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罗文
因为有了这位英雄，阿尔伯特·哈伯德才创作了不朽的名作《致加西亚的信》。
让我们通过这部作品获取一种进取心，在这种追求中获得一种动力。我们自己即使付出再多的代价，为了国家也在所不惜。 ——哈里斯
“到哪里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美国总统麦金莱问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
上校迅速答道：“我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中尉，安德鲁·罗文。如果有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那么他就是罗文。”
“派他去!”总统下命令。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以及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等等。除此之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呀?”
我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他：“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显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说。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招手让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坐在那里。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开玩笑，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的崇高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了以后，瓦格纳上校补充说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情报而被捕的，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机密情报又被敌人破译了。我们绝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寻找他们，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紧接着补充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将一无所从。这项任务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责无旁贷，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我和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还在叮嘱：“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忙着做准备，一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了解其责任重大而且复杂。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甚至我出发时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仍不会有战争的迹象，但稍稍有闪失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宣战，我的任务反倒减轻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他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丧失，更不能遭到蔑视。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个人负责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
和总统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在案。但任务迫在眉睫，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乘坐的火车中午12点零1分开车。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我的使命开始了。
牙买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讪，沿途只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他教会了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们就善意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做战犯来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军人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我们正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
紧接着，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被带到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马车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不理睬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听。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疯狂地奔驰，速度丝毫不减。我长时间没有与人说话，心里憋得难受。当马车穿过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拍了拍马车，想和他搭讪，但是他似乎根本没听见。
也许他知道我将要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把我送到目的地。我三番五次想让他能听我讲话，都无济于事。于是只好坐在原来的位置，任凭他把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又走了4英里路，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然后穿过一片沼泽地，进入平坦的西班牙城镇公路，停在一片丛林边上。马车门从外面被打开了，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然后就被要求换乘在此等候的另一辆马车。
真是太奇怪了。一切似乎都早已安排好，一句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一秒钟都没耽搁。
一分钟之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征途。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个一样沉默不语，他洋洋自得地坐在车驾上，任凭马车飞奔，我想和他说话的努力也是徒然。我们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来到了克伯利河谷，然后再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圣安斯加勒比海碧蓝的水域。
车夫仍然默不做声。沿途我一直试图和他搭话，他似乎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不懂。马车在飞奔。随着地势升高，我的呼吸更畅快了。太阳落山时，我们来到一个车站。
那些从山坡上向我滚落下来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难道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会来，安排牙买加军官审讯我？一看到这幽灵般的东西出现，我就十分警觉。结果是虚惊一场。一位年长的黑人一瘸一拐走到马车前，推开车门，送来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他讲着一口当地的方言，我只能隐隐约约听懂几个单词，但我懂得他是在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在帮助古巴人民赢得自由。他给我送来吃的喝的，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可车夫却像是一个局外人，对炸鸡、啤酒和我们的谈话毫无兴趣。
换上两匹新马，车夫用力地抽打着马。我赶紧向黑人长者告别：“再见了，老人家！”顷刻间，我们便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夜幕中。
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送信任务的重要性，要刻不容缓地赶路，但依然被眼前的热带雨林所吸引。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丽，所不同的是，阳光下的热带植物花香四溢，而夜晚则是昆虫的世界，处处引人入胜。最壮丽的景观当数夜幕刚刚降临时，转眼间落日的余辉被萤火虫的磷光所代替，这些萤火虫以自己怪异的美装点着树木。当我穿越森林看到这一独特景观时，仿佛进入了仙境。
一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便无暇顾及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色。马车继续向前飞奔，只是马的体力有些不支了。突然间，丛林里响起了刺耳的哨声。
马车停了下来，突然一伙人从天而降，我被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人包围了。在英国管辖的地方遭到西班牙士兵的拦截，我并不害怕，只是这突然的停车使我格外紧张。牙买加当局的行动可能使这次任务失败。如果牙买加当局事先得到消息，知道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就会阻止我前行。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军人那该多好呀！
很快我的这种担心就消除了。在小声地交谈了一番之后，我们又被放行上路了。
大约1小时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了一栋房屋前，房间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联络处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首先为我们端上来的是牙买加朗姆酒。我已经记不得自己的疲倦，也感觉不到马车已经走了9个小时，行程70英里，人马换了两班，只感觉到朗姆酒的芳香。
接着又有指令传来。从隔壁屋里走出一个又高又壮的人，显得十分果断，留着长须，一个手指显然短了一截。他露出可靠的、忠诚的眼神，显示出其高贵的身份。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对西班牙旧制度提出质疑，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休息1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离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走过一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着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只的警觉很满意，做了回应。
接着我和军人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我们涉水来到小船旁。上船后我才发现里面堆放了许多石块用来压舱，长方形的一捆一捆的是货物，但不足以使船保持平稳。我们让格瓦西奥当船长，我和助手当船员。船里的巨石和货物占了很大的空间，坐在里面感到很不舒服。
我向格瓦西奥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能够尽快走完剩下的3英里路程。他们提供的热情周到的帮助，使我深感过意不去。他告诉我船必须绕过海岬，因为狭小的海湾风力不够，无法航行。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岬，正赶上微风，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了。
毫不隐瞒地讲，我在与他们分别后，的确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在离牙买加海岸3英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我被敌人捉住，不仅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生命会危在旦夕。我惟一的朋友只有这些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便是古巴海岸，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驱逐舰经常在此巡逻。舰上装有小口径的枢轴炮和机枪，船员们都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先进，这一点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敌人遭遇，他们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会让我们丧命。
但我必须成功，必须找到加西亚将军，亲手把信交给他。
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日落以前一直待在距离古巴海域3英里的地方，然后快速航行到某个珊瑚礁上，等到天明。如果我们被发现，因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文件，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即使敌人发现了证据，我们可以将船凿沉。装满砾石的小船很容易沉下去，敌人想找到尸体也会枉费心机。
清晨，海面空气清爽宜人。劳累一天的我正想小睡一会儿，突然格瓦西奥大喊一声，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可怕的西班牙驱逐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向我们驶来，他们用西班牙语下令我们停航。
除了船长格瓦西奥一个人掌舵，其余的人都躲到船舱里。船长懒洋洋地斜靠在长舵柄上，将船头与牙买加海岸保持平行。
“他们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孤独的渔夫’，也就过去了。”船长头脑非常冷静。
事情果然被他言中。当驱逐舰离我们很近时，那位冒失的年轻舰长用西班牙语喊着：“钓着鱼没有？”
船长也用西班牙语回答：“不，可怜的鱼今天早上就是不上钩！”
假如这位海军少尉——也许是别的什么军衔，稍稍动动脑子，他就会抓到“大鱼”，我今天也就没机会讲这个故事了。
当驱逐舰远离我们一段距离后，格瓦西奥命令我们吊起船帆，并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先生累了想睡觉，那现在就可以放心地睡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6个小时我睡了个安稳觉。要不是那些灼人的阳光晃眼，我也许还会在石头垫上多睡一会儿。
那些古巴人用他们颇感自豪的英语问候我：“睡得好吗？罗文先生！”这里整天烈日炎炎，把整个牙买加都晒红了。绿宝石般的天空万里无云，岛的南坡到处是美丽的热带雨林，美不胜收，简直就是一幅美妙神奇的风景画，而岛的北部比较荒凉。一大块乌云笼罩着古巴。我们焦急地看着它，然而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风力越来越大，正好适宜航行。我们的小船一路前行，船长格瓦西奥嘴里叼着根雪茄烟，愉快地和船员开着玩笑。
大约下午4点，乌云散尽。金色的阳光洒在西拉梅斯特拉山上，使山更显得格外庄严美丽。如诗如画的风景使我们仿佛进入了艺术王国。这里花团锦簇、山海相依、水天一色，浑然天成，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在海拔8000英尺的山上，竟然有绵延数百英里的绿色长廊。
但我无暇观赏这些美景，格瓦西奥下令收帆减速，我不解其意。他们回答：“我们离战区越来越近，我们要充分利用在海上的优势，避开敌人，保存实力。再往前走，被敌人发现，无疑是白白送命。”
我们急忙检查武器。我只带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来福枪。船上的人，包括我的助手都有这种武器。水手们护卫着桅杆，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武器。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是有惊无险。危急关头就要来临，被逮捕意味着死亡，给加西亚送信的使命也将功亏一篑。
离岸边大约有25英里，但看上去好像近在咫尺。午夜时分，船帆开始松动，船员开始用桨划船。正好赶上一个巨浪袭来，没有费多大力气，小船便被卷入一个隐蔽的小海湾。我们摸黑把船停在离岸上有50码的地方。我建议大家立即上岸，但格瓦西奥想得更加周到：“先生，我们腹背受敌，最好原地不动。如果驱逐舰想打探我们的消息，他们一定会登上我们经过的珊瑚礁，那时候我们上岸也不晚。我们穿过昏暗的葡萄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