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生的场景也能像在影片里一样被任意剪辑和叠化的话，此一刻，复盖在毛毯之下的臂膀和身躯已换成了湛玉的四十多岁的了。它们全都赤裸着；不是别人，而是我，躺在她的边上。
是的，就是那一回。
她用手臂死劲地搂抱着我，冰凉的手指几乎要掐到我的皮肉里去。她肉甸甸的躯体带点儿压迫性地挨贴着我，让我都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了。她说，她怕这又是一场梦，梦
醒了，她会再一次地失去一切。
我安慰着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那浑圆肩胛和臂膀。我不能看见它们，但我能感觉它们：细腻、光滑、柔软而颤抖。当你的指尖在上面溜滑而过时，你仿佛感到有一股电流在之间通过。
我记得这枝手臂，第一次让我止不住心跳口渴是在一个黄昏已逝，黑暗开始笼罩下来的时分。教室里的日光灯全部打开了，我与她正并排站在学校的壁报前联合作业。我见到有一截细细的小臂，上半段裹在白府绸衬衫窄窄的包袖中，它正在我的左边优美地，小幅度地挥动，干练而流利地在壁报上勾画出一些图案来。有一层粉笔尘降落在手臂的肌肤上，在惨白色的日光灯的照耀下，反射出一些绒丝丝的反光来。
我天天都与她坐同桌，一起朗读书本，一起默写课文。在老师发问的当儿，它不也是时时在我的一边嫩藕出水一般地举起?但为什么一定要到了这个偏晚时分，同学们都走光了，只留下我与她两人在这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时才会有这种奇异的感觉的突然袭来?我想，当时的我还没达到一个能够解释清楚这种生理现象的年龄。我的第六感觉又出现了：我觉得我与这只手臂之间一定会有某些命定的什么关联的——但想不到竟推迟了三十多年。
我发觉，手臂的书写速度突然减慢了，然后停了下来。我转过脸去，见到湛玉也正好转过脸来望着我。她的脸色一下子涨成了绯红。在这青少年生理与心理的**期，男女间的某些感觉都是通过生物电波来传递的。她说，时间也不早了，没搞完的，明天再搞吧。我说，好。于是，我们便熄灯离开课室。教室大楼的走廊里已空寂无一人了，我俩沉默不语地走着，一间间空荡荡的容纳着一排又一排课桌椅的教室蹲在走廊的两边，黑洞洞的门口将我们迎来了，又送去了。
我俩来到学校的大门口，大门早已关闭。老校工胡伯端着一只搪瓷饭碗走出来，他正准备将传达室的小门也上锁。见到是我们(应该说，见到是她)，便笑嘻嘻地走上前来：“出壁报一直出到现在哪，该回家去吃晚饭啦!”他始终是朝着她说话，连望都没望她身边的我一眼。
老校工拉开了小门让我们出校去。仲春的傍晚，在空气中能嗅到一股浓浓的气息，这是树木刚爆出来的新嫩与城市中固旧沉淀的混合气息，暗藏着一种遥远的蠢动与记忆。一盏薄边斜罩的门廊灯之下，一块“东虹中学”的白漆校牌竖挂在灰褐色的墙身上，在这湿意迷的夜的背景上，显得特别地明亮与温暖——对于所有这一切，至今，我都保存有一种清晰的电影场景式的记忆。
我们站在校牌一边的人行道上，竟然彼此都忸怩犹豫得有些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之前，每次出完壁报，我俩不都是一路上和着晚风和夜色，说说笑笑回家去的?
她说，“我想打这边走，你……?”
我当即明白了她的话意。“正好，我也要去邮局寄一封信给父母，还必须赶在它关门之前，”我慌慌忙忙地说。我的父母亲早年就去了香港定居，只留下我一人至今还住上海。这些，我相信，她都知道。而邮局的方位又正好与她打算走的方向相反。
我们于是分手。待我从墙角转弯处忍不住回望时，她的身影已在夜色之中消失，几辆自行车正慢悠悠地从我身边踩过，摇响了车铃。
后来，湛玉告诉我说，她也一直牢牢记着那一晚我俩在路边分手时的一切细节。我们甚至各自掏出了各自的记忆笔记本来逐一核对。就像各自晾出各自箱底的陈年旧藏一样，呼吸着这种存在在记忆里的遥远的气息，我俩都有些醉了。她说，这是我们初三毕业年的最后一学期。我说，是吗?她说，为什么她能如此确定呢?因为就在那次我俩单独留在教室里出壁报的前一个星期，同学们去她家开过一次有关毕业分配的思想“交心会”，那次兆正来了，你也来了。我说，我也记起来了。那天，兆正就坐在你家的那张面朝窗口的单人沙发里，在众多的同学之中，他显得十分突出。那天，你似乎特别兴奋，滔滔不绝之外，脸色也显得格外地晕红……
“不就从那次之后吗?”她说着，用眼睛幽幽地望着我，流溢着一份留恋，一份遗恨，一份不知名的什么。
湛玉与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就座于“皇朝海鲜城”二楼的某张临窗而放的双人位上。桌面上铺有浆熨过的雪白的台布，细白瓷的茶具以及镀银的搁筷架等餐件散布桌上。有一盏冷束光的射灯从天花板上的某个方位照射下来，令台面上的一切都闪闪发亮。不远处，有人在操奏扬琴，是一个著着细腰身旗袍的女子。悠扬的琴声荡漾在这座法式的老洋房中，气氛十分典雅。她用目光丈量着，说，那儿不就是放她父母那张红木大床的位置吗，她记得再过去是一口柚木雕花大橱，紧靠大橱而放的是一张摊手柄的单人沙发——就是同学聚会的那次，他坐的那张。
她又指指我们正就坐的那张桌子，说，这里应该就是以前带拱型窗框的室内露台的位置了。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环顾了好一会儿，尽管又是铝合金窗又是中央空调又是大堂又是包房，但她说，她可以肯定这是那露台的位置无疑。每天，她都能从这里望见街对面的一家工厂的斜脊厂房。早晨七点半钟，正当她提起书包准备开门上学去的时候，她总能见到带湿雾状的烟缕开始从半截斜戴帽的烟囱之中升起来，在天空中稀薄着地散开了去。烟囱是安装在一方带水箱和铁梯的平顶晒台上的，常有鸽群在那里降落了之后又再起飞。
湛玉是两眼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一番话的，仿佛在忆述一场30年前的梦中的场景。现一刻的窗外，黝黑的天边沉淀有一层迷朦的玫瑰色的浅红，那是远远的市中心的霓虹灯在夜的云层之上的折射光。而那块“皇朝海鲜城”的闪烁着的灯光招牌在对面的那幅老砖墙上制造出了红一阵紫一阵的迷幻效果。弄堂如今早已拓宽开辟成了两边有人行道，中间可以行车的马路了，马路与上海的一条著名的食街相连接。这里的矮房与陋建都已清拆干净，有些骨子和风格的洋房留存了下来，被人承包，开成了饭店。
我记得，这是我俩在分别了三十余年后第一回再见面。
其实，那次我是考虑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才下决心去她住的那条街的附近溜达的——一位旧同学告诉了我她家新近搬去的住址——看看会不会有小说中所描写的偶遇的那一类情节发生。但没有，我按捺不住，还是跑上楼去，按了铃。
是一个安徽小保姆来应的门。“是谁呀?”湛玉从公寓内里的一间房间中探出头来，于是，我们便见面了。
兆正不在家。我是说，他是那种在晚上也不会回家来的不在家——他请了创作假去太湖湖畔的一座什么渡假村写东西去了。我有点高兴、有点失落、有点惆怅也有点充满了某种莫明的预感时的兴奋。当湛玉出去倒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兆正的写字台跟前。他的一张镶在有机玻璃框架中的照片就站在我的对面望着我，我只知道，他很有些改变了，眼前的这个才是四十岁的他。照片大概是在长江三峡的某处风景点拍摄的，前面是浑涛翻滚的江水，背景是乱石和小松树林，江风正将他长长的头发吹扬起来。我再认真地看一遍，不错，是他。但我发觉自己就怎么也不能将四十岁的他的某些脸庞特征有效地存进记忆中去。我用手指抚摸过叠放在案头的那排书籍，有些是别人的，有些是他自己的著作。我只要浏览一下书名就知道了，他每出一本新书，我都要在市场上及时买回来读，我记不清他的脸，我却能背出他写的不少精彩的句子。
湛玉端着茶杯回进房里来了，见到我在做什么。但她什么也不说，放下茶杯，坐了下来。她问我说，你现在的生意做得不错了吧?听说都在金桥加工区开厂了?我支吾以对，心里却想着要告诉她，这两年我也写了不少东西并出版过几本诗集，其中有一本还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出版社出的。但转眼一想，她也不会不知道，她既然不提起，这是因为她不想提起。我这主动一提，不反而显得别扭?我于是便同她谈点儿自从我们分别之后他与她的共同情况；再谈下去，话题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去了。她开始眉飞色舞起来，并带点儿滔滔不绝的态势。她摸出一张她的名片来，上面除了印有她的名字外，还有一个“副编审”的头衔。她提及了一大串大作家们的名字，并开始细数起他们各自的创作风格、成就以及特色来。她说，她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都有过直接的往来，她是他们的“责编”么，他们都十分尊重她，也很器重她。
但她没提到他。
我婉言而旁敲出击地提醒她说，这些作家，有的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最近的也是属于“五七”战士的那一批了。是不是该有些新的呢?而假如能让我来作出选择的话，我倒更会去欣赏……
但她的表情陡然变得有点卑夷和激昂起来，打断了我：都说诺贝尔文学奖与我们中国作家无缘了，就连那些大作家们(她当然是指那些她提到过大名的作家)都望洋兴叹了，就更别说是正跟在他们后面爬行的那些个了……
那些个?那些个爬的人是指谁?我终于在这片谈话雷区的边缘地带停止了向前推进。天黑了下来。
快近晚饭时分，她提出请我去一家“很不错的”也“很有意思的”饭店用餐。出门来，我们叫了辆的士。的士穿街夺路，途经复兴路、瑞金路、淮海路、南京路，最后驰过了苏州河上的某一座桥进入了东区。车窗之外的霓虹灯招牌，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前灯与尾灯涌过来又退回去，我说，这不快到我们的母校啦?
的士最后在一条马路旁眨着黄边灯，停了下来。我钻出车厢来，只觉得这儿的灯光要比市中心区稀落了些，但就一下摸不着头脑这是在市区的哪一个方位上?湛玉也钻出了车来，胸有成竹地带领我朝前走去，来到了这家“海鲜城”的挂着两只喜气洋洋大红灯笼的朱漆雕花门前。两个着织锦缎旗袍的女郎同时拉开了两边的大门，说：“欢迎光临!”就在这一刻，我仍懵然不知，这条马路的前身原是一条弄堂，而这幢“海鲜城”原是一座法式老洋房。
后来，我当然很快便知道了这里是哪里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末的上海的一切，市容、建筑、时尚，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都已变得面目全非。这些都是怎么变过来的?但定神一想，一切不也就这么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这个模样?好像这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儿，好像过去岁月的种种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其实，对于这一切，我最有发言权：四人帮一倒台就去了香港，直到浦东开发才回来。其间十八个春秋的时空跨度，仿佛就像舞台背景的幕布在一拉一扯之间就换了另一批演员另一套戏服，再度嘻嘻哈哈地重新登上台来舞棒弄棍一番。人生如戏哪，我将我的感受形容给她听，她笑笑，没说什么。在射灯的强烈光照中，她的眸子盈汪汪地像是含着点什么，我沉默了。
后来，我又回想起这一天来。算一算日期，恰好是西方的愚人节。我一下子有点发怔：究竟是谁被愚弄了?是她?是我?还是我们俩——甚至包括兆正——都让命运给作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