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父名叫盛逸涂，也可能是盛逸突。大姑父去世快五十年了，冷不丁儿打听大姑父的名字，我那**的大姑怎么可能不生疑。大姑不大愿意被写。从开始写小说到现在，经常碰到两种人：一种是热扑扑给你讲故事巴望你能写下来，万分乐意当你的男女主人公；一种是警惕加回避唯恐被写。名字可能不对，祈望大姑父不怪罪。
我与大姑父交道最少，不多的细节早已被岁月刮剥蚀得支离破碎东鳞西爪了。说起来我的大不起姑父与马家也就七百多天的缘分，当了我大姑两年的丈夫，爷爷两年的女婿，父亲两年的姐夫，我两年的大姑父。就算把家族男女老少关于他的所有议论汇集一块怕也凑不够一篇文章，我也一直不知道怎样下笔。如若真的能忘记大姑父那不写也罢，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执着地蜷伏心屏，任何时候跳出来都清晰如昨。大姑父就有这么顽强，盘踞在一个领地不肯离去，是亏欠还是不舍我说不清。
大姑父清瘦，高个儿，若不是胸脯微塌，可能显得更高，白皙的脸庞像从没晒过太阳，贵族的白，眉清目秀，高挺的鼻梁架一副近视眼镜，任何时候看他，眼里都蓄着温和的笑意，再要是高兴些，笑意得以挥发，一口整齐晶莹的牙就露出来了。有着白皮肤白牙齿的人总是讨巧，就算身懒不洗脸不刷牙看上去也洁洁净净，而那些皮肤白牙齿不够白的就不讨巧了，就算天天洗澡早晚刷牙仍有不讲究的嫌疑。如今爱美的女子们全都不遗余力追求一个“白”字（不包括头发）不是没缘由。开个玩笑。
一次去县人民银行，也就是大姑的单位，进门右拐，沿着高高的柜台走到顶，那里有两间寝室，毛阿姨住最顶端，隔壁是大姑寝室，跟营业室隔一道墙。那时候的小城人是不懂预约的，只要有空想上哪儿拔腿儿就去。那天我出现在大姑寝室门口的时候，看到她和大姑父正在玩游戏：大姑把一本书朝姑父身上抛，姑父笑目丁儿接住回扔给大姑。两个人笑是笑着的，可脸庞都很红，像游戏却又游戏得过头有些恼了似的。这样的场面后来还撞见过两次，每次都以大姑父把书抱在怀里结束。大姑肆无忌惮意犹未尽。大姑父谦恭陪笑的样子十分惹人心疼。当时，半晌的阳光斜泼进屋，大姑父瓷器般的白牙闪着晶莹的光芒，晃得一双童眸直眨眼睛。
大姑父只接过我一次。初夏的一天中午，幼儿园放学了，排队回家，路过现在的县府街，幼儿园老师都有特异功能似的，老远就能看见某个小朋友家长，然后走过去，告诉他们家长站在路边了。没人接的小朋友到地方就自己走。我略带紧张地四下张望，蓄着心张望，猜不到今天是来接我。长辈们总是忙，接我的人经常换，好在我也习惯了，看准自家人就一蹦三跳跟一块回家就是了。今天恐怕要自个儿回家了。就在准备出列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路边有个人朝这边挥胳膊，那人个儿高，加上手臂长，目标很突出。目光顺着挥动的胳膊往下移，这样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庞，望着我们羊肠般的队伍眼巴巴瞅，眼镜片亮亮的。是大姑父。大姑父聚足阳光，光彩照人，满含笑意站在那儿，我想，大姑父这副样子连小孩子都敢欺侮他的。要知道那时候好多长辈都习惯摆一副威严的样子吓唬我们。确定那是我的大姑父，我喊了一声大姑父朝马路对面跑过去。有没有对老师说那个人是大姑父呢？时光抹去了这个细节，只记得是跑着过马路的。
近视眼很有趣的，我都站在大姑父跟前了，可他的眼镜片还在冲队列晃。我抱住他的腿喊声大姑父他才一怔，低头看我，蹲下来，脸微微扭到一边说：“大姑让我来接你，中午到人民银行吃晌饭。”
一听我就跳起来了。人民银行食堂的饭好吃得很哪，食堂的饭菜香能弥漫几条巷子。当然，剧团的饭也很好吃，跟人民银行的饭有一比，甚至比不出哪个更好吃。喜欢吃人民银行的饭却又怕大姑训斥。大姑之于我，惧怕多于喜欢。所以我更愿意回剧团。
“我想回我妈那儿。”我说。
“大姑都说了，中午就到银行吧。”
“那我妈妈怎么知道我去哪儿呢？”
“我已经告诉你妈妈了。”
我轻轻嘟囔：“我想回戏院。”
姑父有些傻眼，找话儿逗我：“晓艳你知道吧，其实应该说‘剧院’而不是‘戏院’。”
“你好笨哪大姑父，”我在他的额头上戳了一指头：“哪个不说戏院啊？”
大姑父宽厚地笑着，笑意是从心底调上来通过眼睛散发出来的。
笑容可掬用在大姑父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
岁月残忍，持续擦拭我那为数甚少的点滴记忆。那天到底去了银行还是回了剧团着实想不起来了。但从此再没说过“戏院”而说“剧院”。教数学的大姑父生活中也喜欢咬文嚼字。我推断，那天多半还是去了银行，因为是大姑安排的，大姑父哪能不听哩。
那是大姑父唯一一次接我。留遗念似的。若干年后我的邓姑父会在下雨时带着雨伞站在湖大附中的路边等我，每每这个时候我会想起我的盛姑父。
很少见到大姑父，后来连大姑也一块不见了。还小，不会联想，其实他们共同消失的那段时间是在人生剧院出演最难演的一场戏。那是大姑父最后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带我回祖屋，大姑坐在条几前，一只胳膊扶着脑袋，拿手绢的手搁在膝头哭得浑身痉挛，断断续续含含糊糊道出一个事实。“盛轶突……你好狠的心……撇下我一个，怎么过啊……”
大姑叫着大姑父的名字，我想着大姑父的样子，耳边灌满一个声音：“不是戏院是剧院——”
母亲所在剧团经常演些苦戏，许多演员哭功扎实。恍惚间，竟期望大姑的恸哭是剧中情景。大姑父只在剧中片刻消失，只待帷幕垂，大姑大姑父仍是生活中人，继续他们扔书玩儿的游戏。
幼儿园大班孩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连听带琢磨，猜想大姑父可能不再回来。至于发生了什么去了哪里，却是无人可问的。大姑一向威严，一个威严的人哭成这样，不难想象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这件事早已超出幼年女孩儿的想象。
那些日子用哭泣表达哀伤，每每哭得双手抽筋，撮成两盏白莲。一家人乱了阵脚，恐惶恐不安悲伤不已。
能看到一个小女孩儿迷茫的样子。
大姑略微平静，反复叙述着一件事，语不成句，我听懂了一些意思。大姑说根本不知道那就是他俩的生离死别。她陪大姑父到武汉协和医院住院，那竟是姑父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光。大姑满眼惊恐，仿佛看着大姑父一个劲儿吐血（大姑说呛不说吐），开始是用手帕接，能看到梅花点点（写到这儿，乍现一句“吐一口鲜血，洇成梅花的三种形态”）再后来就不那么文雅了，红油漆喷图似的，几块手帕都接不住了。大姑父的遗言竟然是“让晓艳跟着你（过日子）。”就是说，大姑父临终想的是大姑今后的生活，怕她孤单，让我陪着。结婚两年，没能怀上孩子，有过继我给大姑当女儿的意思。也许还隐含着一层意思，不希望大姑改嫁（也许只是我狭隘的揣测）。
大姑父是火葬的。埋义体带不回来。大姑倾其所有买了当时最贵的骨灰盒。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独自捧着姑父的骨灰回谷城的。去省城时就算身边有个重病号起码那是她的一个伴。回来，陪着她的只有一只冰冷的小匣子。
按时间顺序推算，大姑应该是先回大姑父家乡盛康。盛家一定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的。就算大姑受到冷落也是情理中的。好端端一个人突然变成一把灰，谁能一下子转那么急的弯呢。大姑也有大姑的委屈：有病，给他治病，治不好就是个人的命了。她能做的已经做得可以了。也许大姑父母亲伤痛至极，拼命跟大姑争骨灰。大姑自然是不让步，能陪她的就那只盒子了。那位干奶奶伤心过度糊涂了，认定要那只盒子。大姑误解了自己的婆婆，一赌气撂下盒子走人。若干年后，大姑说，那个小匣子被大姑父的母亲埋了，埋在盛家祖屋后面。大姑父也算入土为安，只是婆媳之间从此无交接。
我眼里的大姑父，来与去都有些飘逸迷离。除了记住他的样子和“剧院”，几乎没有入心的理由。大姑父不在了，可憎的我竟连一滴泪也没有。总见大姑在哭，哭诉的话多是对姑父的不舍，哭他狠心，哭自己今后怎么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姑哭得少了说得少了，不再撮起两盏白莲弄得全家慌乱了。大姑勉强能跟我说几句话了。她说后悔跟大姑父结婚，明知他肺上有病她却直冒傻气。问她为什么要跟大姑父结婚。她说还不是心软，那个婚不结还不行。
彻底回归理智的时候，大姑平静说起二人是在同一所大学认识的，大姑父是数学系学生，大姑是历史系学生。当时同一所院校的同乡并不多，因此二人走得较近。大姑说那时的大姑父看上去总是弱弱的，时不时会干咳几声，问他怎么了，只说受凉而已。后来，大姑父告诉大姑实情，说是肺上的病，说完就哭，把大姑的心都给哭乱了。大姑是刀子嘴豆腐心，架不住大姑父的一场哭泣。
毕业后，二人如期结婚。两年的婚姻，大姑迟迟没怀孕。不知是不是跟大姑父的病有关系。那时候，小城那么逼仄，如果不能正常怀孕，招致一些闲言碎语还是轻的。当事人双方的心理压力是不小的。猜想大姑的坏脾气与此有关。大姑父的压力更是不会小的。猜想大姑父经常服软。大姑纵然蛮横，但再蛮横终究是女的，心一软日子无风无烟地过下去。直到大姑父离世，二人的婚姻世界彻底坍塌。
大姑不再密集地念叨你大姑父了。偶尔提起也只是说出她的悔恨：不该嫁他；要嫁就嫁身体好的；不然倒霉的还是自己。再往后也不再提大姑父的名字，代之以“狠心的东西”“病秧子”之类。
无论大姑情感如何变化，对故去的大姑父使用何种言辞，都不影响大姑父留在我心里的印象：白皙的皮肤洁白的牙齿，文文弱弱，眼里永远蓄着笑意。他是唯一一位任我肆无忌惮任性而不用担心遭训斥的长辈。作为一名数学老师，不光我喜欢他，他的学生也都喜欢他。
这样一个人，浅潜我们的生活又早早地离去，连声告别也没有。我们的家族成员几乎不再提及他，密谋过似的。嘴上不提心里的印迹一定有的。大姑父是我喜欢的人，用文字记下他是我的责任。十分担心再过几十年，一位名叫盛轶突的姑父来世上走过一遭的痕迹都寻不着了。
上苍慈悯，保佑我九泉之下的大姑父安安逸逸无病无灾乐享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