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谈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过了七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四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的做法颇值得称颂。他袷国有方，本人完美无缺，对孩子的教育极其关心，把这看作为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对那些除了美德对其他一切束缚不屑一顾的贵族青年，只须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柏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就要说出理由，通过这个方式，共同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色诺芬叙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亚格要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井从小个子同学身上脱下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事作出评削，我说，应让这件事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更合适。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适，然而首先要考虑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强夺别人的所有。”居鲁士还说，他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们在乡下读书忘了希腊文中“我打”的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形式时挨打的那样。我的老师在让我相信他的学校可与居鲁士的学校相提并论之前，可能会用“褒贬法一给我一顿训斥。波斯人想走捷径。既然知识直接学来也只能教给我们贤明、廉洁和坚定，他们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个，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新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大人该做的事。”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耐，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
希庇亚斯向苏格拉底详述他在西西里岛，尤其在那里的某些小城镇教书时如何挣得一大笔钱，而在斯巴达，他分文也挣不到，因为斯巴选人很愚蠢，既不会测量，也不会算数，既不重视语法，也不重视韵律，只热衷于一堆乱七八糟的账目，即各国的历代国王和他们的兴衰史。如能看见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方式揶揄希庇亚斯，那是很有趣味的：听完希庇亚斯的叙述，苏格拉底步步深入地引导对方承认，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从而让他自己得出结论，他所崇尚的艺术是何等无用。
在尚武的斯巴达国及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学习知识不仅不能增强和锤炼勇气，反而会削弱勇气，使人变得软弱无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也受尚武轻文思想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在重视知识后就不如从前骁勇善战了。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野、最投有文化的民族。斯摹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以作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他们中有个人提出，应该把全部藏书原封不动地留给希腊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兴趣从打仗转移到呆在家里看闲书。多亏了这个主张，希腊的书店和图书馆才幸免于火灾。查理八世剑未出鞘，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方，他的随从贵族们认为，这次征服如抬草芥般容易，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君王和贵族更热衷于使自己博学多才，而不是刚强善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