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瑞尔天性莽撞，对危险也满不在乎。因此不断地出事故。莫瑞尔太太每当听到一辆空煤车驶向家门口，她就会跑出起居室去看。想着丈夫很有可能坐在矿车里，脸色灰白，满面灰尘，浑身无力，不是病就是伤了。如果是他，她就会跑出去帮忙。
威廉去伦敦大约一年了，保罗刚刚离开学校、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莫瑞尔太太正在楼上，保罗在厨房里画画——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忽然有人敲门。他生气地放下画笔去开门，母亲也打开窗户，往下看。
矿上一个衣着肮脏的小伙子站在门口。
他问：“这是沃尔特·莫瑞尔的家吗？”
“是啊。”莫瑞尔太太说：“什么事？”
但是她已经猜到了。
“你丈夫受伤了。”他说。
“哦，天哪！”她惊叫了一声，“他不出事那才是个奇迹呢。小伙子，这回他怎么啦？”
“我不太清楚。不过可能是腿受伤了。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天哪！”她惊叫道，“哦，天哪，他就这副德性！从来没有安宁过五分钟，如果有，我宁愿去上吊！他的大拇指伤刚好，而现在——你见了他吗？”
“我在井下见过他。我看见他们把他放在矿车里送上去，他昏过去了。不过弗雷泽大夫在灯具室里给他检查的时候，他大喊大叫地咒骂着。他们要送他去医院时，他说他不去医院，要回家。”
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完。
“他当然想回家，好让我来受拖累。谢谢你，小伙子，哦，天哪，我还没有受够吗？我受够了！”
她下了楼，保罗机械地继续着他的画。
“既然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那么情况一定很糟糕。”她接着说，“他太粗心大意！别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事故。是的，他想把担子压在我身上。哦，天哪，好不容易我们的生活才好了一点。把那些东西拿开，现在没有时间画画了，火车什么时候开？我得赶紧去凯斯顿了，我只好扔下卧室不管了。”
“我可以替你收拾。”保罗说。
“你不用。我想可以赶七点钟的车回来。哦，我的天，他要惹出来多少麻烦啊。而且丁德山口那段花岗石路——还不如叫它碎石子路——简直可以把他颠死。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修修这条路。这么糟糕的路，何况坐救护车的人都是急病人。为什么不在这儿开一家医院呢。如果那位老板买下了矿区，天哪，会有足够的事故发生，不用担心医院会倒闭。可是他们就不这样做，却一定把人放在一辆慢吞吞的救护车里，送到十英里外诺丁汉去。这太不像话了！咳，他还要找岔子！他一定会的。我知道谁陪他，巴克，我想就是他，可怜的家伙，他宁愿躲在任何地方，也不想住在医院里。可是我知道巴克会很好地照顾他。还不知道他要在医院住多久——他讨厌住在那里！不过，如果只是腿部受伤，那还不算太倒霉。”
说话的工夫她一直在准备着，匆匆取掉围腰，她蹲在烧水锅面前，把热水慢慢地灌进水壶里。
“我想把这个烧水锅扔在海底里！”她大声说着，一边不耐烦地拧着水龙头。真是奇怪，这么矮小的女人有一双漂亮又有劲的胳膊。
保罗收拾好东西，放上茶壶，摆好桌子。
“四点二十才有火车。”他说，“你的时间很充裕。”
“哦，不，我没多少时间了。”她大声说，一面擦脸，一面从毛巾上眨着眼睛望着他。
“不，你来得及，不管怎样你得喝杯茶。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凯斯顿吗？”
“陪我一起去？我倒想问问，为什么陪我去？现在，我还应该给他拿些什么？唉，天哪！他的干净衣服——上帝保佑，是干净的。不过最好还是烘干一些。还有袜子——他用不着袜子了——我想，还要一条毛巾吧，还有手绢，还有别的什么？”
“梳子、刀、叉和勺子。”保罗说。父亲以前住过院。
“天知道他的腿怎么样，”莫瑞尔太太接着说，一面梳着她那棕色的，细软如丝的头发，不过掺杂着几缕白发。“他特别注意洗上半身，下半身他就觉得没必要洗，不过，这样的人在医院里也是见多不怪了。”
保罗已经摆好了桌子，他给母亲切了两片薄薄的黄油面包。
“给你。”他说道，在她面前放了一杯茶。
“再别烦我！”她烦躁地喊道。
“可是，你必须吃点，东西都摆好了。”他坚持说。
于是她坐下来，轻轻抿着茶，默默地吃了点面包，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几分钟后，她离开了，要步行两英里半才到凯斯顿车站。她把带给丈夫的东西全放在一个鼓鼓的网兜里。保罗看着她行走在树篱间的大路上——一个身材矮小、步履匆匆的背影，想到她又陷入痛苦、烦恼的深渊，他又为她而感到痛心。她内心焦急，疾步如飞，感到身后儿子的心紧紧地跟随着她，感到他在尽力为她分担重负，甚至支撑着她。她在医院时，她想到：“如果告诉孩子情况是多么的糟糕，他会很担心的。我最好还是谨慎点。”然而当她步履艰难的往家走时，她却感觉他会来分担她的重担的。
“情况糟糕么？”她一进门，保罗就问。
“不能再坏了。”她回答。
“什么？”
她叹着气坐了下来，解开帽带，儿子望着她仰起的脸，和那双辛勤劳作的小手在颌下解着那个结。
“不过，”她回答道，“并不是很危险，可是护士说，是粉碎性骨折。你看，一大块石头砸在他腿上——这儿——是有创骨折，有些折骨把肉都戳穿了。”
“啊——太可怕了！”孩子们惊呼道。
“而且，”她继续说，“他自然嚷嚷着他快死了——他要不叫才怪呢。‘我不行了，亲爱的！’他看着我说：‘别傻了！’我说，‘不管砸得多厉害，你也不会因为一条断腿要命的。’‘我不会活着出院的，除非进了棺材。’他嘟囔着。‘得了’我说，‘等你好点，你让他们把你放在棺材里抬到花园里开开心，我想他们也会的！’‘只要我们觉得那对他有好处。’护士长说。她是一个很好的护士长，就是相当严格。”
莫瑞尔太太摘掉帽子，孩子们在静静地等着她说下去。
“他的情况糟糕，”她继续说：“一时好不了，这一下砸得很重，失了好多血，当然，这次也很危险。根本说不准能不能完全复原。而且，还会发烧和引起坏疽病——如果情况坏下去，他会很快不行的。但是，他体质不错，皮肉也极容易长好。所以我觉得不会一直这么坏下去。当然，有一块伤——”
她脸色苍白，情绪激动，三个孩子意识到父亲的情况是多么糟糕，屋子里一片沉默、焦虑。
“他总会好的。”过一会儿保罗说：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母亲说。
每个人都沉默不作声做自己的事。
“他看上去也真像不得了的样子。”她说，“但护士长说那是因为伤痛。”
安妮拿走了母亲的外衣和帽子。
“我走的时候他看着我！我说：‘我得回去了，沃尔特，因为火车——还有孩子们。’他一直看着我。这让人难受。”
保罗又拿起画笔开始画画。亚瑟走出去拿煤。安妮凄然地坐在那儿，莫瑞尔太太坐在她怀第一个孩子时她丈夫为她做的摇椅上，一动不动，想着心事。她很伤心，为这个重伤的男人感到难过。但是，在她心灵最深处，在应该燃起爱情火焰的地方，却仍旧是一片空白。此刻，她那种女人的怜悯心完全被激起了，不顾一切地照顾他，挽救他，她宁愿自己承受这些痛苦（如果能够的话）。然而，在她心灵深处，她对他和他的痛苦仍然是漠不关心。令她感伤的是，即使在他激起她强烈的爱欲的时候，她仍然不会爱他。她沉思了一会儿。
“而且，”她突然说，“当我走到凯斯顿半路时，才发现自己穿着干活时穿的鞋——你们看。”原来是保罗的一双棕色旧鞋，鞋尖已经磨破了，露出脚趾。“我窘迫地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又加了一句。
第二天早晨，安妮和亚瑟上学去了，莫瑞尔太太又跟帮她做家务的儿子聊了起来。
“我在医院里碰到了巴克，他精神很不好，可怜的家伙。‘喂！’我对他说，‘你这一路陪看他，怎么样啊？’‘别问了，太太。’他说。‘唉，’我说，‘我知道他会怎么样！’‘不过，他的情况是很糟糕，莫瑞尔太太，是的。’他说：‘我知道。’我说。‘车子颠一下，我的心就像会从嘴里冲出来似的，’他说：‘而且他常常大喊大叫，太太，即使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再干一次，我也不干了。’‘我可以理解，’我说：‘这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工作，’他说：‘但是，要等路修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说：‘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巴克先生——我确实喜欢他。他有一种男子汉气概。”
保罗沉默地继续画画。
“当然。”莫瑞尔太太继续说，“像你爸爸这样的人，住在医院里可真困难。他不懂制度和惯例，而且不到他不能忍受的时候，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碰他的。这次砸伤了大腿，一天换四次药，除了我和他妈妈，他会让别人换吗？他不会的。所以，和护士们在一起，他就得受折腾。我也不想离开他，我很清楚。当我吻了他一下回来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够意思。”
就这样，她跟儿子聊着，几乎想把所有的心事都倾诉给他，而他也全神贯注地听着，尽他所能地分担减轻她的困难。最后，她不知不觉跟他谈了所有的心曲。
莫瑞尔的情况这段时间一直不妙。整个星期，他处在危急状态中。后来开始好转。知道他开始好转，全家才松了一口气，又开始了快乐的生活。
莫瑞尔住院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例并不是非常困难。矿上每星期给他们十四先令，疾病协会给十先令，残疾人基金会给五先令，还有莫瑞尔的朋友们每星期也给莫瑞尔太太一些钱——从五到七先令不等——因此她就相当宽裕了。莫瑞尔在医院里渐渐恢复，家里也格外愉快、平和。每个星期三、六，莫瑞尔太太都要去诺丁汉看望丈夫。她往往会带点小东西回来：给保罗带一小管颜料，或几张画纸；给安妮带几张明信片，全家人就高兴地看上好几天，然后才让她把明信片寄给别人；给亚瑟买把钢丝锯，或买一块漂亮的木板。她兴奋地告诉孩子们自己在大商店的种种奇遇。画店里的人认识她了，也知道了保罗。书店里的姑娘对她也很有兴趣。莫瑞尔太太从诺丁汉回来，总有很多新闻。三个孩子围着她坐成一圈听她讲，一边插嘴，一边争论，一直闹到该上床的时候，最后，通常是保罗去通炉灰。
他常常自豪地对母亲说：“现在我是家里的男主人了。”他们明白了家庭可以是多么的平和安宁。因此他们都有些遗憾——虽然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这么无情无义——他们的父亲就要回来了。
保罗现在十四岁，正在找工作，他是位个子矮小而秀气的男孩，长着深棕色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脸型已不是小时候的那种圆型，而是变得有点像威廉——线条粗犷，甚至有点粗鲁——而且表情极其丰富多变。他看起来仿佛总是若有所思，显得生气盎然，充满活力。他突如其来的笑很可爱，很像他母亲。而且，当他那迅速变化着的思路中出现障碍时，他的表情就变得呆滞、丑陋。他是那种一旦不被别人理解，或感到被人瞧不起，他就变成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孩子。然而一旦接触到温暖，他立刻又变得可爱了。
无论他接触什么事物，刚开始，他总觉得很别扭。他七岁就开始上学这件事，对他简直是一种刑罚。不过，后来他就喜欢这种生活了。如今自己得步入社会，他又觉得羞怯，自信也消失得无踪无影。对于一个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可以说他是一个天赋很高的画家了，而且他从海顿先生那里学了一些法语、德语还有数学，但这些都没有商业价值。他母亲说过，干重体力活吧，他的身体又不够强壮，他不喜欢做手工，却喜欢东颠西跑，或是到乡下旅行，或读书、画画。
“你想干什么呢？”母亲问道。
“什么都行。”
“这不算一个答案。”莫瑞尔太太说。
不过，他确实只能做出这样的答复。他的雄心壮志就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与世无争地一星期挣三十或三十五先令。等父亲死后，就和妈妈住同一所小屋子。愿意画画就画画，愿意外出就外出，从此就快快乐乐地生活。到现在来说，这就是他的打算。不过他内心傲视一切，拿人家同自己比较一下，无情地估计将他们分等。他想，投稿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但是他把这个想法丢到了一边。
母亲说：“你得看看报纸上的广告。”
他看着她。这对他来说，翻看广告使他承受屈辱和痛苦的折磨。但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整个身心都思虑这么个念头：
“我不得不去看广告找工作了。”
这天早晨，他就一直想着这件事，这个念头扼杀了他的全部快乐，甚至生活，他的心乱成一团。
后来，到十点钟，他出了门。他被认为是一个古怪而安静的孩子。走在小镇洒满阳光的小街上，觉得仿佛他遇见的所有人都悄悄地议论：他要去合作社阅览室看报纸找工作了，他找不到工作的，我想他是靠母亲活着。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踏上合作社布店后面的石阶，往阅览室看了看。通常，里面只有一、两个人，不是老人，就是无用的家伙，要不就是靠“互助会”生活的矿工。他进去了，当他们抬起头来看他时，他立刻一副畏畏缩缩、受委屈的样子。他坐在桌前，假装浏览新闻，他知道他们会这样想：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阅览室里会干什么？他心里很别扭。
他沉思着朝窗外望去，对面伸出花园的旧红墙，墙头满是大朵大朵的葵花，花儿欢快地俯视着拿着东西匆匆赶回家去做饭的女人们；山谷里长满谷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田野里有两座煤矿，白色水蒸汽慢慢往空中升起。远处的小山上，是安娜利森林，幽暗而神秘。他的心往下沉，要被派去当苦力了。他心爱的家乡的自由生活就要结束，他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囚犯。
酿酒商的货车从凯斯顿驶过来了，车上装着巨大的酒桶，一边四个，就像绽开的豆荚上的豆子。赶车人高高地坐在车上，沉重地坐在座里摇摇晃晃。这活在保罗眼里一点也不敢轻视。他那又圆又小弹壳般的脑袋上的头发，在太阳下面晒得几乎发白，那粗壮的红胳膊懒懒地耷拉在麻布围裙上摇来摆去，白色的汗毛闪闪发光，红红的睑发着光，在阳光下睡眼惺松。几匹棕色的漂亮的马，自觉地跑着，倒更像这个场面的主人了。
保罗希望自己是个傻瓜。“我希望，”他心里暗自思量，“我倒不如像他一样肥胖，做一只太阳下的狗；我希望我是一头猪，或是一个给酿酒商赶车的车夫。”
最后，阅览室终于空了。他匆匆在一片小纸上抄下了一条广告，又抄了一条。然后溜了出来，松了一口气。母亲还得看看他抄写来的东西。
“是的，”她说，“你应该试试。”
威廉曾经用规范的商业用语写了一封求职信，保罗把信略加修改，抄了一遍。这个孩子的书法很糟糕，所以样样在行的威廉看到他的字，不由得烦燥起来。
这个当哥哥的变得爱炫耀自己了。他发现在伦敦自己可以结交比贝斯伍德的朋友地位高得多的人，办公室里的某些办事员已经学过法律，或多或少地当过一段时间的见习生。威廉性格开朗，不论去哪都广交朋友。不久，他就拜访出入一些人家，而这些要人是在贝斯伍德，对那些无法高攀的银行经理都有些看不起，对教区长也不过冷淡地拜访一下而已。因此他开始幻想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物了，实际上，他对于自己如此轻易就成为一个绅士阶层的人，也相当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