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虽不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帝苑皇阙，然而却是一、二千年永不衰败的王公府邸。几千年来最高统治阶级在华夏大地像走马灯似地换了又换，朝代改了改，可是孔老夫子地位却稳如盘石，固若金汤，紫气却胜帝王家。
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下令对孔子进行家祭，后来随着孔子地位不断提高孔府地位也水涨船高起来，到了封为文宣王时孔府已成为规模庞大建筑群了。清康熙帝为了笼络天下读书人，笼络士大夫，他亲临孔庙向孔子行三叩九拜大礼。乾隆帝为了笼络孔家，想把自己女儿下嫁孔府，当有碍于满汉不能通婚时，他绞尽脑汁想出了先把女儿认汉族大臣于敏中为义父，然后，以于氏嫁于孔子七十二代孙孔宪培，使孔家荣耀达到登峰造极。
我们游览孔庙，发现有四个特色：
第一，孔庙规模宏大。孔庙虽不能与紫禁城比肩，却处处呈现王家气派，一入宫门深似海，七道大门显示着孔庙的非凡。王式的建筑，巍然有序，金碧辉煌，尤以大成殿为代表，王气撼人。大成殿供奉孔子，顶冠而坐，气宇昂藏。殿宇巍巍，紫气绕梁，二十八根玉柱蛟螭盘腾于上，更显王气冲天。寝殿、杏坛、奎文阁、圣迹殿、诗礼堂各具风采，各呈特色，看后令人一唱三叹。
第二，颂功石碑如林。孔庙的颂碑约有2000多块，最大的是成化碑，高6.2米，是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明宪宗御制，此碑在“文革”“批林批孔”中被砸成200多块，现已修复，不细看，看不出毁坏的痕迹。此外还有金碑亭，十三碑亭等林林总总，进了孔庙就像进了碑林的殿堂，洋洋洒洒，大小各异，无非是歌颂孔子、儒学、儒道。
第三，扬德牌坊耀眼。到了曲阜最常见的就是牌坊，大街小巷几乎比比皆是，最为耀眼的是，一进孔庙大门就进了牌坊海洋。从棂星门至大成门，七座门楣上就是七块牌坊，还有“金声玉振”，“太和元气”，“阙里坊”，“至圣庙坊”，“德侔天地坊”“道冠古今坊”等等，从不角度为孔子歌功颂德。当然，在孔府、孔林中亦有气势雄浑而艺术价值颇高牌坊，然而，唯独没有见到的是贞节坊。
第四，石刻、石雕艺术超凡。中国是个石刻、石雕艺术大国，尽管艺人雕刻艺术惊天地，动鬼神却很少留下姓名，这不能不是个遗憾。石碑上字是楷是隶、是魏是篆、是行是草，哪怕是书法大家要把写的字落到石头上，几千年来无一例外全依仗的雕石、刻石艺人。《汉魏六朝碑刻》、《汉画像石刻》、《玉虹楼法贴石刻》等无不都是石刻中神品。
在匆匆游览了孔府、孔林后深感它们虽各有其风采，各自展示儒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张扬孔家世受恩宠的自豪，然而，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建筑艺术，都没有超过孔庙的成就，在此不一一赘说。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儒学创始人，他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与教育家。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至今不但影响中国，而且还在影响到世界，被联合国誉为世界十大伟人之首。我以为孔子的思想有以下特点：
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是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孔子思想渗透到每个华人细胞，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直到当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博大各个领域，精深到几千年，他有好些话仍是至理。比如：“政者，正也”，“苛政猛于虎”；“礼为用，和为贵”，“以直报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临大节而不可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吾日三省吾身”，“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朋从远方来，不亦乐乎”；“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
克己复礼。孔子所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周游列国推销周王朝的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制度，提出君仁臣忠主张，后来被西汉董仲舒去掉了君仁，变成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孔子代表的是封建贵族，他是附在统治阶级身上的“毛”，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中庸。中庸之道是孔子孙子子思提出来的，也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扬光大，是儒学的方法论，他认为做人处事不能偏激，不能堕后，应取其中，这种方法论虽然会遭受激进派与堕落派的攻击，然而却有巨大的操作性。中者，公也，中就是走不极端，使事物在一个平衡点上。中国最稳定时期，往往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基本上处于平衡不倚的状态。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最有代表的话恐怕是“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论语》可从说是孔子诲人不倦的集中反映，也是孔子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之一。要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理想、有责任的人首先做到学而不厌学，然后才能做到诲人不倦，这样的人才能具备高尚的骨架。真如人字中一撇一捺。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凡是大变革时代，几乎所有的新制度，新基业开创者都不喜欢儒学，因为这些开创者基本上都是旧制度，旧权贵的叛逆者，造反者，都是旧制度的掘墓者，他们往往破坏的是天道不变的小大有序秩序。
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时代，他周游列国而成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一个根本原因是他的学说与变革时代相违背，他的“克己复礼”学说不能使诸侯强兵富国，因为当时一个国家不能强盛就有着被别的强国吞噬的危险，所以他的四处碰壁在情理之中了。
新制度，新基业开创者秦始皇、刘邦、刘秀、李世民、成吉思汗、朱元璋、朱棣、努尔哈赤、一开始有几人是尊孔者？尤其刘邦洗足接见儒生，用儒冠当尿壶，更是对儒生大不恭敬，令人啧啧。当新的统治者取得了权力，为了巩固己得权利，便祭起了尊孔大旗，祭起了“三纲五常”大旗，维持着新的小大有序秩序。清王朝之所以获得成功，很大的因素在于及时地祭出尊孔大旗，收买、笼络了汉族士大夫，尤其是当代大儒。清王朝是中国尊儒的新高峰，他们深知尊儒对满清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当然，为了巩固政权仅靠尊孔是远远达不到目的，于是大兴文字狱，使成千上万读书人深受桎梏，《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要不是孔子嫡孙恐怕再有几个脑袋也要搬家。
我时常想，儒家的“三纲”与“三从”不知孔子家乡女人们是怎么认为的。曲阜导游小姐神飞色舞地介绍成化碑时，我插了一句：“请问导游，您是怎样认为伟人孔子‘夫为妻纲’的？”导游一愣，随即说：“我未讲过孔子是伟人呀，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这使我深思起来，伟人，圣人也有他的局限性，不可能说的每句话，做每件事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伟人，圣人不是完人，何况孔子的思想体系代表着封建时代，他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
还有孔子的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细细推敲有的话并不可信，比如“四十而不惑”，既然不惑就不需要打老远的向老子请教了，不惑更不需要在六、七十岁时提倡“三人行，必有我师”了。再比如“五十而知命”，天命是什么？我以天命即事物规律，历史的走向，孔子时代正处于水生风起的大变革时代，他五十岁后周游各国宣扬“克己复礼”，结果成了若累累丧家之狗了，说明他并不是真的知天命。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更是不大可信，难道七十岁就没有烦恼吗？看看《史记·孔子世家》好像也不是那回事，先是儿子孔鲤早亡，接着得意弟子颜渊死，他大恸曰：“天予！吾道穷矣！”接着第二年他的又一位得力门徒子路死于卫，孔子长叹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便哭着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予。”过了七天圣人撒手而去，是年七十又三，可见孔子晚年深坠烦恼河中，不能自拔。
对儒学的质疑与冲击在历史上是时有发生，大的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拿儒冠当尿盆；曹操借刀杀弥衡；朱熹被指责为伪学；朱棣灭大儒方孝孺的十族；雍正为河南贡生罢考案忿怒说“宁愿得罪天下读书人，新政必须执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至“文革”中“批林批孔”。
当然，儒生们对这些统治者毫不手软，利用他们手中的笔竭尽其力地抨击这些统治者为“暴君””、“暴政”、“无赖”、“奸雄”、“篡位者”、“阴谋者”、“扼杀中华文化”等等，也是帽子、棍子满天飞。说明儒学亦有消极一面，所以要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不能见庙如见佛。
其实儒学能在朝代更替中紫气常存却在于中庸，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调和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统治者用它来驾驭被统治者。儒学提倡君仁臣忠，到头来君仁者不多，臣忠者不少，最后变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了。三纲的政治基石是忠君，三纲的经济基础是谁拥有财产越大谁就拥有国权、族权、民权。在中国往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帝王乃一切“中心”，儒教却是维护“中心”运转的“程序”，只要那个“中心”需要这样“程序”，儒教将是紫气常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2009年5月稿于曲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