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完）

说完他就抓起帽子急急忙忙走了。只有那个说圆梦书的青年有同情心，还能帮上忙，即使还不到时候。他比别人留的时间长，真正同情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遭遇。最终，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的母亲及那个青年共同商定不去请大夫，最好去叫辆四轮轿式马车把醉人送回家。而在找到马车之前，暂时试用一些简便方法，例如用凉水敷太阳穴和头部，用冰敷头顶等。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开始做这些事。那个青年飞也似地去找马车，因为是在彼得堡郊外，又是深更半夜时候，连出租马车也没有了，于是他跑到很远的车行去租，把车夫都叫醒来。开始讨价还价，他们说，这种时候租四轮轿式马车就是五卢布也不够，不过还是同意了三卢布。但是，将近四点左右那青年坐着租来的马车回来时，他们早已改变了主意。原来是伊万·伊里奇仍然神智不清，疼痛难忍，呻吟不止，辗转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送他回家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会是什么结果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说。怎么办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病人留下来，那么把他安顿到哪儿呢？全家仅有两张双人床：一张大的双人床，是姆列科皮塔耶夫夫妇的，另一张是新买的胡桃木的，是新郎新娘用的，所有其他住户，或者确切点说是女住户，都睡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多数人睡在羽毛褥子上，那些褥子都有些破烂，散发着一股臭味，也就是说太不像样子，而且刚够那些人用，几乎没有多余的。把病人安顿到哪里去呢？褥子大概还可找到一床——万不得已时可以从中抽出一床来。但是铺在什么地方、摆到什么上面呢？看来，只有铺在客厅里了。因为这间屋子离家人的住地最远，而且有一扇单独的门。可是铺在什么上面呢？难道铺在椅子上吗？大家知道，只有给那些周末回家度假的中学生才把被子铺在椅子上，而对于像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物，这样做是十分不恭敬的。如果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睡在椅子上，他会说什么呢？普谢尔多尼莫夫不希望听到那些话。只有一个办法了：把他安排到新娘床上。我们已经说过，这新娘床在紧挨餐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床上铺着新购来而未用过的双人褥垫，干净的床单，四只粉红色细棉布枕头，外罩镶褶边薄纱套子；被子是绣花粉红色缎子的；从金环里垂下来薄纱帐子。总之，一切都很完美，差不多都去看过卧室的客人们，都称赞它的陈设。新娘虽然讨厌普谢尔多尼莫夫，但在晚宴时好几次悄悄地跑进新房去看过。当她听说，要把染上类似霍乱的病人放到喜床上时，她感到多么气愤和恼恨！新娘的母亲为女儿抱不平，大骂，说第二天要告诉她丈夫；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示权威坚持要那样做，于是伊万·伊里奇被抬进去了，而把新郎新娘安排到客厅的椅子上。新娘哭哭啼啼，准备去闹，但又不敢不听话：因为她父亲有一根她很熟悉的拐杖，而且她也知道，她父亲明天一定会要求她详细报告的。为了安慰她，他把粉红被子和薄纱枕头给了她。这时，青年坐着马车回来了；当得知不需马车时，他十分惊惶，他必须自己付车费，而他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过十戈比。普谢尔多尼莫夫声明他已身无分文。大家试图劝导车夫，但他闹起来，甚至敲打栅栏门。我不甚了解这是如何了结的，好像是那青年像囚犯似地坐着那马车上佩斯基圣诞四街去，那里有一个学生在熟人处留宿，试着把他叫醒，问他是否有钱？当新郎新娘在客厅里安置停当、闩上房门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在病床旁守护一整夜。她睡在地毯上，用皮袄蒙着头，但也不能入睡，因为她不时要爬起来：伊万·伊里奇的肠胃十分糟。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是位刚毅、宽厚的女性，她给他脱衣、摘帽，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服侍他，整晚不断地把便盆通过走廊送出去拿进来。然而，这一夜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终结。
　　新郎新娘被安置在客厅里不过十分钟，那里忽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不是高兴的喊叫，而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声音。随即又是一阵喧哗和仿佛椅子落下的碎裂声。刹时间，一大群衣衫不整的女人唉声叹气、神色惊慌地闯进还是黑漆漆的屋里。那些女人中有新娘的母亲，有这时丢下生病的孩子的姐姐，三个姑妈和姨妈，连断了一根筋骨的姑母也勉强来了。女厨娘也在这里，那个会讲故事的德国女人也跟着一起来了。硬是从她那里把她个人的羽毛褥子抽给了新郎新娘，那是这屋里最好的、她唯一的私产。这些为数众多、有预见的女人，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好奇心所驱使，早在一刻钟前就踮着脚从厨房里穿过走廊悄悄地钻进前厅去窃听。这时，有人急忙点燃了腊烛，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出乎意外的情景：椅子承受不住双倍的重量，而且仅仅从边缘支撑着宽大的褥子，于是散架了，褥子便从椅子间塌落到地板上。新娘气得抽抽搭搭地哭；这一次她委曲得伤心透了。精神沮丧的普谢尔多尼莫夫像暴行被当场揭穿的罚犯一样站着，他甚至不想为自己辩解。四面八方传来一声声的哀叹和尖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到喧哗声也跑过来，但是，这一次新娘的母亲完全占了上风。起初，她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进行奇怪的最不公正的责备：“我的老天爷，出了这种事，往后你会是个什么丈夫呀？我的老天爷，这次丢丑后你能有什么用呀？”如此等等。最后，她抓住女儿的手，带她离开丈夫回去了，准备明天亲自负责向凶狠的父亲作解释。其余的人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叹息一边摇头地走开了。只有母亲留在普谢尔多尼莫夫那儿，想要安慰他，不过，他马上催她走开了。
　　他顾不上宽慰，艰难而缓慢地走到沙发跟前，忧心忡忡地坐下去，因为他光着脚，穿着一件必不可少的内衣。思绪一个接一个交织着，脑子里杂乱如麻。有时他无意识地环视屋子四周，那里跳舞的人刚刚还在疯疯癫癫，那里空气中刚刚还飘动着缕缕烟雾。地板上到处是烟头、糖纸，一片狼藉。喜床的倒塌以及翻倒的椅子证明世间最美好、最可靠的希望和理想的破灭。他这样坐着几乎有一小时之久。愈来愈沉痛的心思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比如，工作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他痛苦地意识到，无论如何要改换任职单位，昨晚的事情发生后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了姆列科皮塔耶夫，也许明天他会要他再跳一次卡扎乔克舞，以便检验他的温顺性。他也想起，姆列科皮塔耶夫虽然给了他五十卢布办婚礼，而且已经全部花光，但那陪嫁的四百卢布却还没有想过要给的，甚至连提也不提了。而且那所房子还没有正式办好过户手续。他也想到了妻子，她在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他；他也想到，那个给他妻子下跪的高个子军官。这一点他已经注意到了；他还想过、附在他妻子身上并由她自己父亲证实过的魔鬼，以及那根预备用来驱魔的拐杖……当然，他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一切，但是，命运最终却是如此的结局，他终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
　　普谢尔多尼莫夫就这样沉浸在悲痛中。蜡烛头快要燃尽。闪烁的烛光直射在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侧身上，把他巨大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长脖子，鹰钩鼻，两绺头发竖起在前额和后脑勺上。后来，吹来一阵清晨的凉风，他站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四肢麻木。他走到横躺在椅子中间的褥子前，不加整理，不吹灭烛光，甚至也不垫枕头，爬到褥垫上就睡着了。睡得那样沉，那样死，也许第二天将赴刑场的犯人才会那样。
　　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伊万·伊里奇在可怜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喜床上所经历的痛苦之夜，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呢！有时候头痛、呕吐以及其他难以忍受的折磨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这是地狱般的痛苦。虽然他的脑子刚刚清醒过来，使他看到那么多的恐惧，那么阴森、厌恶的画面，还是不清醒为好。不过，他的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比如，他认出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她善意的劝说，诸如：“忍忍吧，亲爱的，忍忍吧，我的老天爷，忍一忍就会好起来的，”他认得出来，但就是在逻辑上一点也弄不清她在自己身旁。在他的眼前经常出现讨厌的幽灵：最常看见谢苗·伊万诺维奇，但仔细端详，发现那根本不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而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鼻子。那个自由主义艺术家、那个军官及那个面颊扎着绷带的老太婆都在他眼前闪过。最刺激他的是悬在他头顶上的那个挂窗帘的金环，借着屋子里昏暗的烛光，他看清了那环子，并且总想弄明白：那环子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在这儿？是什么用意？他问了老太婆好几次，但很显然，他说出来的话不是他想说的话，而且看来，不论他怎么拚命解释，她还是不明白他说的话。在天快亮时发作终于停止了，他也睡着了，睡得很熟，没有做梦。他睡了大约一个小时。当他醒来时，他差不多完全清醒了，感到头痛难忍，舌头变得像块呢子，上面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坐在床上，张目四望，然后思索起来。从百叶窗缝透过来的淡淡的晨曦像一条窄小的带子在墙上颤动着。大约是早晨七点左右了。但是当伊万·伊里奇忽然记起并明白昨晚他所发生的一切；记起晚宴上的一件件遭遇，自己oclpmdgncllz[举动，宴席上的讲话；异常清晰地马上记起一切：现在要怎样才能摆脱出来，对于他人们现在在说什么，在想什么，当环视四面，最后发现，他把自己下属好端端的喜床弄得那么糟糕不成样子时，——啊，这时极端的耻辱和痛苦溢满他心间，以致他喊叫起来，双手捂着脸，绝望地扑倒在枕头上。过了一会，他从床上跳下来，看见他的衣服在椅子上，折叠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他急忙抓起匆匆地穿起来，眼睛四望，像是惧怕什么，在另一张椅子上放着他的毛皮大衣和皮帽，皮帽里有一双黄色手套。他想悄悄地溜出去，但是门忽然开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走进来，手上拿着瓦盆和脸盆，肩上搭条毛巾。她放下脸盆不客气地说，一定要洗个脸。
　　“我的老天爷，洗个脸吧，不洗不行的……”
　　在这瞬间伊万·伊里奇觉得，在这整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一个人使他不羞愧、不害怕，那个人就是这位老太婆。于是他就洗起脸来。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在他生活的艰难时刻，除了良心上其它的不安之外，他都会想起这次梦醒后的各种情景：那个瓦盆；那盛满冷水、水面上浮着小冰块的瓷脸盆；那块用粉红纸包着的椭圆形的肥皂，上面刻有字，约值十五戈比，它显然是买给新郎新娘用的，但却由伊万·伊里奇先用了；还有那个左肩上搭着绣花毛巾的老太婆。冷水使他顿觉清爽。他洗完脸，不说一句话，甚至也没有谢一声“女护士”，就抓起帽子，把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递过来的大衣披上肩，穿过走廊，穿过厨房，——厨房里有只猫在咪咪叫，女厨娘在垫子上微微抬起身来，极好奇地望了一眼他的背影，然后，他跑到院子里，来到街上，跳上一辆过路的出租马车。清晨冷森森的，微黄色冷雾遮蔽着房屋及所有物体。伊万·伊里奇拉直衣领。他在想，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认得出他……
　　八天了伊万·伊里奇都没有离开过家，没有去上班。他病了，病得很重，而精神上的病更甚于肉体上的。八天来，他经受了地狱般的痛苦，这八天也许可抵作另一世界的八天了。有时候他想出家修道，的确有过这种想法。这时，他的想法格外丰富。他想象着那平缓、低沉的歌声，那开着的棺材，那幽静的修道小室的生活，那树林和洞穴；但当他清醒后，他几乎马上就承认，那都是一些最可怕的胡说和夸张，并为那种胡说和夸张而羞愧。随后，对他精神上　existence　manguee　的折磨开始了。随后，他的心中又迸发出羞辱感，并立即攫住他的心，烧灼着，激怒着。当想象着发生的各种情景时，他颤抖起来。关于他，他们将会说些什么，想着什么，他将怎样走进办公室去，会有什么私语将伴他延续整整一年，十年，一生呢？他的这个笑话一定会传扬子孙后代。
　　他有时沮丧得甚至准备立刻就去找谢苗·伊万诺维奇，请他宽恕，与他交好。他甚至不替自己辩护，而全然责备自己：他不为自己去找谅解的理由，而且羞于这种理由。
　　他也想马上就去呈请辞职，平凡而独自地献身人类的幸福。无论如何一定要改换所有相识的人，甚至要根绝任何有关他的回忆。后来他又觉得这样做是荒诞的，而加倍严厉对待属员还有可能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这时，他恢复了希望，重行振作起来了。经过整整八天的困惑和痛苦后，他终于感到不能再忍受这种湮没无闻了，m　un　beau　matin他决定去上班了。早在家呆着苦恼的时候，他就曾一千次设想过自己怎样走进办公室去。他惊人地坚信，他一定会听到背后不善良的议论，看到不善良的面孔，受到恶意的微笑。当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时，他有多么惊讶啊！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都鞠躬行礼，都神情庄重，勤于职守。当他进自己的办公室时，心中充满了喜悦。
　　他立刻十分认真地着手处理公务，听了几个呈文和说明，并作了指示。他觉得，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这样敏捷、准确地判断和作决定。他看到他们很满意，尊重他，恭敬他。就是最多疑的人也发现不了什么。事情在顺利地进行。
　　最后，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拿着公文来了。他的出现就像是什么东西刺痛了伊万·伊里奇的心，不过，这只是瞬间而已。伊万·伊里奇开始对他进行指示，重点地说明，指点他该如何做，并进行解释。伊万·伊里奇感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仿佛在避免过久地望着他，或者不如说，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敢于望他。不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已办完公务开始收拾公文。
　　“还有一个请求，”他以尽量冷漠的口气开始说，“普谢尔多尼莫夫文官请求调往别的局去……谢苗·伊万诺维奇·舒普列科大人答应给他职位。大人，请您予以恩准。”
　　“哦，他要求调动，”伊万·伊里奇说，心里感到如释重负。他瞥了一眼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顿时两人目光相接。
　　“哪有什么呢，我这方面，我……我愿意利用我的，”伊万·伊里奇回答说，“我同意了。”
　　看来，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想赶快溜走，但伊万·伊里奇忽而一时气量高尚说出了决断，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显然又激动起来了。
　　“请转告他，”他开口说，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投去明确的、含义深长的目光，“请转告普谢尔多尼莫夫，我对他没有恶意，是的，没有恶意！……相反，我甚至打算忘记过去的一切，我不怨恨他……不会怨恨，忘记一切，一切……”
　　伊万·伊里奇蓦地停了说话，十分吃惊地望着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异样的举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是个深明事理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变成十足的傻瓜了。他没有听完也没有听，却忽然羞惭得糊涂极了，竟匆匆地甚至失礼地微微点头，而且朝门边退去。他的整个样子像是要钻到地里去，或者莫如说，他要急忙回办公室去。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伊万·伊里奇仓皇失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朝镜子里看，但看不见自己的脸庞。
　　“不，要严肃，唯有严肃，严肃！”他喃喃地说，几乎是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突然唰地一抹浓艳的红晕布满他的整个脸庞。他忽地感到羞辱，感到心情沉重，是抱病八天中最难受的时候也没有过的。“我经受不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后，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