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是一个同学，就不情愿地嘟嘟响吹地答道：“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但在一个短暂的；同歇之后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次、两次，然后带着听得出来的不耐烦又敲了第三次。我气冲冲地套上裤子，想把这个讨厌的打扰者彻底打发掉，就这样，我半敞着怀，耷拉着裤子的吊带，赤着脚，拉开了；火，我一下子就像太阳穴上挨了一拳．在前厅的昏暗之中认出了父亲的身影。在黑影中，我从他的脸上几乎只能看到眼镜片在反光。但这个轮廓就足以使我已到口边的话像一个尖硬的鱼刺一样长在喉咙里：我一时惊呆了。然后我不得不恳求他——可怕的时刻——到厨房里等几分钟，让我把房间整理一下。正如所说的那样，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感觉到他明白了。他沉默着，克制着自己，没有与我握手，带着厌恶的表情走到厨房帘子后面，这些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在厨房里，这个老人不得不站在冒着咖啡和萝卜气味的铁炉子前等了十分钟，对他对我都很屈辱的十分钟，直到我把那个姑娘撵下床穿上衣服，从这个不情愿地偷听的人身边溜出房间。他一定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她快步溜走时带动的气流把布帘的沼相高高掀起。
但我仍然不能把这个老人从那个屈辱的藏身之地唤出来：床上明显的凌乱，得首先清理一下。
然后我才——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来到他面前。
我父亲在这尴尬的时候很镇静，直到今天我内心都因此对他充满感激。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早已谢世的人，我总不愿从学生的角度去看他，不愿把他只当成改错机器，当成一味吹毛求疵的学究去蔑视他，我总是回想起他在这最有人情味的时刻的形象，在这一时刻，这个老人充满厌恶却又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地走进我闷热的房间。他把帽子和手套拿在手里，不自觉地想放下它们，但又突然露出一种恶心的表情，好像不愿让他身体的任何部分与这污秽的地方发生接触。我给他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没有做声，仅仅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表示他不愿与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发生联系。
他冷冰冰地背着身站了几秒钟以后，终于把眼镜取下，不厌其烦地擦着，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尴尬；我不会忘记，老人重新戴上眼镜的时候怎样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在我面前他觉得羞愧，在他面前我也感到羞愧，两人都找不到话说。我暗自担心，他会开始一场计D话，用那种我从小学起就憎恨、嘲讽的带喉音的声调开始讨好式的谈心。但是——今天我还在为此感激他——老人沉默着，避免看我。终于，他走到放着我的课本的摇摇晃晃的书架那儿，翻开那些书——他看了第一眼就已经确定，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碰过。“你的课堂笔记，”这个命令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哆哆嚷嘻地把本子递给他，还记得那些速写的记录只有仅仅一堂课的内容。他极快地翻阅了两页，不带一丝激动的迹象，把本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严肃地。不带任何责备地看着我，问道：“现在，你对这一切怎么想？该怎么办？”
这个平静的问题将我击倒在地，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要是骂我，我就可以骄横地大发雷霆，他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我就可以嘲讽他。但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使我的顽固缴了械：这个严肃的问题要求严肃对待，它无奈的平静要求我尊重它，心甘情愿地解决它。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现在我几乎不敢回想，还有紧接着的整个的谈话，我今天仍不愿写下来：
有一种突然的震动，一种人心的狂澜，重述可能听起来会有些感伤，某些话无比真实，是一些只能在私下交谈的话，是从不期而来的感情骚动中冲出来的。这是我那时和父亲进行的唯—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不犹豫地甘受屈辱，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在他的手上，而他只是向我建议，离开柏林，下个学期到一个小的大学学习，他确信，他用近乎安慰的口吻说道，我会从现在起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弥补回来。他的信赖使我震撼，在这一瞬间，我感到我年轻时对这个拘泥于冰冷的形式的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公正。为了不让热泪夺眶而出，我不得不紧咬着嘴唇。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突然向我伸出手，颤抖着握了一下我的手，匆匆地走了出去。我不敢跟着他，不安而又迷们地呆立在那里，用手绢拭掉嘴唇上的血：
为了战胜我的感情，我把牙深深地咬进了嘴唇里。这是我这个十九岁的人所受的第一次震动——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在三个月中用幼稚的男子汉风度、大学生派头和自负搭起来的纸牌房子摧毁。我的意志受到了挑战，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放弃所有低级的享受，我急不可耐地想在思想领域尝试一下曾被浪费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对严肃、清醒、驯服和严格的贪婪欲望，这段时间我像个苦行僧一样投身到学习之中，当然对科学之中等待我的迷醉还一无所知，更没想到，在更高级的精神世界中也给狂热的人准备好了艰难和险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