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娘的开到哪儿去啦？”我说。“在那些黑小妞面前兜来兜去出风头，是吗？”
“我是想笔直开过来的呀，”他说，“广场上马车那么多，我得绕个大圈子呀。”
我见到的黑鬼多了，没一个对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拿不出无懈可击的理由的。其实呢，你只要让他捞到机会开汽车，他们没一个会不借此机会招摇过市。我坐上汽车，绕着广场转了个圈子。在广场对面，我瞥见了店门里的艾尔。
我一直走进厨房，吩咐迪尔西赶紧开午饭。
“昆丁还没回来呢，”她说。
“那又怎么啦。”我说。“赶明儿你还要说勒斯特还不饿，不想马上吃饭呢。昆丁又不是不知道家里开饭的时间。你快点准备，别罗嗦了。”
母亲在她自己房里。我把那封信交给她。她拆开信，把支票拿出来。她坐了下来，手里拿着支票。我走到屋角找来一把煤铲，把火柴递给她。“来吧，”我说，“快把它烧了吧。您一会儿又要哭了。”
她接过火柴，可是没有划。她坐在那里，盯看着那张支票。我早就料到她会那样的。
“我不喜欢这样做，”她说。“多昆丁一个人吃饭，加重了你的负担……”
“我看咱们总能应付过去的，”我说。“来吧。快把它烧了吧。“
可是她只顾坐在那里，拿着那张支票。
“这一张是另一家银行的，”她说。“以前都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什么银行的。”
“是啊，”我说。“女人办事总是这样说不准的。”
“办什么事？”她说。
“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里存钱呀！”我说。
“哦，”她说：“她对着支票看了一会儿。“我很高兴，知道她日子过得这样……她有这么多的……上帝明白我这样做是对的，”她说。
“好了，”我说，“快把这事告了吧。让这个玩笑告一结束吧。”
“玩笑？”她说，“我心里是——”
“我一直认为您是作为一个玩笑才每月烧掉二百块钱的，”我说。“好了，来吧。要我划火柴吗？”
“我也可以勉强自己把钱接受下来的，”她说，“这是为了我的子孙。我这人是没什么傲气的。“
“您这人真是三心二意，”我说，“怎么做也不称您的心。您早就这样做了，就别再变来变去了。咱们日子还对付得下去。”
“我什么都听你的，”她说，“可是有时候我有点担心，这样做剥夺了你应得的钱。也许我会因此受到惩罚。如果你要我接受，我也可以压下我的傲气把支票接受下来。”
“您烧支票都烧了有十五年了，现在又想接受，这又有什么好处？”我说。“如果您继续烧，那您什么也没有损失，可是要是您现在开始接受，那您就损失了五万块钱。咱们不是将就着过日子，直到今天了吗？”我说。“您不是还没进贫民院吗。”
“是的，”她说，“咱们巴斯康家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更不要说一个堕落的女人的了。”
她划着火柴，点燃了支票，把它放在煤铲里，接着又点着了信封，看着它们燃烧。
“你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磁味，”她说，“感谢上帝，你永远也体会不到一个为娘的心头的滋味。”
“世界上比她更不好的女人还多的是呢，”我说。
“可她们不是我的女儿呀！”她说。“倒不是为了我自己，”她说，“我是很愿意收回她的，不管有罪以及别的一切，她毕竟是我的亲骨肉嘛。这是为了小昆丁好。”
哼，我本来可以说，想败坏昆丁那样的烂货可是没门儿。不过我早就说了，我要求不高，只要能在家里吃碗太平饭，睡个安稳觉，不愿有几个妇女在屋子里叽里喳啦乱哭乱闹。
“也是为了你好，”她说。“我知道你对她的看法如何。”
“您不用管我，”我说。“您让她回来好了。”
“不行。”他说。“我一想起你父亲，就觉得不能这样做。”
“想起了父亲在赫伯特抛弃她时，不断想说服您同意让她回家。”我说。
“你不了解，”她说。“我知道你不想让我的处境更加困难。不过为我的孩子受苦，这是我的本分，”她说。“我忍受得了。”
“在我看来，您为了受这份罪，倒花费了许多不必要花的津力啊。”我说。那张纸已经烧成灰了。我把灰端到壁炉前，把它们洒进了炉格子。“我觉得把好好的钱烧掉怪可惜了的。”我说。
“千万别让我看到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非得接受这笔钱不可，这可是罪恶的代价呀！”她说。“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倒宁愿先看到你躺在棺材里的。”
“随您的便吧，”我说。“咱们是不是马上可以吃饭了？”我说，“再不开饭，我可得回店里去了。我们今天忙得很。”她站起身来。“我跟她说过一遍了，”我说。“好像她要等昆丁或是勒斯特还是不知是谁。好了，我来跟她说吧，您等着。”可是她还是走到楼梯口喊了起来。
“昆丁还没回来呢，”迪尔西说。
“那我只好先回去了，”我说。“我可以到街上去买一客三明治的。我不想打乱迪尔西的安排，”我说。我这一说她又嚷了起来，害得迪尔西拖着两条不听使唤的退，踅过来踅过去，嘟嘟哝哝地说：
“好吧！好吧！俺尽快开饭就是啦。”
“我是想让你们每个人都称心如意，”母亲说，“我想尽量让你们的日子过得舒心些。”
“我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是不是？”我说。”我光说得回店去了，别的还说什么啦？”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你的运气不像别人那样好，只能在一家乡村小铺里埋没你的才能。我一直是希望你能出人头地的。我早就知道你父亲根本不理解你是家中唯一有商业头脑的人，后来家道中落了，我还以为凯蒂结婚后那个赫伯特会……他答应过……”
“好了，没准他说的都是假话，”我说。“没准他根本没开过什么银行。即使他开了，他也根本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到密西西比州来招一个小职员。”
我们吃饭吃了一会儿。我可以听到班在厨房里的声音，勒斯特在那里喂他吃饭。我早就说过，如果我们得多喂一张嘴，而母余又不愿接受那笔钱，那干吗不干脆把他送到杰克逊去呢。他和情况相同的人在一起，只会感到快乐的。我说，老天爷清楚，咱们这样的家庭是再没什么可以骄傲的了。可是不想看见一个三十岁的大人在院子里跟一个小黑鬼一块儿玩，沿着栅栏跑来跑去，每逢那边打高尔夫球就像一头牛那样哞哞叫起来——不想看见这个景像，也不需要多少骄傲呀。我说，要是当初一开始就把他送到杰克逊去，我们今天的日子会好过得多。我说，您也算是对他尽了您的责任了，人家指望您做的一切事情，您也都做了，而且做得过了头，那么，干吗不把他送到那儿去，我们纳了税还不该享受点国家的福利吗。这时候她说了：“我也不久于人世了。我知道我仅仅是你们的一个累赘。”于是我说，“您这话也不知说了有多少年了，连我都不免有点相信了，”只不过我说您最好别光是回头上说说，没个准儿，而且千万别让我知道，因为我肯定要让班吉不过夜就坐十六次车去杰克逊。我又说，我还知道有一个地方能安置她，那儿反正既非牛奶巷也不是蜂蜜路②。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我就说：好了！好了！我也跟旁人一样是很为自己的亲人而骄傲的，虽然我并不总能搞清楚他们的来历。
我们吃了一会儿。母亲又让迪尔西到大门回去看看昆丁来了没有。
“我不是跟您说了几遍了，她中饭不会来吃了！”我说。
“她知道应该回来吃！”母亲说，“她知道我是不允许她在街上乱跑。吃饭时不回家的。你方才好好看了吗，迪尔西？”
“那您别派她去看好了！”我说。
“你们叫我怎么活呀，”她说。“你们每个人全都跟我作对，老是跟我作对。
“只要您不插手，我是可以让她乖乖地听话的，”我说。“用不了一天，我就能让她就范。”
“你一定会用很野蛮的方法对待她，”她说。“你有你毛莱舅舅的脾气。”这旬话倒提醒了我。我把信掏出来递给她。“这信您都用不着拆，”我说。“反正银行会通知您这回支了多少钱的。”
“信是写给你的，”她说。
“您拆吧，”我说。她拆开信，看了以后又递回给我。
信上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小外甥：
你一定乐于知悉，我最近得到机会从事某项事业。至于该事业的具体情况，我当在更恰当的场合下向你透露，信中不便明讲。我之所以暂先保密，原因倒不妨向你讲请。我从商多年，经验告诉我，凡遇机密事宜，千万谨慎为要，切不可用比当面叙述更进一步的方式向他人交代。我态度如此慎重，则此项事业之价值，你定可揣度几分。无庸多言，我对此项事业各个方面已作过极彻底之审查。我可以毫不踌躇地告诉你，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我如今已清楚见到自己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出现在面前，我个人的经济状况将大大改善，而家业亦可借以复兴。说来惭愧，巴斯康这一名门望族男子中如今只剩我为惟一的子遗了；当然，我是把你淑女出身的母亲以及我的甥辈都视同家人的。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我暂且尚未达到能充分利用这一良机的地步，还需继续努力，为不使权益外溢起见，我今天拟从你母亲存款中提取所需之一笔小款，以补足我自己的第一笔投资。随函附上我亲笔所书年，客人厘借据一纸，以稗手续完备无误。无庸赘言，此乃一种形式，目的无非使你母亲在变幻无常的社会中能得到某种保障。自然，我将把这笔款子和包己的投资同等对待，这样，你母亲就可以在我细心查明确为名副其实的发横财——请原谅我用语鄙俗——的大好机会中，分享一部分利益。
你定能理解，我的开诚布公意味着一个商界人士对一个同行的信任，我们日后可以共同收获这一丰美的果园，你意下如何？鉴于你母亲孱弱的体质与南方大家闺秀视银钱事务为畏途，鉴于妇道人家易子闲谈间不智地泄露机密，我意在她面前先不提此事为宜。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保持缄默实为上策。今后某一时日，我当将此笔款项连同我陆续所借其它款项一并存进银行，而根本不向她提及此事，如此似更为妥善。我辈须眉男子，实不应将此等粗俗银钱事务打拢你母亲这样的大家闺秀。
挚爱你的舅舅
毛莱·巴斯廉
“您准备怎么办？”我说，一边把信飞旋着朝桌子对面扔过去。
“我知道你不乐意我给他钱，”她说。
“那是您的钱，”我说。“即使您想用它来打鸟，那也是您自己的事。”
“他是我的亲兄弟，”母亲说。“他是巴斯康家最后一个男子了。我们死了就断了巴斯康这一姓了。”
“我琢磨这种事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不太好受的，”我说。“好吧！好吧！”我说。“这是您的钱。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您要我通知银行照付吗？”
“我知道你对他不满，”她说。“我知道你肩膀上的担子很重。我眼睛一闭之后你就会轻松了。”
“我本来可以让日子现在就轻松些的，”我说。“好吧！好吧！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你愿意的活，把整个疯人院设在咱们家也行。”
“他可是你的亲兄弟啊，”她说，“虽然他有毛病。”
“我要把您的存折带去，”我说，“我今天要兑换支票。”
“他老是拖延六天才给你发薪水，”她说。“你看他的买卖靠得住吗？我总觉得奇怪，一家不拖不欠的字号为什么不能准时发薪水。”
“他没有问题，”我说。“像一家银行那样稳妥可靠。我告诉他别管我，先结清每个月的账再说。有时候拖延几天的原因就在这上头。”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丧失我为你投资的那一小笔款子，”她说。“我常常觉得艾尔并不是一个津明的买卖人。我知道，你在他店里投了资，理应有一些权，可是他却对你不够信任。我要去跟他谈一谈。”
“不，您别去管他，”我说。“那是他的字号。”
“你在里面有一千块钱的股本呢。”
“您别去管他，”我说，“我在留神着呢。我有您的委托代理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她说。“你一直是我的骄傲。我的喜悦，当你自愿来跟我说，坚持要把你每个月的薪水用我的名义存入银行时，我感谢上帝，因为他把他们带到天堂去，却把你留给了我。”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说。“我琢磨，他们也都尽了自己的责任。”
“你用这种口气讲话，我知道你是在埋怨你那死去的父亲。”她说。“照说，你也是有权利埋怨的。不过听到你这样讲话，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站起身来。“下一步您该失声痛哭了，”我说，“不过恕我不能奉陪，您要哭只好一个人独自哭了，因为我得回去上班了。我现在去取那个存折。”
“我给你取去，”她说。
“您别挪窝了，”我说。“我去取吧。”我上楼去从她写字桌里取出存折，回到镇上去。我来到银行，把支票、汇单连同那十块钱都存了进去，又在电报局停留了一会儿。现在又比开盘时涨了一“点”。我已经烛了十三“点”了，这全都是因为十二点那会儿她来捣乱，拿那封信的事来分我的心。
“那份行情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我说。
“大约一小时之前，”那人说。
“一小时？”我说。“我们给你钱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为了每星期得到一次商情总结吗？这叫别人怎么能有所作为呢？连屋顶都掀掉了咱们还蒙在鼓里呢。”
“我料你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他说。“人家修改了法律，不让在棉花市场上买空卖空了。”
“修改了吗？”我说。“我还没听说这档子事呢。这消息准是西联公司播发的。
我回到店里。十三“点”。我才不相信有谁了解这里面的奥妙呢；除了那些坐在纽约办公室里的大老板，他们等着乡下的土老儿捧着银钱来到他们跟前求他们开恩收下。嗯，一个方才打电话的人显出他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了，我早就说了，如果你不打算听取别人的意见，那么你为这事付钱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这些人都是局内人，他们是了解一切情况的。我口袋里就有一封电报。我只需证明他们利用电报局搞欺诈活动，就可以落实那是一家非法的投机公司了。我从来也不是一个举棋不定的人。只是他妈的，它得像“西联”那样，是一家规模宏大。资本雄厚的公司，才能做到准时发出行情报告啊。他们迫不及待地给你发来一封电报，说什么“尊户今日账目业已结清”。可是他们才不管别人的死活呢。他们是跟纽约集团位涤一气的。这是明摆着的，谁都看得出来。
我走进店里，艾尔瞧了瞧他的表。可是他没吭声。等顾客走了，他才说：
“你回家去吃午饭啦？”
“我牙疼，得去看牙，”我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哪儿吃饭与他毫不相干，但是我还得和他一起在店里呆上整整一个下午。我罪已经受够了，若是他再要唠叨个没完就可真要受不了啦。我早就说过，要是一家乡村小店老板的话你也把它当一回事，那以后只有五百块钱家底的人也要摆出一副有五万块的架势了。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他说。“我还以为你会马上回来的呢。”
“我这颗至牙任何时候都愿意出让，另外还可以倒贴你十块钱，”我说。“咱们原先的协定是中午可以有一小时吃饭时间，”我说。“如果你对我的行为不满意，该怎么办你很清楚。”
“这我很清楚，也有一阵子了，”他说。“要不是看在你母亲份上。我早就要发作了。她是一位我非常同情的太太，杰生。可惜的是我认识的其他人并不值得我同情。”
“这种同情你还是留给自己受用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会预先通知你的。”
“你干那种勾当，我给你掩责已经有很久了，杰生，”他说。
“是吗？”我说，我让他往下说。先听听他要说些什么，然后再堵他的嘴。
“你那辆汽车是怎么弄来的？我相信我比她知道得更清楚。”
“你以为你知道，是吗？”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广为传播，说我是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呢？”
“我什么也没说，”他说，“我知道你有她委托的代理权。我也知道她仍然以为我这个买卖里有她一千块钱的股本。”
“好吧，”我说，“既然你知道得这么多，我不妨再给你透露一点：你上银行里去打听打听，十二年来，我每月初一存入一百六十元，是存在谁的名下的。”
“我什么也没说，”他说，“我只不过希望你以后最好小心些。”
我也不再说什么了。说了也没用。我早就发现一个人思想僵化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死死抱住自己的成见不放。当有人自以为有什么逆耳的忠言要奉劝你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他说一声“晚安，再见”。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那种脆弱的良心，否则，就得像看护有病的小狗似的老得哄着这良心了。如果我得像他那样，处处谨慎小心，千万不让自己的小本买卖赢利超过百分之八，那我真还不如死了的好。我琢磨他以为只要超过了百分之八，政府就会拿禁止重利盘剥法来收拾他的。一个人给捆在这样一个小镇上，捆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买卖里，还有什么盼头。哼，要是让我把他的买卖接过来，一年之内，我可以让他下半辈子再也不用干活；不过他又会把钱全都捐给教会什么的。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最最不能容忍，那就是一个伪善者了。这种人以为凡是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事里面就有溪跷之处，一有机会他就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把这跟他根本无关的亭去告诉第三者。依我说，如果我觉得每逢有人干了一件我不太明白的事我就认为他是一个骗子，那么，至少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店堂后面他那堆账本里找出一些问题来，这些账本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值得为此奔走相告，不值得去告诉我认为应该知道的人，这些人知道的实际情况没准比我知道的还多呢，而且即使他们不知道，那也不关我的屁事。这时候艾尔说，“我的账本是对任何人都公开的。任何有关的人或是自以为在本字号内有权益的女士都可以到后面房间来查阅，我是无比欢迎的。”
“当然，你是不会说的，”我说，“你还没能说服自己的良心来这样做呢。你仅仅会把她带到后面的账房间去让她自己去发现。你自己是不会说的。”
“我无意干预你的事务，”他说。“我知道你也像昆丁一样，在某些方面很不得意。不过你母亲命也是够苦的，如果她上这儿来问我你为什么辞职不干，我就只能如实奉告。那倒不是因为那一千块本身。这你是明白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与他的账面不符，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也于不成的。而且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说谎，不论是为我自己的事还是为别人的事。”
“那么，”我说，“依我看，比起我来，你的良心是个更得力的伙计罗；它到了中午不用回家去吃饭。不过，可别让你的良心来败坏我的胃口，”我说，因为我的天哪，我怎能把事情办好呢，有那么一个家，有那么一个母亲，她一点不管束凯蒂也不管束任何人，就像那回她恰巧撞见有个小伙子在吻凯蒂，第二天一整天她穿了丧服戴了面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连父亲也设法让她说出一句话，她仅仅是一面哭一面说她的小女儿死了，而凯蒂当时还只有十五岁，照这样下去，要不了三年我妈就得穿上苦行僧的粗毛约成的内衣，说不定还是用沙皮纸糊的呢。我说，瞅着她①跟每一个新到镇上来的推销员在大街上兜过来逛过去，你们以为我受得了吗？他们走了，还要跟路上碰到的推销员说，到了杰弗生，可以上哪儿去找一个热辣辣的小妞。我并不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我不能白白养活一厨房的黑鬼，也不想把州立津神病院的一年级优秀生硬留在家里。血统高贵，我说，祖上出过好几位州长和将军呢。幸亏咱们祖上没出过国王与总统，否则的话，咱们全家都要到杰克逊去扑蝴蝶了呢。我说，如果班是我的孩子，那当然很糟糕；不过我至少可以从一开头就确定这是一个外来的野种，可是到现在这个地步，即使让上帝老儿来判断，他也弄不清这笔糊涂账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乐队吹打了起来，这时店里一点一点走空了。每个人都是朝演出的场子走去的。他们在两毛钱的马鞍绳上斤斤计较，为的是省下一毛五来孝敬那伙北方佬。这伙骗子来到镇上，为了取得演出的权利也许只付了十块钱。我走出后门，来到后院。
“喂，”我说，“你要不留神，那颗螺栓就会长进你的肉里去。到那时我可要拿把斧子来把它砍掉了。如果你不把那些中耕机装好，不让农民种好棉花，像鼻虫又吃什么呢？”我说，“莫非要它们吃鼠尾草不成？”
“那些人小喇叭吹得真不赖呀！”约伯说。“人家说戏班子里有个人能用手锯奏出曲子来，就跟拨弄一只班卓琴似的。”
“听着，”我说。“你知道这场演出会给咱们这个镇带来多少财富？大约十块钱，”我说，“也就是这会儿躺在布克·透平袋里的那张十块钱的钞票。”
“干吗他们要给布克先生十块钱呢？”他说，
“为了取得在这儿演出的权利呀，”我说。“这样你能算出来他们让你大饱眼福所花的本钱了吧。”
“您是说为了能在这地方演出他们述得交十块钱？”他说。
“可不就是这么多，”我说。“你认为他们得交……”
“天哪，”他说，“您是说，当局向戏班子收了费，然后才答应戏班子在这儿演出？要按我说，为了看那人表演拉锯，要拿出十块钱咱也干呀。按这样算，明儿早上咱还欠他们九块七毛五呢。”
哼，北方佬还跟我们一个劲儿他说，要提高黑鬼的地位哪。让他们提高去，我总是这么说。让他们走得远远的，使得路易斯维尔以南牵着猎狗也再找不出一个，这不是吗？我正告诉约伯到星期六晚上戏班子就会打点行李带上至少一千块钱离开咱们这个县，他却说：
“这咱也不眼红，两毛五的门票钱咱还是出得起的。”
“什么两毛五，”我说。“两毛五连个零头都不够。他们把两分钱一盒的块儿糖卖给你；敲你竹杠，收你一毛钱甚至一毛五。你现在站在这里听那个乐队吹打，白白浪费了时间，这时间难道本要钱的？”
“这倒不假，”他说。“嗯，要是咱今儿晚上还活得好好的，那他们走的时候义要多带走两毛五了，这是明摆着的。”
“这说明你根本就是个笨蛋。”我说。
“嗯，”他说，“这咱也不跟您理论。如果笨有罪，那么苦役队里的囚犯就不会都是黑皮肤的了。”
好，就在这个时候，我偶然抬起头来朝小巷里望去，一眼看见了她。我倒退一步，看看我的表，这时我没注意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因为我正在看表。这时还只有两点三十分，比人们预料一我当然不在此例一她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早四十五分钟。我眼光朝门外扫过去，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他身上的那条红领带。我当时想，打红领带的究竟是何等路数的人呢。可是因为这时地正一边盯着店门，一边沿着小巷的墙根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所以我当时还来不及考虑这男的是什么人。我在想，她眼里真是一点也没有我了，我叫她上学，她偏要逃学，不仅如此，她居然还敢从店门走过，也不怕我会看见她。只是她看不见店里的情形，因为太阳正好对准了朝店里照，要看它就跟看汽车的车头灯光一样晃眼，因此我躲在门里瞧她走过，她那张脸涂抹得像猢狲屁股一样，她的头发用什么粘滋滋的油抹过，梳成了个怪发型。在我年轻那会儿，要是有个女人穿了这么短几乎遮不住大退和屁股的裙子到外面来，即使是在声名狼藉的盖约苏街或比尔街上，也会给抓起来的。老实说，女人穿这种衣服。目的就是让街上过往的男人看了都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摸一把。我正冥思苦想，在琢磨究竟是哪一号人才会打红领带，忽然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戏班子里的一个戏子吗，这事我可以说是拿稳了。就跟她亲口告诉我的一样。哼，我这人是能屈能伸的；如果我不是有时能把一口气忍下去，那我这人还不定今天会怎样了呢，因此，等他们一拐弯，我马上跳出店门跟踪起来。我连帽子都没戴，在大白天居然在后街小巷里钉别人的梢，这可完全是为了维护我母亲的名誉啊，我早就说过，如果一个女人胎里坏，那你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她血液里有下贱的根子，那你怎么拉也拉她不起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她甩开，让她跟臭味相投的人泡在一起，死活由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