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仍然不必过于紧张。他经过努力，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谋取到银行中的一个高级职务，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如果他把在这方面奏效的才干用来处理这件案子，那肯定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要是他想达到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抛弃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没有犯过罪。这次法律行动最多像一桩银行业务，Ｋ在经手类似业务时，总能使银行受益。当然，这次法律行动中潜伏着风险，必须予以排除。正确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应该尽量看见自己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出把案子从霍尔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当天晚上。在律师眼里看来，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很可能是个侮辱；但是Ｋ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师在办公室里采取的一些行动所抵销。一旦摆脱掉律师，抗辩书就可以立即递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提请他们对本案予以特别重视。Ｋ永远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温顺地坐在顶层过道里恭候。Ｋ本人应该天天到法官们那儿去，或者请一个女人或派个其他人去，逼着法官们别再透过木格子窗监视过道，而是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研究Ｋ的案卷。应该坚持不懈地采取这种策略，每样事情都要有组织、有检查。法院总算遇到一个知道应该怎样维护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但是，尽管Ｋ相信他能设法做到这一切，草拟抗辩书的困难却似乎难以克服。不到一个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拟抗辩书时可能会有羞愧之感，可从来没想到拟稿过程中会有这么多困难。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头工作时，忽然心血来潮，把手头的东西推向一边，拿起拍纸本，打算拟一个抗辩书的提纲，交给霍尔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进屋来。这对Ｋ来说，是个十分痛苦的时刻，尽管副经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写抗辩书，因为副经理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副经理是刚刚听到证券交易所里传出来的一个笑话，为了说明这个笑话的真正含义，需要画图表示，于是副经理便向Ｋ的办公桌俯下身去，从Ｋ手中拿过铅笔，在Ｋ准备起草抗辩书的那页拍纸本上，画出所需要的图。
今天Ｋ没有再感到羞愧，抗辩书非写不可。如果在办公室里没时间——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间在家里写。假如夜里的时间不够，就只好请假。怎么都行，但决不能半途而废；谈业务也好，干任何别的事也好，半途而废都是最愚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无休止的劳动的任务；不一定非得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人才会相信，拟成这份抗辩书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并非因为Ｋ懒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师才会有这种弊病——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忆一生的经历，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也得从各个角度讲清楚、分析透。这将是一项啰嗦透顶的任务！这种事情也许让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二个童年时代、总得把每天的时间消磨掉的退休人员来做是甚为合适的。可是Ｋ现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一晃眼就会消逝，因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会成为副经理的对手。作为一个单身汉，晚上和夜间本来就嫌太短促，因为他需要享乐。可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坐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再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很可怜。得结束这种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钮上：接待室的铃响了。他按铃的时候，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他在胡思乱想中浪费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段很宝贵的时间。他当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这段时间并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几个月后可能会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决定。侍者送来了几封信和两位已经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是银行的极为重要的主顾，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这么久。他们为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候来呢？可是，他们可能在门外会反问：勤奋的Ｋ为什么会听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时间糟蹋掉呢？Ｋ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感到烦恼，但又不得不厌倦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去接去第一个主顾。
这是一个性格开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Ｋ很熟悉的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正在忙着干要事的Ｋ表示遗憾，而Ｋ则对自己让厂主等了这么久而向他道歉。但是Ｋ表示歉意的方式甚为呆板，语调中缺乏诚意，如果厂主不是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业务，就一定能觉察到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写满统计数字的文件，摊在Ｋ面前，向Ｋ逐条解释，顺便纠正一些小错——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Ｋ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和Ｋ做成的一桩相似的交易，漫不经心地提醒Ｋ说，当前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打算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焦急地等着Ｋ回答。开始时，Ｋ听得很仔细，这么重要的一项交易对Ｋ也产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Ｋ就不听他讲话了。厂主倒仍旧讲得兴致勃勃，Ｋ却只是不时点点头；最后Ｋ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是凝视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Ｋ心里自问，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说纯粹是白费唇舌。厂主住口不讲了，Ｋ一时以为厂主略作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声明，他现在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觉察到，厂主眼中露出专注的目光，脸上显出警觉的神色，似乎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继续下去。于是Ｋ便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使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怀疑Ｋ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在这项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住这些数字，凑近Ｋ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后面的总设想。“这很难，”Ｋ噘起嘴说；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须了解的东西，现在被逮住了，他无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层薄纱中。Ｋ不想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记住了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Ｋ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见副经理，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跑去；Ｋ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为他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见了面，握握手，然后一起走到Ｋ的办公桌前面来了。厂主指着Ｋ发牢骚，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襄理的足够重视；Ｋ当着副经理的面，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接着，两位先生倚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设想；而Ｋ却觉得，这两位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有关他的事。他慢慢抬起头，壮着胆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然后他从桌上随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样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草拟那份能彻底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便应该这么做。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毛蒜皮；他从Ｋ手里接过文件，对Ｋ说：“谢谢，我都知道了。”然后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Ｋ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没有察觉，或者是，即使察觉了，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副经理大笑了几次，他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显然使厂主很难堪；然后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妥。“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完全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对着厂主说，“我深信，如果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这桩交易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啦。”Ｋ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他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报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干预。他两手支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像是一个必恭必敬的职员。他看着那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Ｋ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Ｋ谈谈。
Ｋ终于独自呆着了。他没有丝毫愿望再接见任何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使人愉快；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擦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Ｋ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受控于法院，至少目前如此。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假如他以前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于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便头脑发昏到这种地步！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等待着他的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任何其它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抛弃其它所有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而已——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个星期假就可以了，尽管目前要求离开是十分冒险的——；这还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现在不可能预言。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使Ｋ的事业受阻的障碍！
目前难道是他为银行尽力的时候吗？他俯视着自己的办公桌。现在是接见顾客、与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上斟酌起诉书，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银行业务吗？这看样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来自案件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当人们评价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考虑到他地位特殊而原谅他呢？不会的，永远也不会的，谁也不会这样做。银行里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案子，虽然到底谁知情，知情程度如何，还不十分明白。不过，这个消息显然还没有传到副经理耳中，否则Ｋ准会觉察到，因为副经理会不顾同事关系和为人的准则，尽量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还有经理，他会怎么样？他当然对Ｋ很友好，一旦知道案子的事，还可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Ｋ的工作负担；但是他的好意会受挫，因为Ｋ的日益衰落的声望已经无法与副经理的影响抗衡。副经理对经理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正利用经理有病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好处。既然这样，Ｋ还能指望什么呢？他转着这些念头，也许只会削弱自己的抵抗能力；然而，不抱幻想，尽可能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应该的。
他打开窗，没有任何特别的动机，只是不想回到办公桌前去。窗很不容易打开，他不得不用双手使劲推着窗档。一股雾气和烟尘随即通过窗口涌进来，室内充满一种淡淡的煤烟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一个可怕的冬天。”Ｋ身后传来厂主的声音；他和副经理谈完话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Ｋ点点头，焦虑不安地看了一眼厂主的公文包：厂主准会从包里拿出所有的文件，向Ｋ介绍谈判的经过。但是厂主注视着Ｋ的双眼，只是拍了拍公文包，并没有打开。他对Ｋ说：“你希望知道结果吗？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法很合我的意。你们这个副经理挺讨人喜欢，不过跟他打交道也很危险。”他笑出声来，握住Ｋ的手，想让Ｋ也笑起来。然而，Ｋ现在正疑心厂主不愿意让他看文件，因此觉得没什么可笑的。“Ｋ先生，”厂主说，“你今天不舒服吧，你看起来精神不好。”“是的，”Ｋ说，他用手按住眉头，“头痛，家里有点事。”“噢，是这么回事，”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从来也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讲完，“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事。”Ｋ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走了一步，好像是送厂主出去，可是厂主却说，“Ｋ先生，还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怕现在用这事来打扰你不合适，好像不是时候；可是我前两次上这儿来时，把这事给忘了。如果我再不提，这事就要彻底失去它的意义了。这会很可惜的，因为我提供的消息也许对你会有真正的价值。”Ｋ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厂主就已走到他面前，伸出一个指头，敲敲他的胸口，低声对他说：“你牵涉到一件案子里去了，是吗？”Ｋ朝后退了一步，大声说道：“准是副经理告诉你的。”“根本不是，”厂主说，“副经理怎么会知道呢？”“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Ｋ镇静下来问道。“我经常搜集有关法院的消息，”厂主说，“我要对你讲的事也是这么知道的。”“看来和法院有联系的人真是不少啊！”Ｋ低下头说，他把厂主带回办公桌跟前。他们像先前那样坐好，厂主开口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情况。在这种事情里，应该尽量多想办法。我有强烈的愿望要帮助你，尽管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为止，我们在业务上一直是好朋友，对不对？既然这样，我就该帮助你。”Ｋ想为上午的做法表示歉意，可是厂主不想听Ｋ道歉，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表明他急着要走。他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蒂托雷里的人那儿听说你的案子的。他是画家，蒂托雷里是他的笔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常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几年来已经成了习惯。他给我带几幅小画，我给他一些钱，类似于施舍——他简直像个要饭的。那些画例并不差，画的是荒野、丛林等等。这种交易进行得甚为顺利，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来得太频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么能完全靠卖画谋生，我吃惊地发现，他其实是靠给人家画肖像来维持生活的。他说，他在给法院里的法官们画像。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他便给我讲了关于这个法院的事。根据你的经验，你很容易想像得出，我听了他讲的话后感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来一些法院里的最新消息。久而久之，我对法院内部的事情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然，蒂托雷里说话太随便，我常常得让他闭上嘴；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爱说谎，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实业家，本身就有很多头痛的事，不想再为其他人多费脑子了。这些只不过附带说说而已。也许，我心想，蒂托雷里可能会对你有用的，他认识很多法官，虽然他本人没有多大影响，但他至少可以告诉你怎样跟有影响的人物挂上钩。另外，即使你无法把他当作一个预言家，但我觉得，他提供的消息一巴到了你手里，将会十分重要。因为你和律师一样精明。我常常说：襄理差不多就是位律师。噢，我用不着为你的案子操心多虑。好吧，你愿意去看看蒂托雷里吗？有我的介绍，他肯定会尽力为你效劳的；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去一趟。当然不必今天就去，以后找个时间去，任何时间去都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别因为我建议你去，你就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如果你认为不用去找蒂托雷里照样能行，那当然最好别让他跟这件案子有丝毫瓜葛。你自己大概已拟定了一个详细计划，蒂托雷里一介人，很可能会打乱这个计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去找他。去向这么一个家伙求教，准会使人感到丢脸。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地址。”
Ｋ接过信，塞进口袋里，精神很颓丧。即使一切十分顺利，这封介绍信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也会被下面这个事实所包含的坏处所抵消：厂主知道审判他的事，画家正在宣扬这个消息。他很难说出一句感谢厂主的话来，厂主已经在往外走了。“我会去看画家的，”Ｋ在门口与厂主握手告别时说道，“或者写封信让他到这儿来，因为我很忙。”“我早就知道，”厂主说，“你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得坦白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避免在银行里会见像蒂托雷里这样的人，避免在这里和他讨论你的案子。另外，和这种人通信也不大合适。当然我相信你已经慎重考虑过了，你知道该怎么办。”Ｋ点点头，陪厂主穿过会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Ｋ表面上镇静自如，内心则因自己这么欠考虑而感到害怕。他说要给蒂托雷里写信，只不过向厂主表明，他珍视厂主的介绍，打算尽快和画家联系；可是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他认为画家的帮助确实非常重要，他才会打消顾虑，给画家写信。但他居然还需要厂主来告诉他，采取这类行动潜伏着那些危险。难道他已经如此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吗？如果他想公开请这个品行可疑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与这个人商谈自己的案子，那他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它危险，或者会陷入危险而仍不知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身边并非总有人告诫他。在他想集中精力考虑案子的时候，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警觉能力来了！他在办公时遇到的困难也会影响这件案子吗？总而言之，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想到给蒂托雷里写信，还请那家伙到银行里来。
他思索着这些事，不住地摇着头；侍者走到他跟前，指着坐在会客室长凳上的三位先生。他们要见Ｋ，已经等了好久啦。他们看见侍者走到Ｋ身边，便匆忙站起来，每个人都争取先引起Ｋ的注意。既然银行职员毫不在乎地让他们在会客室里浪费时间，他们便认为自己也可以不必拘泥礼节。“Ｋ先生，”其中一个人开了口；然而Ｋ已经派人去取大衣了。在侍者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对这三位先生说：“请原谅，先生们，十分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们商谈，很抱歉。我有要事，必须出去，马上就得离开银行。你们自己也看到了，最后那位客人占了我多少时间。你们可以明天或其它日子再来吗？或者，咱们也许可以在电话里商量吧？你们也可以现在用三言两语把事情简单说说，然后我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书面答复，行不行？当然，更好的办法是你们另约一个时间。”那三位先生已经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听见这些建议后，惊愕得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么办吧，好吗？”他转向侍者，侍者已经给他拿来了帽子。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看见门外雪越下越大了。于是，他竖起大衣领子，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
正在这时，副经理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他微笑着看了一眼穿着大衣和顾客讲话的Ｋ，问道：“你要出去吗？Ｋ先生？”“是的，”Ｋ说，他挺直了身子，“我得出去办点事。”副经理已经朝那三个顾客转过身去了。“这些先生怎么办？”他问道，“我相信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啦。”“我们已经讲妥怎么办了。”Ｋ说。可是这几位顾客现在可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们围在Ｋ身边，抱怨说：他们之所以等了几个钟头，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十分重要，而且很紧急，需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即进行详细讨论。副经理一边听他们说，一边观察着Ｋ。Ｋ拿着帽子站在那儿，痉挛似地弹着帽子上的灰。副经理说：“先生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很高兴代替襄理，为你们效劳。你们的事当然应该马上商议。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搞实务的人，我们知道，对一位实业家来说，时间是多么可贵。劳驾，你们愿意跟我走吗？”他打开了通往他的办公室会客厅的门。
副经理闯进Ｋ被迫抛弃的领地，干得多巧妙啊！可是，Ｋ是不是绝对有必要抛弃这些领地呢？他如果怀着最渺茫——他不得不承认这点——最微弱的希望，跑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画家，他在银行中的声望肯定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或许，他应该脱掉大衣，至少满足那两个还在等着副经理接见的顾客的要求，这样对他来讲要好得多。Ｋ完全可以试着这么做，可是Ｋ正好在这时发现副经理在Ｋ的办公室中乱翻Ｋ的文件，好像这些文件是属于他的。Ｋ局促不安地走到办公室门口。副经理高声说道：“噢，你还没走啊。”他朝Ｋ转过脸来——脸上一条条深陷的皱纹似乎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岁数的象征——，随后立即继续翻寻。“我在找一份协议书的副本，”他说，“商行代理人说，副本应该是在你的文件堆里。你能帮我找找吗？”Ｋ向前迈了一步，但是副经理说：“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他拿着一大叠文件，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其中不仅有那份协议书的副本，显然还有许多其它文件。
“我现在还不能和他平起平坐，”Ｋ自言自语道，“但是，等我的个人困难一解决，他将第一个知道我是不好惹的，我得让他吃点苦头。”想到这一点，Ｋ稍微得到了一些安慰。侍者开着过道的门，已经等了很长时间。Ｋ让侍者在合适的时候跟经理打个招呼，就说他有事出去了；接着他离开了银行。他想到终于可以完全为自己的案子奔走一段时间了，心里很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