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修明先生相交1974年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那年他34岁是所里最年轻的研究人员，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修长身材,白质肤色,鼻梁上架着那副素色眼镜折射着那双睿智灵动的眼神，风度翩翩，文质彬彬，尽显文人本色。
1963年刘修明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进入历史所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直至到龄退休，与历史所结下不解之缘。他天赋极高，思路敏捷，又关心国家时势和变化，凭着聪明睿智，不久便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发表了长文，《红旗》杂志紧接着转载了，这也充分展示了他长于撰文的才华。1969年初他被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工作，同组有来自复旦大学的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历史研究所吴乾兑等人。历史组先在国际饭店对面上海图书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老大楼东楼的2014室办公，后迁到了康平路182号7楼。“文革”期间，他也常来历史所查阅史料，撰写上级交办的写作任务，比如《鲁迅批孔的资料汇编》及毛泽东晚年所阅古典文学“大字本”的注释工作。“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他凭借笔头快，能写的特长，接连在全国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的原因》《两汉的历史转折》等三篇文章，接着又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这在上海当年史学界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些论文主题围绕秦汉史，导致他在全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声誉越来越高，赢得了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刘修明是个才华横溢，能撰文又长于编纂的史学家，而且也是个为人真诚谦和，平易近人的学者。我和他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所以即使我离开历史所后，我们也是联络不断。在上海史学会开会或学术研讨会议上，都有碰头、交流及聊天的话题。后他一度出任上海《社会科学报》常务副主编后，还多次邀我为他主编的报纸撰文，例如《＜诗经＞与服饰》（《社会科学报》1992年5月7日）等。这种友情直到我们先后退休后还不褪色始终保持着。晚年我们碰头或茶馆或在电话中聊得最多的也是我们感兴趣的历史书籍和历史人物、事件的话题。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近年来，因他年老又患病，手脚不放便了，好在他脑子依然清晰、思维敏捷，不忘读书和思考。我们还互相交流读经典作品的体会和心的，还联手撰《董其昌其人其事》长文，刊于2019年10月7日《文汇报》上很受好评。刘修明著作甚富，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光武帝刘秀》《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老子答客问》《儒生与国运》等多种，其编纂或主编的作品更具文化和思想影响力，像《话说中国》《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等多种。
刘修明的作品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当数他赠送我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据刘修明说：“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他和上海的几位学者、专家，例如谭其骧、杨宽、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吴乾兑等，在党中央的要求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布置和要求，校点和注释了一批古代历史文献，共计86篇，皆打印成大字本，直接呈送毛泽东主席。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花山文艺出版社曾于1993年5月出版了《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排印本。”该书得以出版完全是刘修明策划和奔波努力的结果。因此他是不仅是《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的编纂者之一，还得以出版该套书的大功臣。他也颇以此为自豪，曾对我流露道：“回顾自己60余年的学术生涯，也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然而让我最足以为荣和感到自豪的是为《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出版做出了贡献。”确实如此，他为这套书的成功出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花山文艺出版社前任总编辑娄熈元2011年4月8日在《〈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印行记》中也坦言说道：“认识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刊主编刘修明先生，才有了《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一书的问世。”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受到一些老同志和国内外毛泽东研究者的重视。修明为此专门撰写了《从印数“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研究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情感。他说前后近4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23篇传记。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从1973年８月５日至1974年7月为第二个阶段。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文。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６月１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1975年６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心态。
自《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排印本出版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告售罄，所以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又出版了宣纸线装影印版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仅印1000册）。我收藏的就是这套珍贵收藏本。全书装帧为“大字本”仿宋16开、玉版宣纸手工线装开本，共计2函10册本；高档礼品盒装内附有该书“影印出版说明”及刘修明撰写的《前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篇名总目时间表》《从印刷“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影印出版后记》等。在版权页“校点注释”中，注明：“（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刘修明，参加本书部分注释工作的还有：谭其骧、杨宽、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邹逸麟、王文楚、李霞芬、潘咸芳等。”其中应当还有朱永嘉，因为他当年还在狱中，也不宜署名了。然而更遗憾的是那时参加校点、注释的学者谭其骧、王守稼、许道勋、吴乾兑等人已先后逝世了。好在当年修明还健在，经他尽心努力，使该书得以出版传世，可谓功德无量，也为逝去的学人、学友，做了件颇具纪念价值的好事。至于说起这部书的价值，刘修明在《前言》中作了详尽而透彻的介绍，大致可归纳为五点：一，这套“大字体”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篇目，专供毛泽东本人阅读；二，“大字体”印数极少，一般只印5—7份，最多时不过20余份；三，“大字体”是毛泽东通过专门途径布置，在极为保密的状态和条件下，由上海的专家学者校点、注释完成的；四，“大字体”一些篇目前面有内容提要和作者简介，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写的，毛泽东针对一些篇目的注释，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五，“大字体”与毛泽东晚年关心和思考的一些重大政治、历史、现实问题，以及思想情感的活动轨迹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五点，尤为可贵，是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心态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在这一点上修明在他1994年撰写发表的《从印刷“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长篇宏文中已作详尽又透彻、精辟又生动的阐述介绍，似乎无须我再赘言了。
行文至此，我有话要补充：“感谢修明！”因为他的友情、慷慨，使我能成功地收藏了这套书。清楚记得修明得到样书后不久，就打电话通知我说：“长松，出版社给了我两套《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我知道您爱藏线装书，我决定将其中一套送您留念！”“您的这套书我是喜欢的，也想收藏，但我要出钱买！”接着他答道：“宝剑赠英雄，马鞍赠骏马，这套书送您是我心目中最合适人选，请务必不要推辞了！”我坚持要出钱购买。谁知不久他就派小儿子开着车将这套书送到我府上，让我难以再推辞了。我感激不尽，也再次领教了他的友情和真诚。然而人生苦短，刘修明却于2021年2月17日驾鹤远去，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极具才华和影响力的学者，也令我悲伤不已，难以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