宁”当做一个古典用，以为很“雅”，很“美”。其实“宁馨”即是现在苏州上海人的“那哼”。但是这班不通的文人一定说“那哼”就是“鄙俗可噱”了！《王衍传》又说王衍的妻郭氏把钱围绕床下，衍早晨起来见钱，对婢女说，“举阿堵物去”。后来的不通的文人又把“阿堵物”用作一个古典，以为很“雅”，很“美”。其实“阿堵”即是苏州人说的“阿笃”，官话说的“那个”“那些”，但是这班不通文人一定说“阿笃”“那个”“那些”都是“鄙俗可噱”了！
所以我说，“优美”还须要一个标准，“鄙俗”也须要一个标准。某君自己做的文言未必尽“优美”，我们做的白话未必尽“鄙俗可噱”。拿那没有标准的“优美”“鄙俗”来定白话的进化退化，便是笼统，便是糊涂。
某君和孙先生都说古文因为有许多文人终身研究，故不曾退化。反过来说，白话因为文人都不注意全靠那些“乡曲愚夫，閭巷妇稚”自由改变，所以渐渐退步，变成“粗鄙不堪入耳”的俗话了。这种见解是根本错误的。稍稍研究言语学的人都该知道：文学家的文学只可定一时的标准，决不能定百世的标准；若推崇一个时代的文学太过了，奉为永久的标准，那就一定要阻碍文字的进化；进化的生机被一个时代的标准阻碍住了，那种文字就渐渐干枯，变成死文字或半死的文字；文字枯死了，幸亏那些“乡曲愚夫，閭巷妇稚”的白话还不曾死，仍然随时变迁：变迁便是活的表示，不变迁便是死的表示。稍稍研究言语学的人都该知道：一种文字枯死或麻木之后，一线生机全在那些“乡曲愚夫，閭巷妇稚”的白话；白话的变迁，因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个条理次序可寻；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都是有道理的变迁：都是改良，都是进化！
简单一句话，一个时代的大文学家至多只能把那个时代的现成语言，结晶成文学的著作；他们只能把那个时代的语言的进步，作一个小小的结束；他们是语言进步的产儿，并不是语言进步的原动力；有时他们的势力还能阻碍文字的自由发达。至于民间日用的白话正因为文人学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变迁，自由进化。
二
本篇的宗旨只是要证明上节末段所说的话，要证明白话的变迁并非退步，乃是进化。立论之前，我们应该定一个标准：怎样变迁才算是进化？怎样变迁才算是退步？
这个问题太大，我们不能详细讨论，现在只能简单说个大概。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应用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故发明某种器物，故创造某种制度。应用的能力增加，便是进步；应用的能力减少，便是退步。例如车船两物都是应付人类交通运输的需要的。路狭的地方有单轮的小车，路阔的地方有双轮的骡车；内河有小船，江海有大船。后来陆地交通有了人力车，马车，火车，汽车，电车，水路交通有了汽船，人类的交通运输便更方便了，更稳当了，更快捷了。我们说小车骡车变为汽车火车电车是大进步，帆船划船变为汽船也是大进步，都只是因为应用的能力增加了。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如此。
语言文字也是应用的。语言文字的用处极多，简单说来：（一）是表情达意，（二）是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我们研究语言文字的退化进化，应该根据这几种用处，定一个标准：“表情达意的能力增加吗？”记载人类经验更正确明白吗？还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吗？还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吗？”这几种用处增加了，便是进步；减少了，便是退化。
现在先泛论中国文言的退化。
（1）文言达意表情的功用久已减少至很低的程度了。禅门的语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宋元以来的小说，这种白话文学的发生便是文言久已不能达意表情的铁证。
（2）至于记载过去的经验，文言更不够用。文言的史书传记只能记一点极简略极不完供的大概。为什么只能记一点大概呢？因为文言自身本就太简单了，太不完备了，决不能有详细写实的记载，只好借“古文义发”做一个护短的托词。我们若要知道某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详细记载，只好向《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书中寻去。
（3）至于教育一层，这二十年的教育经验更可以证明文言的绝对不够用了。二十年前，教育是极少数人的特殊权利，故文言的缺点还不大觉得。二十年来，教育变成了人人的权利，变成了人人的义务，故文言的不够用，渐渐成为全国教育界公认的常识。今年全国教育会的国语教科书的议案，便是这种公认的表示。
（4）至于作社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文言更不中用了。从前官府的告示，“圣谕广训”一类的训谕，为什么要用白话呢？不是因为文言不能使人懂得吗？现在的阔官僚到会场演说，摸出一篇文言的演说辞，哼了一遍，一个人都听不懂；明天登在报上，多数人看了还是不懂！再看我们的社会生活，——在学校听讲，教授演说，命令仆役，叫车子，打电话，谈天，辩驳，哪一件是用文言的？我们还是“斯文中人”，尚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况大多数的平民呢？
以上说语言文字的四种用处，文言竟没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上文所说。同时又都可证明，白话在这四方面没有一方面的应用能力不是比文言更大得多。
总括一句话，文言的种种应用能力，久已减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白话的种种应用能力，不但不曾减少，反增加发达了；故是进化的。
现在反对白话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只好承认白话的用处；于是分出“应用文”与“美文”两种；以为“应用文”可用白话，但是“美文”还应该用文言。这种区别，含有两层意义：第一他承认白话的应用能力，但不承认白话可以作“美文”。白话不能作“美文”，是我们不能承认的。但是这个问题和本文无关，姑且不谈。第二他承认文言没有应用的能力，只可以拿来做无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古文报丧的讣闻！便是古文死刑判决书的主文！
天下的器物制度，决没有无用的进化，也决没有用处更大的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