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爱阅读和爱书，尤其爱读历史知识读物。这种嗜好的养成，离不开父亲对我早年的影响和熏陶。我家族的祖先可追溯至周昭王（前995—前977年）年代，是周昭王的后裔，后以封地翁山为姓，从此翁氏后裔不断繁衍发展，其间3000年有过多次大迁徙，由中原逐渐向江南转移，至隋末我的祖先第29世孙翁珞时任国子祭酒，为避战乱，移居浙江余姚。从此祖辈们长期生活于山清水秀四明山余脉之中的翁岙村。他们遵循“学而优则仕”祖训理念，边耕耘、边读书治学不止的文化传承。从唐至清代也出过数十位进士，如唐开元五年（717年）翁乾、宋乾道二年（1166年）翁天佑、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翁正春、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翁元圻等。伴随岁月的演绎，沧海桑田，人员变故，惟有翁氏家族长期遵循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观念不变。父亲翁孔炳从3岁记事起就被祖父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走上学而优则仕的奋发道路。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事不如愿，祖父不幸早逝。作为尚未成年独子的父亲，被迫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家庭重任。为求生存和发展，他被迫弃学务工。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好在父亲天资聪慧，学艺不久便成了乡里有名的能工巧匠。父亲天资聪慧，富有开拓意识，不畏艰难，刚成年便跟着村里长辈闯荡上海滩。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竟然学会了建筑设计，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沪上成功创办了一家私营企业：翁柄记营造厂。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认清形势，主动关闭自己的私营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一技之长，投身于新社会建设的洪流之中，被上海的一家国营大型建筑公司聘为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拿到月薪150元的丰厚收入，全家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其间，父亲工作之余还不忘读书和学习，不忘初心继续爱好阅读和看古装戏及听说书。记得当年他只要休假和有空，就会带上我去大世界看戏或去茶馆品茶和听书。有时他怕我看不懂或听不懂，就会一边看戏、一边给我讲解。从小耳濡目染，迁移默化也养成了我爱好读历史演义小说和文学作品的嗜好。据我的记忆他曾买入过数种民国版的演义小说和文史读物，像《绣像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阳明全集·明夷待访录》（合订本）等。
其中在我的脑海中影响较深刻的当数那部《绣像三国志演义》，它是一套由上海中新书局民国四年（1915）版的石印本，全套16册。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早先我曾跟着父亲在茶楼书场中聆听过说书人说唱过的，比如“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火烧赤壁”“草船借箭”等故事片段，令我听得如痴似醉，非常入迷。当知道父亲藏有这套藏书，我就经常粘着他，吵嚷着让他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该书中有插图，所以父亲往往是一边指着插图、一边给我讲书中的故事，以此提高我对故事的理解和印象。也许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养成了我青少年爱读演义小说和历史读物的缘故。父亲不仅是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的人，还是个对故乡历史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所以他不仅爱读演义还爱读故乡历史人物的文集，尤爱读余姚古代名人名家的作品。比如他早年购入的《阳明全集·明夷待访录》（合订本），合订本作者分别为王阳明、黄宗羲，都是余姚古人中的英雄人物和大学问家。父亲留给我的这本《阳明全集·明夷待访录》为民国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合订本。我想中华书局之所以将王、黄著作合订为一册，显然是鉴于他俩既是同乡，又是同一时代的先后的思想家和学问家。《阳明全集》收录了王阳明的书信、序、杂著、奏疏、赋骚诗、墓志铭、征藩公文等。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被历代史学家称誉为“明代文武全才第一人”。他曾筑室阳明洞中，故世称阳明先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以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兴趣广泛，不仅诗文出众，还热衷于骑射兵法，是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余秋雨曾说：“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为了社会和朝廷的安定，他打过起义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是独具谋略、娴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当时全国重要的军事行为。”“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山居笔记·乡关何处》）王阳明在哲学上的贡献是提出“致良知”学说，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程颐等“知先行后”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其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
《明夷待访录》作者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称黎洲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和爱国志士。他早年继承父志，领导复社成员坚持进行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开展武装抵抗。明亡后，隐居著述、讲学，拒绝清朝征召，表现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风范。学问渊博，最有成就的是史学，开浙东史学之先河。《明夷待访录》也是我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书中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黄宗羲针对我国历代，尤其是明朝政治制度之得失利弊后，大胆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民为贵与天下为公的理想说，这在当时专制政体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极富有革命性。梁启超曾赞赏道：“这部书是他（黄宗羲）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之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见《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此书由于激烈地反对“家天下”的观念，极力抨击君主专制，所以在清朝乾隆年间即被列为禁书，对清朝的政治当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可是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西方民主思潮的东传，此书即开始发挥他的作用。梁启超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同上）此外，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奔波提倡革命之际，也经常随身携带《明夷待访录》，时时翻阅书中的《原君》《原臣》两篇，对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当有启发作用。可见《明夷待访录》不仅有功于清朝末年的变法维新运动，对于推翻满清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也有贡献的。
1959年我九岁那年，父亲却驾鹤西去了，让我们全家意外地失去了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柱，陷入了困境。但父亲音容笑貌及他临终的嘱咐却永远铭记我的心头！记得他在病危时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慢条斯理地告诫我说：“儿子啊！我病重不可能再陪伴你走下去了。但我对你有三点嘱托和期望：一是希望你要努力学习，完成学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二是要艰苦朴素，真诚待人，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三是要把我传给你的这些书保管好、学习好。当年我才读小学二年级，也不懂事，但父亲的这三点临终嘱托犹如悬在我脑海中的警钟却始终不敢忘记，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叮嘱，尤其是他留给我的《绣像三国志演义》《阳明全集·明夷待访录》这两种书，至今也完好的珍藏在我的“书友斋”中。如今我虽已藏有清版线装本、民国旧平装书达千余种，但父留给我的这两种书，始终是我珍爱的“宝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书的命运也难免厄运。父亲留下的那套《绣像三国志演义》，在“文革”浩劫中被烧毁了，颇感郁闷和遗憾。但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购入《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中下三册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的版本，以解脱困扰我多年的心中郁闷。《阳明全集·明夷待访录》却被我冒着风险保存了下来，收藏至今。其间我还多次翻阅此书，并围绕和联系此书内容，撰写和发表了《凭吊黄梨洲》《王阳明：明代文武全才第一人》等多篇文章，努力宣传和弘扬故乡圣贤名人王阳明、黄宗羲的思想理念，也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绣像三国志演义》上海中新书局民国四年（1915）石印本，封面
《阳明全集·明夷待访录》民国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合订本,封面
《全图绣像三国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