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已经传入大陆，很多洋货诸如三菱牌的两个喇叭或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日立彩色电视机以及松下双缸洗衣机等进口货都成了鉴定一个家庭有没有海外关系和外汇券的标志。
如果没有，那么你就只能看上海牌的黑白九寸的电视机，并且在电视机的前面，放一张从上到下被印上了蓝黄绿三条色的塑料纸，骗自己的眼睛说是在看彩电。
而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开始积极地办理护照往国外跑。没有海外关系的人，则开始寻找有海外关系的人做朋友，看看是否可以请他们给找个担保把自己也弄出国去。
犹太公寓里的住家们也不例外。首先是一楼的蒋老师家的小蒋拿到了留学加拿大的签证。在全楼人的羡慕下，在妻子青梅大声的叮咛和嘱咐下，肩背跨包，手提一只超大的箱子，噔噔噔噔地从楼梯上下去。消失。接下来是四楼6B的媳妇，以做家庭女儿（Au Pair）的名义，被亲戚接到美国去了。她也是在大家的羡慕和其公公婆婆的大声叮咛和嘱咐下，由老公替她背着背包和提着一只超大的箱子，噔噔噔噔地一路从楼梯上下去。消失。
过了不久，五楼上有个小伙子，据说是到日本去。几乎全五楼的人都喧闹着送他到楼梯口，看着他穿着一身西装，廋廋的，拎着箱子一路噔噔噔噔地从楼梯上下去，将众多的祝福和嗟叹甩在身后。消失。
整个楼里顿时有了一种从上到下都要空了的感觉。
在这些隔三差五便有一起噔噔噔噔的脚步声的日子里，三楼3A里却始终是宁静的。
按理说，大伟有个外国爸爸，那么他应该最先出国去呀！怎么他倒反而没动静了呢？大伟此时已接近35岁。十年前，作为大龄待业青年，吊儿郎当的他在街道图书室里做了一名小混混。每天带着两只袖套，拿着一支圆珠笔，无所事事地东写写西画画。
就这，据街道的人说，还是小妈去居委会里哭了几次给哭来的。
小妈哭的是：“没工作你叫他怎么找女朋友啊？没女朋友你叫他怎么结婚啊？他不结婚不是要吃我一辈子了吗？那我进了火葬场他怎么办呀？”最后，大伟让街道给安排进了街道图书室。
然而，好几年过去，他依然没有找到愿意和他结婚的女朋友。
不结婚又怎么样？大伟对此早想通了。不结婚有什么关系？不固定的女朋友不还是照样可以有嘛。只不过那些女朋友们在看惯了大伟的脸后，就会追问起他的身世来。大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们就都只好拜拜了。因为谁也不想让自己以后的小孩背上有个私生子爸爸的名声。
为此大伟曾几次三番地缠磨着小妈和大妈：“我们的海外关系到底有还是没有呀？我爸他到底在哪儿呀？”
可是，每次他这么一问，大妈和小妈就双双眼眶发红。各自一南一北地将自己反锁在屋内。烧晚饭的时候到了也不出来。
弄得大伟手足无措。于是也只好少问或者不问。他哪里知道大妈和小妈关在房间里面哭的是35年前的那个让她们痛彻心扉和恨之入骨的男人。
1945年3月，大妈金宝丽在过了三个多月无忧无虑的日子后，突然掉入深深的失望和恐惧中。她故意又多等了两天，还是没有看见本瓦伦回来，于是便只能按照他临走前的吩咐，穿戴一番后，来到渤海大楼的JohnGreenhill律师事务所。
渤海大楼在天津是个人人人皆知，闭着眼睛就能找到的地方。
大妈一路踩着水磨石的地板，进门向门卫说明原因之后，就被指着往三楼而去。
到得门口后，按响门铃。须臾，便出来一个红头发的英国男人。金宝丽递上名片，对方看了之后，就请她进去等着。
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等候室，看上去就如同一个普通的书房。除了桌子大一点和书架多一点外，金宝丽实在看不出哪里标志着“我是个律师”这样的东西。心下倒也当他是本瓦伦的一个朋友般。放松地坐着。
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依稀听见律师在走廊里和某人告别。然后又过了一会，房间的门才打开。John Greenhill和她握手致意后，走到书桌后，在她的对面坐下。
听金宝丽说了原委，又看了她的户口本后，律师站起身来，从一个橱里拿出一个信封，拆开念了一封本瓦伦的信给她听。金宝丽不能当场全部听懂，于是律师又用中文把讲解给她。
本瓦伦在信中对她说，请原谅他的不告而别，他和阿隆是从香港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的目的是为了求生存和做生意。一旦情况稳定，他便会回来接她。还说自己在天津和上海各有一家店铺。天津店铺的归夫人金宝丽打理，上海的店铺归夫人丁婉香打理。无论将来是卖掉还是保留，他都不会责怪她们，”
大妈金宝丽这才吃惊地知道，在上海本瓦伦还有一个女人。
“什么？什么？”她让律师将最后这句长长的话又讲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五雷轰顶之下，她被John Greenhill律师叫的黄包车送回家里。再三权衡之后，她决定到上海去会一会那另外一个叫丁婉香的女人。而小妈这时还毫不知情。根据本瓦伦所走的时间，丁婉香和律师的约定比大妈要晚一周。
当大妈于三天后的黄昏时分，从上海火车站来到坐落在上海貝勒路 Rue Amiral Bayle（今黃陂南路）上的店铺中时，小妈正在店堂里焦躁不安。
男人走后一个多月，她就发现自己月经不来了。到医院一查，确定是怀孕了。为此她是又欢喜来又苦恼。
一心盘算着等本瓦伦回来，该如何告诉他这个天大的喜讯，不料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令她十分沮丧。此时正因害喜而胃口不好着呢。
昏暗的店堂里，马上就要打烊了。这一天静悄悄地只做了两笔生意。卖出一粒玛瑙石和一对金戒子。和日用开销一对冲，不赚不赔，不死不活。
本瓦伦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她心里的烦躁随着这一天的又要结束而一点点地升起来。而就在此时，店门叮咚一声被打开了，一个穿着墨绿丝绒、下身绣着织金大花旗袍的女人走进门来，只见她神态忧郁，走到自己面前，眼神定定地有点发呆。丁婉香站起来问:
“太太，您有何吩咐？”
“我是本瓦伦天津铺子里的。您是？”
“我是……”话说到此，丁婉香也突然意识到对方的身份，莫不是和自己一样的？顿时心下慌乱起来。
“妹妹，可否到里面去说话？”看见丁婉香显出慌乱的神态，到底是舞女见多识广，金宝丽倒一下子变得不慌不忙了。
在里面的写字间里，大妈金宝丽当着小妈丁婉香的面，拿出律师的信。小妈虽也不能完全看懂手写的英文，但是大致还是可以看出个135和246来的。
比如本瓦伦的签字，那是再也熟悉不过的。看过之后，她也呆了。呐呐地说：“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要我等三个月后去霞飞路找律师Pierre de Polignac。要死啊！他若不回来了，我怎么办啊？”说着便开始露出哭相，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捂住自己的小腹。
“妹妹，你这是有了吗？”金宝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动作。
丁婉香点点头，随之人一软，双手捂住脸，呜地一声哭了出来——这三个月来的等待实在是太熬人了，怎么会竟然等来一个来自天津铺子里的女人。
面对小妈的哭声，大妈突然有了个主意。她坐到小妈的身边，轻轻地一五一十地对她说了自己的想法。
小妈听着听着，哭声渐渐停止，想想自己在上海虽然有父母有家，可是跟了本瓦伦之后，由于没有正式结婚，恼怒了父母在亲戚和邻居们面前的脸。和父母的关系也近乎断绝。现在又怀上了他的孩子，更加没脸面再回去了。
除了大妈，她也别无他人是本瓦伦的亲信了。按照大妈的意思是：她先回天津去卖掉铺子。然后到上海来陪小妈。两个人一起，一边共同守着上海的店铺，一边用天津铺子所卖得的钱，一起共同照料将要出生的孩子。
也许过不了几年，本瓦伦就会回来的，那么她们全家就可以在一起团聚。
按理说，两个女人，本是应该相见成仇，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然而，由于本瓦伦不告而别，让她们失去了成仇的理由和目标，将火气共同对准了本瓦伦，而彼此倒互相同情起来。
三个月后，大妈又来到上海。这一次，她的箱子里，装了足有半箱的金条。还有没来得及变卖掉的珠宝首饰，全部带到了上海。她们用了两根金条，将小妈住着的，由本瓦伦于1941年年底租下来的静安寺愚园路上的犹太公寓3A室的这套公寓买了下来。开始定心地过起了一起等待本瓦伦的日子。
现在，两个女人生活在了一起，也不必担心，本瓦伦如果回来的话，会先回哪一边。本瓦伦要么出现，要么不出现，她们两个人都将同时知道和同时体验。如此有了共同的目标后，生活便也立刻变得合理起来。尤其是当婴儿出生后，竟然是个儿子，这样就让她们更加倍地欣喜若狂了。
婴儿跟生母丁婉香的姓，丁婉香给他取名叫大伟。
细看这婴儿的身上，她们发现有着明显的本瓦伦的痕迹，比如卷曲的深褐色的头发、大而凹的眼睛、以及高高的肉肉的小鼻子。都令她们像看见了本瓦伦本人一样地喜出望外。她们在轮流抱着这个婴儿的时候，感觉就如同拥有着本瓦伦一样。
于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便照着本瓦伦的样子，开始把他给打扮起来。
比如西式的连裤袜。西式的小皮鞋，以及西式的小皮帽子。什么老虎头鞋呀，开裆裤呀，凡是中国民间带有中国特征的东西她们都统统不用。
出于对本瓦伦的思念和纪念，她们刻意而又固执地按照父系的意志和传统来养育这个孩子，虽然她们并不真正知道犹太人的诸多习惯，但她们还是每天都准备着，一旦本瓦伦突然回来了，他将一眼就认出并喜欢上他的这个儿子。
只是一年一年又一年，二战结束了，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败逃台湾了，gcd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做爸爸的本瓦伦一直没有出现。
在这些年里，她们一边靠着店铺里微薄的盈利，一边靠着卖天津铺子所剩余下的钱，度过了战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在重新登记户口报户主户名时，她们就干脆说自己是表姐妹了。大伟则依然跟了小妈的姓。叫丁大伟。
解放没有带给大妈和小妈更多的好处，却带给她们更实际的好处。
首先，上海的铺子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中，先是被国家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低价赎买。变成了一家以卖钟表为主的钟表店。凭着当年那张本瓦伦给律师的信，小妈丁婉香被承认是原珠宝店的私股持有人。
“四马分肥”的意思就是将一个企业的盈利分成一上交国家税金30%、二企业公积金10%-30%、三职工福利奖金5%-15%、四股东红利（包括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25%四大块。但是紧接着国家又出台了一项规定，叫原私营企业家不可再参加原企业的盈余分配，而是只能按其拥有的股额统一由国家按年息5厘付给定息。
说实话，小妈的心里对此是很不愿意的。因为这5%的定息额，不仅远比原来珠宝店的盈利要低，甚至还低于当时银行的定期。她在拖着开会开得头痛的身子回到家后，对金宝丽抱怨道：
“7年也太短了。我都还没老，这定息说不定就没有了。那我们怎么活呀？”
金宝丽叹了口：“要是本瓦伦在，我看他也只能和我们一样接受这条件了。你看街上，有哪家店铺是能够拒绝和逃避这公私合营政策的呢？”
丁婉香不做声了。她看看金宝丽，金宝丽此时也正在看着丁婉香。两个人心照不宣——以后还能将大伟拉扯大吗？
沉思半响，金宝丽对丁婉香说：“我看，我们必须出去找个工作。否则坐吃山空，将来我们自己饿死了倒也算了，大伟怎么办？本瓦伦要是回来了，看不到大伟怎么办？”
“咳，是这道理。我去对他们说，我要求到钟表店里上班去。”丁婉香用一只手朝自己的大腿上拍着。表示着自己的决心。
“你去钟表店里上班，算是员工呢？还是老板娘呢？你拿钟表店里的工资，那么你的定息还要不要了？”金宝丽有点发愁。她不太懂得政策，但是按照常理，她觉得这两种身份互相矛盾有点说不通的。
“我们还是一起去找街道问问吧？随便什么地方，最好就是在街道里面，街道小，事情也就少，离家里还近，也方便照顾大伟。”金宝丽边想边说。
“我听你的。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有事情做了，那么靠着我的定息和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外加银行里面的存款，养个大伟就安稳多了。”丁婉香同意道。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女人，在这一步上，是走对了棋。因为谁都料想不到，说好了支付定息7年的国家政策，在又延长了3年之后，到1966年9月就作废了。所有的私有企业到这一刻为止，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完全归于全民所有制了。
而这时，这两个女人，早就在街道照顾她们没有男人养家糊口的难处下，一个（大妈）在家隔壁的街道锁边厂里，给棉毛衫棉毛裤的袖口加工锁边。另一个（小妈）则到家对面的一个小文具店里做了营业员。
两个人的工作都在家门口，大伟放了学后，不是到大妈处玩，就是到小妈处玩。直到她们中的一个下班把他牵了回家。如此一年一年倒也相安无事。街道小厂和小文具店里的人们虽然也是口杂的，但一来孤儿寡母挺可怜的，二来又都是脚碰脚的街坊邻里，别人也就不好怎样多加奚落。
开始还间或有看上她们中的一个，想讨好或者给她们中的一个介绍对象的，她们都是横竖不予回应地表示拒绝。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当她们不存在似的了，任由其上班来，任由其下班走。
难道这两个女人真的如寡妇般过着无性的生活？
要说是倒也是的。她们为了保住大伟这条本瓦伦的根，根本不让任何有可能破坏本瓦伦要回来的人或事发生。她们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街道里或同事间，碰到有婚丧之类的红白事了，她们也会参与份子钱的。但是去是绝对不去的。
用金宝丽的话来说，她们的命运已经够倒霉的了，若是丧事，去了以后是沾染点什么脏东西回来，害了她们自己倒也算了，连带着害了大伟那可是万万不能的。用丁婉香的话来说呢？像她们这样没有男人的家庭，若是到了人家的婚宴上，怕是要被人家嫌弃不吉利的。所以还是自己识相点，不去了。
再说了，她们两个都没有和本瓦伦举办过正式的婚礼，看人家结婚，是很触心境的事。两个人都觉得，没事去找这种不开心干什么。还不如呆在家里。陪着大伟，和他逗乐，就如同和自己的梦想逗乐，那不比什么都强。
所以横竖她们都是有理由拒绝的。她们不去吃人家的，也从来不请人家来吃她们的。对外她们可怜兮兮地像两根被折断了的芦苇，中午休息吃饭时，人家拿出带来的饭盒打开，素鸡、带鱼、咸鸭蛋等配了碧碧绿的各式素菜你看我，我看你地互相炫耀和羡慕着。她们则脱了袖套，拍拍衣服上的灰，往隔壁或马路对面的家里去吃。如果有人问她们，回家吃什么了？她们不是说烂糊面就是说菜泡饭。千篇一律地，久了人家也不问了。
只有大伟知道，在家里红烧肉是一大块一大块地被她们夹到自己的碗里。一到周末，买回来的大排都不是烧的而是拍了面粉之后放入油里炸的。
但是，如果要说她们并不是过着完全无性的生活，也真不是。
在金宝丽和丁婉香各自的床头柜里，有着一个中等粗的小擀面杖。这个东西在上海是少见的。上海人吃馄饨的多，吃饺子的少。馄饨皮又大多都是去买的。一般很少会有人自己做。除非是那些从北方来的人家。那包起包子或饺子来，就好自己擀面。
金宝丽来自天津，这两根小擀面杖是她当初从天津搬到上海来时和金条一起放在箱子里带来的。
一根是原本是她自己在天津等本瓦伦时用的。在那三个月里，第一次和本瓦伦分开那么长时间，实在是很难耐。尤其是每逢十五满月前后，她的身体从上到下都在呼唤着本瓦伦。静静的夜里，一个人在床上左翻右翻，什么姿势都觉得睡不舒服，好像身上就缺一个本瓦伦给压着。并且还不能想这三个字，一想到他，金宝丽浑身就串火似的，很想脱光了自己去等待什么。
腿中间就更不必说了，就盼着有个什么东西可以塞进去填满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她的念头转来转去，很快便转到了擀面杖上。她到厨房从抽屉里将它拿出来握在手里，心想就用它来体验一下自己被本瓦伦充满的感觉吧。
当擀面杖的一头被自己的手握着，另一头慢慢地深入自己的身体后，她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充实这两个字。她的身体乃至于精神，在被充实的那一瞬间，顿时万分地愉悦起来。她一下一下又一下地体验着，进去，然后用包裹着它的两边肌肉的张力再将它呼地推出。擀面杖的表面在出来后，涂满了一层厚厚白浆。
天啊，那是多少天的能量积累啊，怪不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那天之后，这跟擀面杖便从抽屉里来到了她的床头柜。她用它寻找和摩擦着自己下面的每一个**点，直到它们你死我活地越缠越紧，无法分离，最后在大汗淋漓，连续尖叫和心跳加速的上气不接下气中要死要活地腿脚和身体都抽搐成一团，大量的液体流出体外，才眼冒金星地瘫软下来，继而昏睡过去。
第二天醒来，她不仅感觉精神好极了。心情也特别地愉快。她拿起那根擀面杖，上面的白色体液已经干结。她将它拿到水龙头底下冲洗，还能感觉到滑溜溜的。洗干净之后，她将它用手帕包起来，放到床头柜里。从此离不开了。
从天津到上海时，她想到了丁婉香和自己的处境一样，便特意又去买了同样的一根，放在箱子里。只是这一根，她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送给丁婉香。直到丁婉香断奶后的一天夜里，她才找到了机会。
那天丁婉香因断奶所引发的奶涨而不舒服，大伟在金宝丽的床上睡着了。金宝丽敲开丁婉香的房门，见她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脸颊绯红，情绪沮丧，就给她打来一盆热水帮她擦身。
热毛巾敷到丁婉香的上身时，引起她一阵舒服的呻吟。乳房竟自动往外渗奶。顿时减轻了丁婉香的胀痛。金宝丽看她颇为享受的样子，就叫她躺着不要动，由她来继续帮她擦拭。丁婉香饱受胀痛的折磨，身上已无丝毫力气。也就让金宝丽伺候。
在热毛巾细细而缓慢的擦拭下，奶水流出了很多，她闭着眼睛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上身擦完了，金宝丽开始脱她的睡裤，丁婉香的两条腿又白又嫩，在灯光的照射下，透着玉的光泽。金宝丽轻柔地给她擦拭着，擦到内则时，丁婉香的两条大腿自动向两边分开，金宝丽看见她大腿根处肥硕的两片间，茵出了一汪闪着光泽的白带，禁不住怦然心跳。
她握着热毛巾的手，开始在那片田地的周围轻轻地游走。丁婉香“哦”地呻吟了一声，两只手收到腹上，膝盖慢慢收拢。她有点意识到了什么似地哼了一声:“哦！我……”
金宝丽马上轻轻地“嘘！”了一声。“你放松。让我来。”
丁婉香的脑子是想过要停止的，可是她的身体却完全是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继续、继续、继续……这样的感觉久违了。一时间，她失去了时空感，仿佛本瓦伦在抚摸着她，她一边呻吟着，一边闭着眼睛想象着。
她的屁股开始一下接一下地往上微微抬起，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只听到金宝丽说了一声：“我去拿样东西。”
丁婉香以为她是去拿草纸的，没想到她拿来一根长圆型的小木棍。金宝丽说：“这个我送给你。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一根。”说着就将小木棍往丁婉香的身体想要的地方探去。
毕竟金宝丽对此已经有了经验，她握着它并不进入，而是按照自己的**点，在丁婉香的相应部位，或轻轻地掠过，或若有若无地声东击西，引得丁婉香叫声连连，很快便变得急不可耐了。她急促地喘息着伸出一只右手，抓住了金宝丽的手中的东西，往自己的身体里深入，并随之大叹了一口气。
金宝丽此时也憋不住了，她腾出手后，将自己的衣服也脱光，拿起自己的小木棍，开始和丁婉香一起动作起来。两股克制着的呻吟声你起我伏地交汇在一起，最后越来越短，越来越高地先后冲上了顶峰。再一起汗津津地倒在床上。
她们手握手，头碰头地像跑完了百米冲刺般，大口呼吸着，舒服微笑着。
此时此刻，对她们来说，本瓦伦在哪里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金宝丽说了句：“妹子，咱不要男人也行。”
丁婉香表示同意地“嗯”了一声。
她们不知道本瓦伦带着表弟阿隆Alon经过了两个月的海上航行，顺利地得以在美国的旧金山登陆。
在和当地的犹太人组织接上了关系后，便开始忙于立足之计。五年后，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公司。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天津和上海的两位律师都陆续离开中国。他寄到天津和上海的两封给律师的信全都石沉大海。寄到天津和上海铺子里的两封信则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他以为这两个女人席卷了自己的铺子后销声匿迹了。便搁下了寻找的念头。
小男孩大伟在上海的大饼油条叫卖声中渐渐长大。他的身上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油滑气。做什么都喜欢讨价还价。大妈和小妈宠得他是无法无天又同时四只眼睛盯着不让他离开半步。
两个人像看管本瓦伦的财产那样看管着大伟。毕竟她们什么都没有了，本瓦伦有朝一日要是回来的话，能交代的东西就只有大伟了。
大伟这支犹太人的血脉，在远离以色列，远离父爱的上海土地上，被两个寂寞的女人照顾得茁壮而又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