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世界并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田野仿佛要宽广得多。那蒙着蓝灰色烟霭的远方，好像永远闪烁着神奇的光彩；天空也更见高远；那满目洁净的蓝，总是像盛开的花瓣一样叫人心花怒放。河水很清，清得能看见河底下飘动的水草、游来游去的虾子和小鱼；竹林格外地绿，绿得那么新鲜和娇嫩，好像那沾在竹枝上的露珠也被染成了绿色的翡翠。
不过，阿毛家居住的三间草房是低矮和简陋的，当然也并不难看。每年秋天，他爸爸给屋顶换上新割的稻草时，那金黄的颜色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房前，古老的苦楝树落尽了叶子，枝上垂挂的籽实像一串串美丽的金豆子。站在屋门口，可以望见那被苇丛和竹林掩映的小河，弯弯曲曲，时隐时现地在一片广漠的田野上流淌。还有一条弯弯的石拱桥，像一个慈祥的驼背老公公，坐在河面上。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那儿的？它这样默默地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
一九三一年，阿毛十岁。离他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他就天天扳着指头在算计了。因为他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半。那一天，除了有许多好玩的游戏外，妈妈总要特地为全家做一锅糖月饼。
糖月饼真是好吃极了，焦黄的粘芝麻的外壳，又香又脆，咬一口，滚烫的糖汁就顺着口角流出来，那滋味能叫人整整想念一年。
当然，这一天阿毛算是“寿星公”，更要得到特别的优待。于是中饭的饭桌上，便多了两只用酱油红烧过的荷包蛋——这是专给他做的。
本来还要多些，是四只蛋；可是自从有了妹妹，阿毛一动嘴巴，她那两只黑溜溜的小眼睛就盯着他直转，一个劲地嚷：“阿哥，蛋蛋好吃吗？蛋蛋好吃吗？”瞧她那馋劲，好像生出来就没吃过蛋似的。
其实不，妈妈每隔一天就煮一只蛋给她吃。家里黄母鸡下的蛋，除了换盐以外，全部给她吃在肚里啦！别人家里，都宝贝男孩。像阿毛那好朋友阿猡，家里随便有多少好吃的都先尽着他，除非他吃够了才轮到他的姐姐阿雪。可阿毛家偏偏相反，爸爸妈妈和爷爷，全都娇惯着妹妹。妈妈总是指使儿子：“阿毛，去抱捆柴来。”“阿毛，别忘了喂鸡。”可是妹妹呢，不但没人要她干活，连她自己还要让人家给抱着，都四岁了，天天晚上非得钻到妈妈怀里吃口奶才睡觉。
就这样，妈妈还要说：“阿毛，妹妹比你小，你要多让她点，多当心她啊！”阿毛心里老大地不服气：“小、小、小，等长大了她还是比我小，难道要我当心她一辈子啊！”真是窝囊极了。你想，要不是妹妹，阿毛和小伙伴们上树捉鸟，下河摸鱼，跑到野地里去装鬼叫，一天到晚，不用说玩得多么痛快了。可是有了妹妹，就像多了一条尾巴，总是粘在屁股后面。阿毛要是在河边钓鱼，就得留神不能让她掉到水里；要是到竹林里去捉迷藏，也得当心不叫她迷了路回不了家。瞧，这有多麻烦！
然而妹妹乖巧得很，爸爸妈妈一下地，她就张开一双小手，“阿哥阿哥”地叫。没有办法，阿毛只好用根绳，把她拴在大柳树下，自己和他们跳到河里去摸螃蟹、采莲蓬、打水仗。妹妹竟也不哭，只是静静地看他们玩。阿毛和阿猡互相撩水，阿毛赢了，她就笑；阿毛输了，她也笑。似乎她生来只会笑。
阿毛爷爷说，今年风调雨顺，田里收成好，八月半要好好给孙子过一次生日。爷爷会杀猪，还会吹箫，会看风水，他的话，没有谁敢不听。所以阿毛的妈妈就宣布了，到八月半，把那只不打鸣的公鸡给杀了，还要蒸上几斤寿桃——那是一种用米粉做的桃子形的糕，每一只都在尖嘴上染了红，像真正的桃子一样。爸爸则说，那一天，我们不吃自己擀的面——这儿的人总是擀不好面条，一根根像筷子粗，下到锅里就成了疙瘩汤——他要亲自到镇上去赶一次集，买几斤上好的龙须面。听说那龙须面一根根比灯心草还细、还白，往碗里盛时，一筷子挑不到头，两筷子扯不断，生日吃这种面，非活一百岁不可。
当然，阿毛并不在意能活一百岁，只是希望生日快到。所以他每过一天，就在大门上划一个道道。
就在他划了十几根道道的时候，忽然家里的气氛变了。晚上爷爷杀完猪回来，不再高高兴兴地摸起黑色的箫，吹上一段欢快的“喜相逢”，或者是热热闹闹的迎亲曲子，而是闷闷地坐在门角落里抱着水烟筒抽烟。妈妈也不再张罗磨粉蒸糕的事。爸爸的脸上好像罩上了一层阴云，出来进去，总也不带个笑，没事就和爷爷悄悄地嘀咕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话。
再看看别人家，大人的脾气好像也变坏了。那一天，阿猡见他爹爹赶集回来忘了给买油炸桧（油条），就赖在地上打滚。要是往常，娘非像救火一样赶来，一声“心肝”一声“肉儿”地哄个不停，最后还得支起油锅滋啦啦地煎个鸡蛋，才能使宝贝儿子破涕为笑。可是这次，娘不但没有风风火火地煎鸡蛋，相反还顺手赏了他两巴掌：“小棺材，吃、吃！等东洋人来了，吃西北风去！”
“东洋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物呢，害得大家这样心神不宁的？阿毛有点儿恨“东洋人”，阿猡大概也是。
有一天傍晚，阿毛娘挎着一篮芋艿翻了一地都没顾上拾，一进屋就“砰”地关上了门，呼呼直喘气。
阿毛不知是什么把妈妈吓成了这样子，悄悄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向外望去。只见朦胧的暮色中，许多头戴着箬帽（斗笠）、身上穿着黄衣服、肩上扛着枪的人，正一个接一个地从石拱桥上走过。他觉得惊奇，又把脑袋往外探了一点：呀，真是不得了，这些人黑压压连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田野的尽头。他还想把门开大点儿，可头上已经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爆栗子。
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他们把门紧闭着，别人家也把门紧闭着，谁家也不敢点灯，村子里从未有过像这样的一片漆黑。柴草就堆在屋子外面几步远的地方，可是阿毛娘不许阿毛出门去抱草。他们胡乱吃了一点中午剩下的冷饭，就躺下睡觉了。万籁俱寂中，只听得“哒哒、哒哒”的脚步声从石拱桥那儿传来。甚至到了半夜，当阿毛一觉被尿憋醒过来时，还听见“哒哒，哒哒”的响声，这声音是那么清晰而有节奏。
第二天清早，“哒哒”的声音依然不断，阿毛娘连早饭也没烧。因为要烧饭，必须先到河边的水桥上去淘米，而水桥正挨着石拱桥。石拱桥上，那些穿黄衣服的人还是一个接一个，机械地走过来，就跟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的天呐，一定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要不，怎么会整整一夜还没过完呢？
可是再一想，阿毛又觉得不对：世上的人，哪有这么一个样子的？全穿着黄衣服，全戴着竹箬壳帽子？甚至连高矮都差不离，连迈的步子都一般大小？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村子一共才百把人，就有高的，矮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上了年纪的老头子老太婆，也有像他妹妹这样的娇宝贝。可这些人，就像用一把刀子刻出来的木偶。莫非，他们就是……惹得大人们心绪不宁的“东洋人”？
太阳慢慢地升到了河边的柳树上。平常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吃罢早饭下田干活去了，可现在，竟然没有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
后来，快到中午的时候，全村最穷最老的一个老太婆——赵家阿婆，佝偻着背，一手拄着根竹竿，一手挎着一只破篮子，慢慢地朝河边走去。她蹲在水桥上洗涮了半天，站起来慢慢地往回走了。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得蓬乱。可是破篮子里的野菜并没有少掉一根。人们这才大起胆子，一个个开了门，走到水桥上去淘米、洗菜。阿毛也就像刚从笼里放出来的小鸟一样，一下子飞了出去。
阿毛真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怕。他决定走近一些看看，这些整整走了一夜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总怀疑那裹在黄布衣裤里的胳膊腿，是木头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假东西。
“啧啧，这么小的孩子也当兵，真是作孽啊！”正在水桥边洗菜的一个女人发出了一声叹息。
阿毛抬头一望，差点叫出声来。原来石拱桥下，站着一个穿黄衣服的小人儿兵——个子简直比他高不了多少，脖子上吊着一个和别的兵一样的大箬帽，淡眉毛、黄眼珠，小鼻子又塌又翘，颧骨周围撒着几颗淡淡的雀斑。只见他憋红了脸，正在使劲拉一匹大黄马，那匹马肚子老大，背上挂满了叮叮当当的锅子勺子，可就是一动也不肯动。
他使劲拉了一阵，拉不动，接着又举起拳头敲打马屁股。马睁起一双巨大而悲哀的眼睛望着他，依然纹丝不动。他急了，跺着脚，不停地用手背揉着眼睛，大概是哭了。
阿毛觉得他真可怜，真想跑上去帮他一道拉马，但又有点不敢。正在这时，一个凶巴巴的大胡子跑到他跟前来了。大胡子一句话也不说，“啪”地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又“咚”地在老母马的肚子上踢了一脚。
马挨了踢，慢慢地倒在了地上，再也拉不起来了。大胡子“噗”地吐了口唾沫，弯下腰去把那些锅子啦什么的通通背到了自己身上，对那个小人儿咕噜了一句什么，就骂咧咧地往前走了。
现在只剩下这匹躺在地上的母马和一个小人儿兵了。阿毛大胆地走上前去：“喂，箬帽兵，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阿毛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见这些兵每个人都戴个大箬帽，就叫他箬帽兵。
他好像没有听懂阿毛的话，望着阿毛使劲眨巴着眼睛。阿毛看见，那眼眶里分明有两颗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
阿毛想了想，又问：“你们就是……东洋人吗？”
这下他听懂了，赶紧摇摇头说：“不，我们不是东洋人。我们是十九路军，专门打东洋人的。”
他说话的口音有点奇特，把“是”字说成“细”，但阿毛认真辨别了一下，也听明白了。于是阿毛笑起来：“嘻嘻，你也会打东洋人吗？你比豆腐干才高一点。”
突然他的脸涨红了，黄眼珠瞪得老大。阿毛以为他要打人，吓－得把头一缩。但他只是挥起胳膊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哼，东洋人比我还矮，还没有豆腐干高呢！”
他真好，一点也不计较别人笑话他。阿毛不由得往前凑了凑，望着他笑了：“真的吗？”
“是真的，”他一脸严肃地回答，“我们营长说的，东洋人都是小矮子。”
“他们是小人国？”阿毛也想起了爷爷曾对他讲过的一个小人国故事。
“就细，就细。”他连连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