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写这篇讲演，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费的时间，使我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权当秘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了；就是她，为了让我节省一个仆人，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写。这个办法，我曾继续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遗忘。
这篇讲演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的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不过，不论你生来有多大才能，写作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到手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没有跟任何别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来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就做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跟他围在钢琴旁边度过了，我们从早到晚，或者毋宁说，从晚到早，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谁要在杜宾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听戏。我本来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钱跟他一起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个剧院是他爱得入迷的。最后，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青年人连结起来，使得我跟他难以分离，连那可怜的姨妈我都疏远了。所谓疏远，也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少了些，因为我对她的依恋心情，这一辈子也没有一时一刻衰减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就格外加强了我要跟戴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我本来早就有这个念头，只是她家人口众多，特别是没有钱置备家具，这就使我把这计划一直搁了下来。这次出现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够开支，主动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自置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静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温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这个绰号，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说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还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诡秘的花言巧语叫我受不了；她教给女儿一些坏招，极力叫她在我面前装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许多朋友，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相当好的母亲，因为这样做于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又为女儿掩盖过失，从中得到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小心照顾，无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爱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在这六、七年之中，尝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载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的亲密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乐趣是可以描写出来的话，它们会以其简单朴质而使人发笑的。我们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时，就阔气地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我们当着那大窗口吃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这时，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四周景物，看着过往行人，虽然在五层楼上，却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这种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饼、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写得出，谁能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妙趣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温馨啊！你们所配的作料是多么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妈妈提醒我们，真想不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它们会显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这样感觉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语所能描写出来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有过一次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该引以自责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说，克鲁卜飞尔牧师是很可爱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后来处得也同样亲密。他们两个有时也在我家吃饭。这些便餐，虽然太简单一点，却被克鲁卜飞尔的妙趣横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语腔调搞得热热闹闹的——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呢。我们的小饮宴不以口腹之乐为主，但是欢情洋溢足以补偿其不足，我们彼此相处甚得，寸步不能相离。克鲁卜飞尔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咖啡馆出来，要去那姑娘家进晚餐。我们嘲笑他。他报复得非常雅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转而嘲笑我们。那个小可怜虫似乎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还不很惯于她那一行，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极力训练她。闲谈和畅饮使我们乐而忘形。那位好克鲁卜飞尔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三人先后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她，说他所以和她呆那么久，是故意叫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碰她的话，也颇不象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