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好友就把《追赶风筝的人》介绍给我，告诉我那是一部如何了不得的小说，让我一定好好读。当时没在意，这本书搁置案头，足有大半年没受到应有的礼遇。后来，文友又接二连三介绍给我一些书，有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奈保尔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雷蒙德·卡佛》、《尤瑟纳尔文集》、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等。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好友再次猜中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猜中过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有着贼毒眼光文友介绍的书真不敢不读。
很自然，我喜欢了《追赶风筝的人》。听说布什夫人也喜欢得一塌糊涂。我用几个夜晚静静地读，慢慢地品，浠浠溜溜的擦拭鼻涕眼泪。于是对它爱得彻骨，心被一只无形的风筝抓拽，带着无可名状的忧伤在云朵间游走。
爱里面的穆斯林（因为自己也是穆斯林），爱“风筝”的寓意和意境，更爱那一组有着立体性格的人物，特别爱人格提升后的“我”。深深被兔唇的哈桑震撼着，被嗜烟好酒、关键时刻却冲得上去的父亲打动着，被哈桑的儿子索拉博难过着，被死后重生的“我”揪心着，被“我”终于找到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欣慰着。
那些残忍的美把我噎着了，整个被感恩萦绕，惹我突然想感谢很多人。首先我想感谢为我们烹制文学极品的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只可惜，人家远在美国，语言不通，也说不上话儿吧；其次我想感谢为我们端出文学极品的翻译家李继宏老师。这位大翻译家多半在中国，只是，能不能说上话，也得看造化（后来还是说上话了，这是一位了不起却谦逊低调的人）。无论对他们说什么，都会和自己真正的想法有出入，弄不好就暴露出我的酸腐、文诌与浅陋。纵有心语三千，难抵无边心岸便是我真实的尴尬。
正因为倾其所能也不能把本书的好说完全，干脆老实屏蔽多余的语言也不失一种乖巧。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说得好：《追赶风筝的人》太令人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与生活中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
精短的语言穷尽了本书的好，令我哑口无言，但还得完成《主人》杂志的约稿，要对《追赶风筝的人》说出个千把字来。于是，只能说些书以外的话了，而这些话就是对翻译家李继宏老师一个人说的了。
李老师，您很谦逊。您说对伊斯兰文化不懂，这话别人可能信，我却不大信，如果真的不懂，您就不会把握好书中人物对真主的态度。您说“真主永远只在需要它的人心里。”这话何以说得这么入木？令我感到羞愧，我总是功利地对待真主，总是在接肚阿时祈求真主赐我所求，甚至和真主做交易，我敬了您，您就得施舍我。也许我说错了，那句话该是卡勒德·胡赛尼说的，可他不借您之口说出，我，或者说无法阅读原作的读者哪里能懂呢？
您很用心力。因为虔诚？不得而知。我悄悄琢磨，翻译家其实最好偷懒，作家偷懒能被人一眼识破，而翻译家偷懒不大容易识破，即使识破又奈他若何。比方在本书第2页有这样一段话“我抬眼看看那比翼双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李继宏先生用了“忆起”、“缅怀”、“想到”和“思念”。他要是想省事，用同一个动词也能搞定，想必出版社也不会扣他半文稿酬，可见李老师也是个使笨劲儿的人，借用一位大师的话说就是，发自内心的对文学表示笨拙的敬意。跟您一比，我就笨得远远不够，今后一定继续下些笨功夫。
您很文学。这话说出来我就嚼出了自己的矫情，我知道自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对李老师妄自评说。没办法，我说过我得完成任务，不完成任务对不起杂志和朋友，想完成任务，还是得找词儿夸您，还是要说您很文学。因为您拿捏住了风筝的魂，尤其是风筝这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劳什子，您硬是绘足了形还拿准了神。也许我又说错了，原本是胡赛尼拿得准，可如果您不把美国的底片冲洗成中国人能看懂的照片，我们怎么识得那只美国抑或阿富汗的风筝呢？可惜我把英语还给老师大半了，不然的话，肯定能比较出您和胡赛尼哪位更文学。
只能打住，已经超过了许多字数。什么时候文章不被限定字数，便是另一种幸福。当然，能对我敬佩的翻译家说上这么多话，等于获得了另一种幸福。
最后我想说：李继宏老师，多牵些“风筝”给我们吧，养心养命养颜的，既能净化灵魂又能提升尊严的，我们一定照单全收。真希望您能对自己的读者说点什么，您的《译后记》说得远远不够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