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呀?”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四岁吧?看来差不多。
那么您现在到这儿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她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儿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迸出来。)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时她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她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她一面说，一面用她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他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于是她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治疗感冒之类的药品。。“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她仍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她问，那下半片歪斜地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
他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呆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吱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喽？”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儿热，也有点儿冷。”
“啊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吗。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他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她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她把它们一古脑儿放在桌上。“这个价钱是三法郎零五十，另一个值五法郎。五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呐。”
他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作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五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护士长尖起嗓子说，“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三十五度以下。“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呀！”她说。“这回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就行了，一天量四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她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她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她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她，这也难怪，她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肿可真不雅观，好在她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她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夹一个‘S’此字的标准拼法，字母中间不应有一个“S”。小伙子的原文理应为Menschenkind，但护士长读成了Menschenskind。?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她又卖给我一支体温表，她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支。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希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它自动送上门来啦。”他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怦怦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希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九点半过六分。他静待七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想，“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支‘哑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蒂丽·克奈弗那样。”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时间悄悄流逝，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他看看表上的指针，原来只过去两分钟半，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他做了无数的事：把房里的许多物件一忽儿拿起，一忽儿放下，再走到阳台上，不让表哥注意到他。他眺望风景，眺望山谷。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十分熟悉了，不论是这里的角峰、山脊和峭壁，不论是“布雷门伯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山脉则在右方形成，而它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他都了如指掌。此外还有阿尔泰因峭壁，它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它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枞树；倾听病人作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然后回到房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再挪动一下胳膊，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他几经磨难及周折，一会儿东推西撞，一会儿又跺足踏步，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这样，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他再把胳膊一挥，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这时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当时他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可满不在乎——一面想，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