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打起来显然双方都一样怕死;母亲说,他们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们从来就玩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他们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母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妹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面是绝口不谈的,首先有我家生活的根本问题——贫穷,我们必须学会三缄其口。其他方面,也决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这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贡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邮船,火车上,以及其他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将尽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心血来潮,特别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彻底冲洗一次,她说,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的,因为和花园隔开,所以蛇蝎红蚁阻在外面进不来,湄公河洪水泛滥浸不到它,季风时节陆地龙卷风引来的雨水也侵犯不到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冲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园那样,让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冲得水淋淋的,小客厅里的钢琴的脚也浸在水里。水从台阶上往下流,流满庭院,一直流到厨房。小孩是高兴极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溅满一身水,用大块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脚,母亲也一样。母亲笑着。母亲没有不满的话好说了。整个房屋散发出香气,带有暴风雨过后潮湿土地那种好闻的香味,这香味闻起来让人觉得神飞意扬,特别是和另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气,纯洁,良善的气息,洗干净的衣物的气息——混上这样一些气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一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来了,来看的孩子也跑过来了,邻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来了。我母亲对这乱纷纷的场面很开心很愉快,这位母亲有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在什么都忘却的时候,在冲洗房屋这样的时刻,可能与母亲所祈求的幸福欢悦最为协调。母亲走进客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弹奏她未曾忘却的仅有的几支乐曲,她在师范学校学会记在心里的乐曲。她也唱。有时,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还站起身来边歌边舞。任何人都会想,她也会想: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在这样的人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两个孩子,小姑娘和那个小哥哥,是他们最先回想起这些事的。因此他们的笑容转眼就不见了,他们退避到花园里去,这时在花园中黄昏已经降临了。
在我动笔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用水冲洗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时他住在我们的监护人,洛特-加龙省一个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里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里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了,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 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
有时,我不回寄宿学校。我在他那里过夜,睡在他的身边。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 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有时,我也不去上课。晚上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我如遇到别的男人,他就怕,这样的事我不怕,从来不怕。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 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1943年。玛丽-克德洛·卡彭特,满额金发, 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附近,住在十七楼。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 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两三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志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 那是在1942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多,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不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也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认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人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寂无行人的街上,卡特来兰正在开花。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我总是看她,几乎时时都看她,这样看她,她觉得很别扭,可是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我看她,为要知道玛丽-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她千里迢迢从波士顿来,为什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对她这样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她经常请客,不请又好像不行似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内部,在她目光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质点,为什么,为什么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戽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样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为什么。这些衣衫无所属,没有特征,端庄合乎法度,色调鲜亮,白得像隆冬季节的盛夏。
贝蒂·费尔南代斯。对男人的回忆不会像对女人的回忆那样,在恍然若有所悟的光彩中显现,两种回忆不相像。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是一个外国人。只要提起名字,她立刻就浮现在眼前,在巴黎一条街上她正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走过,她眼睛近视,她看不清,为了看清她要看到的对象她得两眼眯起来看,这时,她才微微举手向你致意。你好你好,你身体好吗 至今她不在人世已经很久了。也许有三十年了。那种美雅,我依然记得,现在要我忘记看来是太晚了,那种完美依然还在,丝毫无损,理想人物的完美是什么也不能损害的,环境,时代,严寒,饥饿,德国的败北,克里米亚真相——都无损于她的美。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尽管是那么可怕,而她却超越于历史之上,永远在那条街上匆匆走过。那一对眼睛也是清澈明亮的。身上穿着浅红色旧衣衫,在街上的阳光下,还戴着那顶沾有灰尘的黑色遮阳软帽。她身材修长,高高的,像中国水墨勾划出来的,一幅版画。这个外国女人目无所视地在街上踽踽而行,路人为之驻足,为之注目,赞叹她的美雅。就像是女王一样。人们不知她不自何方。所以说她只能是从异域而来,来自外国。她美,美即出于这种偶然。她身上穿的衣装都是欧洲老式样的服饰,以及织锦缎的旧衣,成了老古董的套头连衣裙,旧幔子做的衣服,旧衬裙,旧衣片儿,成了破衣烂衫的旧时高级时装,蛀满破洞的旧狐皮,陈年古旧的水獭皮,她的美就是这样,破破烂烂,瑟瑟发抖,凄凄切切的,而且流落异乡,漂零不定,什么都不合体,不相称,不论什么对她都嫌太大,但是很美,她是那样飘逸,那样纤弱,无枝可依,但是很美。自头顶至身躯,她生成就是这样,无论是什么只要和她一接触,就永远成为这种美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