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里，五六十年前的上海，静安寺的早晨永远是于安静之中夹带着流水账般的活泛。21路电车，拖着两根长而黑的俗称辫子的杆子，贴着电线，擦着挺拔的法国梧桐树的叶子，一路从北京西路开过来，到华山路经过静安寺之后，在百乐门前减速并向右拐入愚园路。
在进入愚园路后，这些电车有一部分继续向前开往中山公园，而另有一部分则会被调度决定在愚园路上的米店这里掉头。当电车在米店前摇摇摆摆地刹车准备调头时，住在米店楼上的人们，便都能感受到脚下的木头地板也跟着在微微震动。甚至，严重的时候，比如刮风或者下雨的时节，似乎整个楼都会跟着地板的微微颠簸而摇晃起来。
伴着这种微微的震动，空气中传来电车的刹车声、售票员的报站声、以及“先下后上、往里走、往里走”的吆喝声。这种声音，从清晨5点多钟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半夜11点多。住在米店楼上的人们都已经对此熟悉到充耳不闻了。
每天清晨随着电车掉头的吱呀声，从米店旁边的两扇厚而大的木门里，便陆续走出拎着菜篮去买菜的人们。他们的臂弯里挎着竹子编成的篮子，出门后便往右向乌鲁木齐北路的乌北菜场而去。
回来时，篮子里有了绿色的菜、红色的肉以及白色的豆腐等。有的还有一分或者两分钱从刮鱼鳞的摊子上买来的以鱼头鱼尾和鱼肚肠为主的猫鱼。
在离米店一百米的地方，还有一家供应早餐的店。于是糍饭糕或者条头糕等点心，便也随着主人家的吩咐而出现在篮子里。
篮子总是被满满地提进这两扇红色却已斑驳了油漆的大木门。
门廊里是一个比车库还大的门厅，门厅的顶头，是六级木质楼梯。楼梯上去之后，是一扇横着和墙一样宽大，由里往外开启，镶着八面玻璃的木框窗。窗下钉着各式信箱。有大有小。大的像一个小橱，看得出这家是订阅杂志的。小的则像一个鸟屋。连一封信都要折叠之后才能够塞得进去。似乎这家和外界没啥往来，信箱只不过是个应景的摆设。
左转以后，便又是九级木质楼梯。然后便上到第一层。左右两边，一边一套公寓。门和门框都一律高而厚。门把手是锃亮的圆铜。门的正中央分别钉有一枚铁质的英文字母1A和2B。
然后再左转上去又是九级木质楼梯，同样是一扇横着和墙一样宽大的镶嵌着八面玻璃的木框窗。必须再左转上去九级木质楼梯，才是第二层楼面。从楼层之间的距离可以让人联想到公寓里的高度。第二层门上的英文字母则是3A和4B。木头的楼梯有多宽？宽到可以横躺下一个一米五高的人来。
在五十年代。这栋名叫犹太公寓的大楼里，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家庭，而是一半住满了知识分子，另一半住满了从淮海战役一路打进上海的转业军人。
这些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是必须半夜两点钟就爬起来去菜场买菜的。为了将配给的豆制品、肉、鸡、鱼、蛋等一次买齐，他们在篮子里还必定会放上一两块砖头。砖头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了姓，以代表一个人。到了菜场的各个摊位前，这里放一块，那里放一块。以代表着自己排队的位置。于是便有了不买账的人，指了那些砖头说：
“谁说这是你家的？你叫它一声看看？”
为了满足口腹之争，这些人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栋楼里所住的原先主人们的样子。
只有这栋楼里的每一根木梁和每一块砖石，它们知道自己当年是如何被运到一起，又如何被镶嵌成一处的。
那些被希特勒在欧洲有目的地驱赶和有系统地灭绝的犹太人，他们中的有一些有钱人在1937到1941年间，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波兰经过西伯利亚逃往亚洲。他们先是抵达日本的神户，之后又因日本拒收而来到上海。上海成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二故乡。
这些犹太人来到上海之后，先是住在南市区的犹太人隔离区内，之后在当地早年抵达上海的来自英国和俄国的犹太人社团的帮助下，又开始陆续地在上海设法做生意。其中不乏有发了大财的便开始投资房地产。
单以犹太公寓命名的大楼，在上海就至少建造了四栋。比如五原路上的自由公寓和位于苏州河畔，河南路桥北头东侧的河滨大楼。都是犹太人造的犹太公寓。
1938年10月19日上午9点30分，上海的犹太社团为了讨论如何安排好将陆续到来的犹太人，在河滨大楼里召开了会议。
在会议的在座者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约二十五六岁模样的小伙子默默地在一旁听着。他就是来往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在上海犹太商人中也颇令人刮目相看的、来自英国的犹太年轻商人Benjamin Wallenstein。
按说，这种商会高层的会议，他是无权去参加的。只因叔叔伽布利埃洛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是上海犹太商会里的重要人物，当他于1935年年底读过父亲写来的家信陷入沉思后的那个黄昏，他想起叔叔所给他的这两条线索，就决定将这两年来所赚到的钱，不寄回去，而是去上海再开拓一个点。
这就是三年后，于1938年10月19日的这天上午，他能够在上海的河滨大楼参与旁听的由来。此时此刻，他在叔叔两位好友的帮助下，已于一年多前成功地在上海的貝勒路 Rue Amiral Bayle（今黃陂南路）上开了另一个分号。他自己则一个月两个礼拜天津、两个礼拜上海地两头跑。
在上海，Benjamin发现了比天津更多的好处。首先，由于上海租界有着“国中之国”的独立于中国政府，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之独特地位，于是，它成了由外国侨民自治的一块地方实体。
也就是说，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虽然从1932年起，民国政府对在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了查验护照签证的程序，但是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由此，上海被列为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在欧洲的犹太人，像Benjamin这样，能够跑的都在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地往外跑。到上海的犹太人也源源不断，上海的犹太人商会就不得不召开会议来一起商定如何给自己的同胞们提供帮助。
Benjamin跟着两位长辈来到河滨大楼，一边听着他们商量，一边思忖着犹太人在欧洲。甚至世界所面临的局势。
由于德国希特勒纳粹的排犹，进入上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这些正围坐桌边的长老们，都是早年就来自英国的巴格达犹太富商们。他们为此成立了一个援助委员会。起名叫COMA。不仅向来到上海的同胞们提供公寓，而且还向犹太难民们每天提供5美分。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一边听着，一边他发现，犹太人到上海，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也无需保证其自己经济独立，这对于自己还留在德国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最便捷的落脚之处。
想到有一天，在德国的父母一家，也许会来，所以他考虑接下来，该尽快筹资租或者买下一套公寓，以备父母和弟妹们来了马上就有地方可住。
1941年年底，愚园路上的犹太公寓3A，搬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是欧洲人，女的是上海人。只有那些木制的楼梯，在斑驳的纹路里，依稀储存了他们上楼时颇为兴奋的步伐声。
这栋楼于1949年后，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驻。
1958年底，在临近新年元旦的前三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从四楼5A的大门里由女佣搀扶着，步履艰难地走出来，她的肚子才刚刚八个月不到，两天前开始发烧和泻肚，这天早晨突然肚子有规律地疼痛起来，感觉像是要生了。丈夫却还在外地出差。
两个女人，一个浑身无力打着哆嗦，另一个提心吊胆手忙脚乱，一路相互挨着摸着扶手下楼。这一转两转三转的五九四十五级楼梯显得长极了。她们一步一步地往下挪，等到最后六级楼梯走完，孕妇已经累得近乎瘫痪，女佣将她靠于楼梯口的扶手柱子上，让她的手臂勾住柱子，不要倒下，自己则奔出门厅到马路上去叫三轮车，孕妇的手勾着最后一级楼梯扶手上那个特大特厚的圆头，由不得两腿发软，一个哆嗦，脚下便瞬间汪开了一大滩水，棉裤的内则也都洇湿一片。
此时，女佣和三轮车师傅已来到门厅前的路沿边，看见孕妇的样子，女佣一声惊叫“羊水破啦？”女人苦着一张脸，微微点头，眼里流露出一万分的惶恐。三轮车师傅见状，赶紧一把将她往三轮车上抱，女人一坐上三轮车就开始呻吟不已。
三轮车师傅快速地往最近的常德路上的第六人民医院踩去。好在天色很早，路上行人和车子很少，三轮车一路打着铃，如驶无人之境，横冲直撞地过了将近一公里路，驶进医院的急诊部。
医生出来，只见女人的半个身子横在女佣的身上，抖着嘴唇对医生指着裤裆。医生见状将手伸往女人的裆部，摸到一个鼓鼓热热软软圆圆的东西，于是吩咐女人不要动，回头叫到：“胎儿已产出。快来帮忙！”其他护士闻讯赶上前来，抱的抱，架的架，托的托，女人的丝绵裤子，开口在左侧，但是却被医生从中间一刀剪开。一个带着血和白花花胎油的婴儿似乎是被冷空气一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是个女的。”女佣在女人的耳边说。
这个女婴就是王芍琴。
此时的犹太公寓，刚刚在苏醒之中。楼下米店的伙计来到店门前，边将口里咳出的痰“呸！”地一声吐在人行道上，边下着门板准备营业。住在5楼的擦鞋匠，在公寓的门厅内，慢慢地摆开了自己擦皮鞋的摊子。
上班的高峰，也是擦皮鞋的高峰。
这栋楼同样的门洞共有四个。每个门洞里面每层都是左右两套公寓，每层公寓内又都有后门和后楼梯。每家的后门和后门之间也都相对而通。只有顶楼的五楼上却是一条长长的走道从第一个门洞到第四个门洞贯穿直通到底。
凡是楼下有A1、B2 等门牌号的，在5楼，也必定有着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被铁号码钉着A1、B2的房间。如此类推。传说那是当时设计师给个公寓的佣人们所预备的房间。
后门楼梯下去一直到底，通向的是街的背面，一个小弄堂，顺着小弄堂的七拐八弯，人可以迅速循迹到万航渡路上。
半个世纪之后，当王芍琴飘浮在欧洲的上空回想着这一栋自己所出生的犹太公寓时，总觉得设计师貌似设计的是一栋大楼，实则设计的却是个四通八达的迷宫。
整栋公寓从外墙看，前面只是四个互不相连的门洞，实际上，里面每一层的公寓在厨房里的后门，打开后，面对的是隔墙人家的厨房的后门。如果两家的后门同时打开，则人便可以来往。一旦有啥事，人们既可以横着从一家跑到另一家，又可以竖着朝上或者朝下地逃逸，可以直旋而下地从后弄堂里出去，更可以横横竖竖，竖竖横横地在各家各层间逃逸。前后出口都各有四个门洞之多的不同选择。只要家家户户联通起来配合默契，要藏一个人或者躲避什么事是很容易办到的。
每每想到这里，就觉得犹太人连造栋楼都充满着随时可供逃循的忧患意识，不得不令她对这个民族的精明佩服万分。
一到四楼，每一层的公寓里，都是抽水马桶和有着四个老虎爪的特别深、特别宽的白色搪瓷浴缸。看得出那容量都是给西方的大块头们所准备的。
而五楼上的那些小房间，却是在一个大阳台上，共用着四五个抽水马桶和两个长长的大水槽子。水槽子上有一排水龙头。
似乎大楼的设计师在设计到这个部分时，就开始省钱了。毕竟如果这层楼的所有房间都是配套对应给楼下的各个公寓的话，价格便也都得楼下的各个公寓主人来分担了。
所以在这层楼里，浴缸是没有的。佣人们应该都是可以在自己的主人家里洗澡的。所以49年以后搬进去的那些独门独户的住五楼的中国人，就只能用木制的浴盆在各自的房间里洗澡了。
当犹太人都从上海消失后。犹太公寓5楼的这些小房间里，入住了一家家各行各业的人。比如这在第一栋门楼的门厅内擦皮鞋的老苏北。他每天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像一个电影里的特务似地守着进进出出的人和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脚，当然也更包括了马路对面在21路电车站上等候电车的那些人。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下来出摊的，也没有人知道他又是什么时候收摊上去的。总之，他住在5楼的某一间小屋内。
下面四层人家和五楼上的人家像是一天一地似地互不往来。只不过，随着年代的远去，下面人家的孩子和上面人家的孩子们因着同龄，做起了同学。于是天和地之间，借着第二代的关系，也渐渐地融合起来。
王芍琴就有几次因着外面下雨，而穿了拖鞋走上这父母根本不去的5楼，然后通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第四个门洞，才从那里下去找到住在一层的同学。然后再顺着原路返回。任外面大雨漂泊，她像在家里一样，不必到马路上去淋雨，便可以走过一溜儿二十几个门牌号码，把要办的事给办了。
这栋犹太公寓在后来的大多数人嘴里，也被叫做英国公寓。起因自然是因为它就是那帮来自英国的犹太富商们造的。
所以里面的风格完全是英国式的。就拿王芍琴出生的这套位于5A的公寓来说，里面有很大的客厅和双开的从客厅通往餐室的大门，餐厅是六角形的。有一个小小的阳台。从餐厅通往厨房的门上，则有一扇可以打开，用来传递菜肴的小窗。这扇小窗，后来被王芍琴用来演木偶剧用。
卧室朝北，通着一间小小的儿童室或者更衣室，儿童室或更衣室的门又通往浴室和厕所。整个设计如宫殿一般，门门相通。走廊又长又宽，儿童可以在里面骑小自行车。如果两套相对的公寓大门都打开的话，则一头到另一头大人可以骑自行车。
浴室的水龙头都是并排两个，一个上面刻着红色H的表示热水。另一个上面刻着蓝色C的表示冷水。只是，后来住在里面的中国人，从来没看见过从水龙头里有热水流出来过。
他们不知道这是需要有一个类似今天热水器这样的热水加热系统在家里的。似乎犹太人走的时候，将这些设备都拆除了，只留一栋四壁空空的房子。所以住在里面的中国人也就只有用冷水的份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知足的。因为，在当时的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独用的自来水和卫生设备的。那些地方的生活情景，对长在这栋公寓里的王芍琴来说，如同是另外一个世界般模糊和遥远。
所以，当她一走进德国柏林的Ovilia, 就犹如回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出生地，看啥都觉得有几分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