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无论到哪儿二妹都喜欢撵着我，
记得那天外婆家来了位远房长辈。外婆喊外公出来“见”他的干兄弟，又让我们喊干爷。我和二妹就喊干爷。干爷说没给娃娃带东西，五毛钱买糖果吧。六十年代的五毛是值钱的，能买好多斤大米好些个鸡蛋；能买一堆打糖，半篮花生。当时还小不识眼色，外婆边倒茶边用她那好看的眼睛瞅我。没有过日子的概念，就是好吃，恨不得立即把五毛钱变成零食。五毛钱被我卷巴卷巴装到了罩衣口袋，执行干爷命令似的要去买糖果吃。二妹已经黏在我身边，告诉我梅豆角花生占打糖果都好吃。可我觉得不如拿去买花生。跨门槛儿的时候，外婆叮嘱我们当心，小娃娃买东西要当心，商贩专捡小孩子宰哩。答应着走出门，回头看看，外婆眼波跟浆糊差不多了，生生盯着我罩认口袋，用眼睛粘知了样的。下意识捂紧了口袋。
走家门，步履如风。二妹一直是我的尾巴，到哪儿都要撵着甩都甩不掉。撵得久了习惯了，没有尾巴跟着反倒觉得空落。
“买什么吃啊？”我问二妹。
“打糖。”
说到心坎儿上了。
打糖，麦芽熬制，焦黄色，凝固盘成脸盆大一块，甜度不高还黏牙。可打糖却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卖打糖的挑个担子每天行踪不定，不定时，没摊位，买打糖只能靠碰。记得谷城街上卖打糖的是个年轻男子，穿老蓝布褂子黑粗布裤子黑色千层底布鞋，瘦高个儿，背微驼，脖子往前伸，挑两盘硕大的打糖满街转。有时转到家门口，赶上外婆高兴，花上一两分钱，买下火柴盒那么大点儿敲碎了分给我们。喜欢打糖真不是因为那东西有多好吃，而是因为那年月小城没糖果。小孩子天生爱吃糖果，甚至把驱虫药宝塔糖当糖果吃。卖打糖的很有趣，听见有人喊买打糖，立即搁下挑子，故意问上一句：“谁个买打糖呢？”不等对方回应，早已掀开蒙在竹箩筐上的白纱布，烟丝黄的打糖被太阳映成一盘纯金制品，显得格外诱人。买主报上买的数量，卖打糖的应承、俯身、掂小锤，酌量着下锤，听得“咕哧”一声，一小块打糖给敲了下来。买主手是快的，趁小买卖人拿火纸包打糖果的时候，已经“顺”了坨碎屑到小孩子嘴里。对方眼梢也是管事的，佯装没看到罢了，边找钱边念叨：“有多的，两分钱给你敲了三分钱的。”买主占了便宜自然欢喜，再三表示下次还买他的。其实到底给没给够秤买卖双方都没数，更像估出来的份量。
买打糖更像买欢喜。
攥着远房干爷给的五毛钱，走了几条街都没听到卖打糖的。想想这个卖打糖的着实可恶，没钱的时候他老是在门外晃的；有钱的时候，连个人影儿都寻不着。二妹说：“姐姐，走得好累哟。不如买莓豆角吃好吧？”
二妹一句话提醒了我。不必满街跑啦。她说的莓豆角只有副食品店有，还得转回文风亭，。就在我们刚从米粮街拐到鸭子坑，你猜我们看了啥？不对，是炒花生！
“买花生吃吧，”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好啊好啊！我们都喜欢吃花生是吧？”二妹巴结地望着我，咂嘴咽口水。
鸭子坑东边蹲了几个卖炒货的。瓜子核桃板栗花生都有。见着花生一激动，伸手把钱递给了卖花生的老头儿。老头儿瞪大的眼珠骨轮轮睃着我们两姊妹，寻思俩小孩儿偷了大人的钱跑出来好吃。他将草帽取了一扔，草帽仄轮着滚到我的脚边，二妹抬脚把它挡住，捡起来送到老头儿坐的地方。老头儿看不都看一眼草帽。
“唔……五毛钱……买五毛钱的么？”老头儿说着，眼神活泛而欢快。
“嗯，五毛钱的。”我说。
“我们只有五毛钱。”二妹说。
“好好好，”老头儿咧开嘴巴笑：“多给你们秤一点儿。拿啥装呢？”
那时候是没有塑料袋的，也不会买点儿花生就送你个布袋。我和二妹相互看看，老头儿想也没想就拉住了我的护襟，就是现在小孩子吃饭时戴的兜兜，穿在罩衣外头既能保护罩衣又起装饰作用。那是件镶着荷叶边的白色护襟，老头儿让我把护襟端好，一捧花生上来，兜兜就往下一沉。第二捧下去才知道护襟兜不了多少花生。毕竟是小孩子，老实的我们嚷嚷：“哎呀好多呀装不下啦，再装就撒了。”老头儿便不再装，买卖双方都很欢喜。
开挂的感觉，过年似的。何时见过这么多炒花生？
双手端着兜兜就没法吃，二妹想吃我却舍不得给。往文风亭方向走一程，我觉得端着护襟不吃是傻子，于是让二妹把兜兜端着，我要先剥一粒尝尝。
“白房子红帐子里头坐个白胖子，”二妹讨好地问：“姐姐知道说的啥东西？”
剥开一枚花生，把上面一颗喂到嘴里嚼，嚼得沉醉，唇齿流香。二妹忍不住了，央求我给她吃一粒。我看也不看她，任她端着护襟，我自己吃。二妹还在央求。我让她再等会儿。这时候，突然有一粒味道不大对，想想下一粒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往二妹嘴里一塞，问她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得不得了！”
心软了。忠厚，不忍心欺，两手端起兜兜，朝面前的花生噜噜嘴：“抓一把，一大把慢慢儿吃。”
“一小把吗？”
“我是说一大把。”
二妹用她胖乎乎的小手抓了一小把，也就三、四粒的样子，边剥边吃还不忘喂我一粒。那大概是世界上最香的花生。
端着护襟回家。干爷跟外公在说大清时候的事儿。大清的事儿我们不爱听。外婆听到我们的声音，从厨房探出头来，朝我招手。我走过去。
“钱呢？”
“花了。”
“买花生了？”
“嗯。”
“找的钱在哪儿？”
“没找钱。”
“五毛钱都买了？”外婆紧张地瞪着我。
“对呀！”
“只这些？”外婆眼睛都直了。
“……我们还吃了一点儿。”二妹说。
“满满一兜兜哩！”我说。
外婆火了：“哪个黑良心的敢宰小娃娃！”
“没谁宰啊，我们好好的啊。”
“傻瓜啊你们！就这点儿花生，顶多值一毛钱。对我说，在哪儿买的？”
“鸭子坑。”二妹说。
外婆解下我的护襟把花生裹起来，拉着我的手说：“走，找那个二道贩子！”
外婆脚小，干着急走不快，生怕二道贩子拎篮跑了。还好，老头儿蹲在原地。
记得钱没退，相互理论了一番，然后捧了两大捧花生给我们，了事儿。
好吃挨宰的事儿成了长辈们必讲的段子之一。
五毛钱已被时光缩水得掉地上都没人捡，可它曾让我们的外婆心疼了一年又一年。想想也是罪过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