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上购物已走进入千家万户，网上购书也成了爱读书市民选择的常态，但对我而言网上购书却是近几年发生的事。网上购书的好处，其书价往往可打折扣，所以其书价都普遍低于书店。2011年5月我退休前是在外滩联谊大厦（延安东路100号）内上班，大楼周边有上海书城、上海图书公司、上海旧书店等许多大小不一的书店。我往往会利用午休期间一个半小时的空隙，去逛书店和淘书，买书淘书很方便。但当退休不去外滩后，家住上海外环线上的周边又没有书店，我就不得不被迫学着在网上买书和淘书了。
记得我在网上第一次购书发生于2011年10月6日。这天从当当网上试着购入（日）池谷伊佐夫的《神保町书虫》（三联书店2009年3月北京第2版）、王晓建的《读书淘书藏书论》（知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等2种有关淘书、藏书和读书话题的专著。池谷伊佐夫是日本知名的爱书家。他在书中所说的东京神保町，就像北京的琉璃厂、上海文庙等，是古旧书收藏者的圣地。池氏集30年以上的“书虫”经验，加上他的漫画专业，写成了这本有图、有文、有事实、有掌故的行家随笔，娓娓道出神保町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自己逛书店、买古书的独门秘诀，为天下爱书人或有志投身古旧书店经营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经验。《读书淘书藏书记》是作者王晓建继编著《逛旧书店淘旧书》《游寓他乡记淘书》之后,推出的又一本有关淘书、聊书、藏书话题的专著。我是个爱书人，也很喜欢读有关淘书、读书、藏书等随笔文章，故该书很合我的阅读兴趣，也就选购了。不久,我又从当当网上购入了韦力《失书记•得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董宏猷《江南淘书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等。《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全套十卷，我购入的是前四卷（记录了1949年7月——1976年9月的中国当代十七年的文学史），共计4册（原价320元，打8折购入价256元，便宜了64元）。中国当代文学因为就在眼前，远的也不过几十年，没有神秘感，也无公认的大师巨匠，这使它要树立起学科的高尚地位显得异常困难。现在有了这套编年史10卷本，把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事件、作家作品、文学活动、理论批评都全面整理出来，构建了一个洋洋大观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长廊。这里呈现的人物和事件、作品和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部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在于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并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丰富当代文学史史料，深化当代文学诸多问题的探讨，都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我不仅在当当网上淘书，还在京东网订购书，也常有收获。如樊树志的《国史十六讲》修订版（中华书局2012年9月第2版）、《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8月第1版）等，都是近年史坛上的佳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国史十六讲》是一部具有新颖性和开创性的中国通史高校教材。我国以往的传统教科书多以“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为框架，这样一部中国史往往单纯地被写成生产发展史和农民战争史。在结构上，则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板块的机械排列。与之不同的是，樊氏《国史十六讲》则将中国历史分为“大同之世”(史前史与传说时代)及“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和“中华帝国时期”(秦至晚清)；突出文明、文化的作用，淡化阶级斗争，对于农民起义很少论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僵化的“三大块”模式。全书分为《从“大同”到“小康”》《夏商周: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老子、孔子与诸子百家》《秦汉:中华帝国的初建》《经学、谶纬、清议、玄学》《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唐: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帝国的衰落与分裂》《宋: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儒学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骑马民族驰骋的时代》《明帝国的专制政治》《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面向海洋的时代》《清:中华帝国的末代王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共计十六讲。读读这种活泼有趣的标题，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这也是樊氏勤于读史，长于思考提炼和创新的史学成果。他试图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不再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努力避免面面俱到，而是选择重点，讲深讲透，讲出个所以然。为不同专业的学生一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他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樊氏的抉择是成功的。他把在复旦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贡献给社会大众共享，奉献给没有机会进入复旦堂听课而对此又心向往之的读者。樊树志不仅长于中国通史的史识，在明史上的造诣也不同凡响。他继《国史十六讲》之后，撰写的《晚明大变局》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全书有《“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共计6章28节。书中，樊氏以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对明史中诸如“倭寇”问题、西学东进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把瞿太素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地位提升到与徐光启等同样重要的位置，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归功“三大柱石”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樊氏用通畅浅近语言，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为学界书写大众历史做了一个极好的示范，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的简明通史著作。
此外，我还在网上还先后购入蔡登山《重看民国人物》（中华书局2015年5月第1版）、周月亮《王阳明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拓晓堂《槐市书话》（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第1版）等数十种之多，收获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