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到渠成，梅朵盼望了两年多的“理由组合”，终于收获在望。让我意外的是，理由寻寻觅觅，找到了跟他同样心高气傲，却又惺惺相惜的徐刚，来写自己的“印象记”。其时，徐刚这位老友、上海老乡，已离开报纸副刊，调往一家杂志，掌管“报告文学专栏”。理由还寄来了自己所满意的几张照片，并在苦苦酝酿，为我们写一篇关于香港回归的报告文学《九七年》。我知道理由的性格和风格，对稿件极度认真，他很在意自己的名望，也很看重这个“组合”，这篇让人期待的报告文学一定能够打响。为了封面照片的制作精度，我们的美编挑出几张理由的照片后，又让我要底片。1986年7月27日理由来信：
达成：你好！底片刚取到，寄上，请保存好。明天我将去北戴河数日，稿子正在赶写，一脱手即寄上。
一个星期后，又接读徐刚信：
信早收到，迟复为歉。我急着想把理由的稿子写出来，和他长谈了半天，然后又去承德山庄，昨天刚回京，稿子已写出，今寄上，请兄斧正。
兄的中学生早恋报告文学听说是给《人民文学》的，为什么不给我呢？
徐刚是写“印象记”文字的好手，行文洒脱，文采飞扬，他先后给我们写过艾青、祖慰、陈冠柏，而“理由写生”无疑是其中最出彩的一篇。徐刚在《他在寻找灰姑娘——理由写生》中，材料信手拈来，下笔无所禁忌，文中几度提及理由的“三次婚姻”：
中国的作家我见过不少，像刘宾雁的风度，理由的英俊，实在也算难得。而且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这大概比漂亮更重要。
理由是离了两次婚，结了三次婚的一个男人，仅此一点，便足以使他成为新闻人物。在中国，离婚本来就难，更何况名人？离一次婚就得脱一层皮，更何况一而再？
过不下去了，便不过；既不想欺骗自己，更不想欺骗别人，这难道不是一种责任感吗？
他在寻找灰姑娘——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生活……
随后，徐刚说到早先在《人民日报》时，所见到的刚开始在文学上寻找“灰姑娘”的理由：
我最早读到理由的作品是《扬眉剑出鞘》。那时候，还不是眼下的作家等着编辑索稿、抢稿的光景，他是把稿件送到报社来的。我正在这家报纸编副刊，便先睹为快。其时，报告文学还刚刚在兴起，作家与诗人面对着变化太大的政治与生活，几乎都在手足失措，寻找最适合于自己的表达形式的时候，理由的这篇报告文学所起的作用，从长远来看，是形式大于内容的。
徐刚很赞赏理由的写作态度，呕心沥血、全力以赴，从不马虎和应付：“因而，你总无法将被框上了‘花边新闻’的理由，同作品中看到、想到、体验到的一个认真、严肃的理由相统一。”
当徐刚前往万寿路那一处高楼深院，到理由家取他完成的《澳门蒙太奇》手稿时，两人又长谈一次：
……他聊起了几度香港之行。他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英香港谈判”，以及真实的香港文化界的面面观，这一些，读者并不陌生。
然后，他又谈起了私生活……他似乎已真的找到了爱情的“灰姑娘”，他说，“我唯一感到幸福的是亮亮理解我，支持我！”
……
当我翘首以盼，等着理由兑现上一封信中所说的“明天我将去北戴河数日，稿子正在赶写，一脱手即寄上”，却不意收到陶斯亮的信，她便是理由所寻找到的“灰姑娘”亮亮。
那是陶斯亮1986年9月1日发出的信：
罗达成同志：您好。
虽不相熟，但经常看到您与理由的往来信件，因此，自觉对您并不陌生。
一般来说，理由对稿约是认真的。但是从8月初起，他即开始生病，发烧持续不退，时至今日，仍病怏怏的，坐在桌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这次病得这样长，原因除了病情较重（气管炎转肺炎）外，也与我此段时间不在家，缺乏及时的治疗与护理有关。
我陪我妈妈去东北地区转了一圈，回来后见他满脸病容，身体虚弱，因不能如期完稿而心烦意乱。我暗暗为他焦急，同时也为你们着急。我虽不是文学界的人，但对编辑人员的甘苦尚略知一二，因此，主动代笔，向你们说明理由的情况。请你们赶快做出应急处理。至于他，待病愈后，我想会加倍偿还的。
真是抱歉，替他！请你们能予以谅解。希望有一天，您能成为我们小家的贵客。
陶斯亮的信写得很得体，很友好，没有那种让人不快的高干子女腔。我跟她不熟，之前知道她，是1978年12月，陶斯亮在父亲陶铸冤案即将平反之际，曾经写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封信流露出了非常浓厚的感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和理由结合后，也只是偶尔接听过我的电话，我不知道她看过我和理由的往来信件。
我理解陶斯亮护夫心切，但我的回复除对她致谢和问候理由，表示下次赴京一定去拜访他们的“小家”，并未松口答允对稿件做“应急处理”。我并不打算放过理由。我们10月号的杂志封面已经开印，徐刚写的“印象记”也已到位，怎么能缺少作为主打部分的理由的报告文学？而且，陶斯亮信中“主动代笔”四个字，让我估摸到，十有八九她是未经理由同意就私下写了这封信。我相信，素来将作品视为生命，写作极其认真、严肃的理由，不太可能轻言放弃，他对朋友的许诺向来一言九鼎。在这一点上，我大概比亮亮更了解理由！
果不其然，理由在9月12日——作为随团记者出发去汉城采访亚运会前两天，《文汇月刊》发稿截稿期前，给我寄来他写的《九七年》，附信写得极其匆促、简短，根本没有提及自己生病，也没有提及亮亮：
达成：后天将去南韩，一大堆事焦头烂额，此稿匆匆未及看一遍，请指正与校正，我猜错别字不少。劳你大驾了。
作为报告文学同行，既是编辑又是作者，我感同身受，深知理由所说的“焦头烂额”：报告文学作家写作，大抵都是起初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思路杂乱，灵感枯竭，坐卧不宁，无从下笔，而不意在某个瞬间，或是梦醒时分，一切又豁然开朗，文思如涌。但交稿期限已迫在眉睫，只能将作品匆匆寄出。许多朋友曾告诉我，每写完一篇报告文学，都疲惫不堪，乃至病倒几天——报告文学这个苦差使，太让人呕心沥血了！
理由是痛苦写作，我是痛苦期待，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九七年》是理由写关于香港回归题材的又一篇代表作，与他四个月前在《人民文学》发表的《香港心态录》相映生辉。虽则《九七年》只有一万多字，篇幅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但理由仗着笔力，写得更概括、更凝练、更深刻。理由选取的这个题材既新鲜又**，香港和内地的人都会有共同兴趣。我一连看了两遍，觉得材料非常扎实，如果不是他“三顾茅庐”，“举步维艰”地采访了香港各个阶层一百多人，不可能写出如此厚重、有分量的作品。而第三次赴港，他在那里采访了五个星期。
在《九七年》中，理由将香港人面临“回归”的种种困惑、各式心态，以及他们眼下的生存状态，未来的应对计划披露无遗。
五年间三访香港的理由，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在胸中汹涌澎湃，他在《九七年》的结尾处直抒胸臆，感慨万端：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得到广泛的赞扬与赞同，香港人管理香港的原则也被普遍地接受。在此之前，东方制度绝对排斥西方制度，西方制度也从来没有宽待过东方制度。香港正向着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过渡。尽管某些香港人在夹缝中困惑的心态并没完全消失，如同面对一个巨大的魔方，规则业已确定，奥秘不尽而知，害怕伤脑筋的人提前走掉或将要走掉，更多的人将留下来，围着它争论着、推敲着、筹划着。香港人是值得敬重的。他们还没来得及脱掉强披在身上的殖民地公民的外衣，就在迎接文明史上一场艰难的考验。
我确信，理由的这篇《九七年》一定能打响，因为它如此生动而又深刻地告诉读者，“收拢香港的人心远比收复香港的主权要难得多”。“理由就是理由，牛啊！”梅朵读完，也极为赞赏。彩色封面打样效果也很好。置身海边、双手叉腰的理由，一身清闲，花格衬衣外是宽松粗纺线衫，英俊的脸上满是笑意和春风得意。
梅朵脸上也满是笑意和得意，我们每完成一套有影响的“组合”，他都如此。但梅朵提醒说，香港问题很**，文章里有些提法是否有点过，要我发排后让把关的老编辑徐凤吾仔细看看。没奈何，在报社的大树下办刊物，好处多，效率高，但麻烦也多，不得不认真对付。我经常跟“刀斧手”徐凤吾为删稿发生争论，但我从来没有大获全胜，他有报社总编辑马达授权的“尚方宝剑”。
知道理由惜稿如命，对改动极其较真，我赶在理由出国前，跟他通了电话：“可能会有所改动，没法跟你商量了。”理由很痛快地撂下一句话：“亮亮看了算。”
1986年10月号《文汇月刊》很抢眼，理由的封面和文章，以及徐刚的“理由写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和思索，而这读者中，还包括北京中央的有关领导部门。连理由自己也没想到，他的《九七年》以及《香港心态录》等许多关于香港回归的文章，会为中央统战部所关注和赏识，并因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很快就从文坛上消失，去香港弃文从商。二十四年后，《南风窗》上一篇《理由：一个文人的逃遁》，将其间经过与缘由尽道其详。
有意思的是，当《南风窗》记者采访理由时，这位在十五年间完成了财富积累的房地产商，2004年又重新回到了作家圈。理由想跟文学重续旧情，但面对眼前这个文坛，大有“觉昨是而今非”的凄凉，“与他同一时代的老作家，在各路‘超女快男’式文学现象的夹击下，城池尽失，风光不再。怀着1980年代美好记忆回来的理由，再见这些朋友，恍如隔世”。
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回头说说理由《九七年》那篇文章的余波。理由去汉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在后来发表的《汉城信步》中写道：“我是10月1日随第二批归国运动员提前飞回北京的……随后就铺开稿纸，面对着在汉城时手边常用的地图，搜索着在那里度过的十六天的印记。”及至10月中旬，“理由组合”在《文汇月刊》出炉，本该是皆大欢喜——刊物给作家以最高礼遇和规格，图文并茂，让作家充分展现自己，刊物也同时提升、扩大了自身影响。谁料，结果并非如此，弄得彼此不很愉快。
我将新鲜出炉的10月号《文汇月刊》样本以最快速度寄给理由，让他先睹为快。我很高兴，十来天后，又要去北京跟理由见面了—— 《报告文学》杂志发来通知，说是11月初，要开两天编委会，我和理由都是他们的社外编委。几天后，估摸理由收到杂志了，我兴冲冲打去电话，他几乎没有寒暄，就气呼呼地责问道：“你们怎么这样删稿子？”我的解释，也平息不了他的怒气。
理由不依不饶，我出发去北京前几天，收读他一纸“声明”，要求“来函照登”：
《文汇月刊》编辑同志：
我与贵刊编辑已是老友，此次承蒙辟出版面发表我的有关香港的报告文学《九七年》，由于发稿时我正在香港，也由于可想像的技术或非技术原因经贵社做了数处删节，返京后得知此事我既遗憾又理解。
此外，在排版与倒版时发生的较明显的误差想贵刊也已发现，盼做必要更正。
理由 1986年10月29日
理由的这篇《九七年》有一万一千字，被我们的版面责编、“刀斧手”徐凤吾删去约五百字的“悲情”文字，这乃不得已而为之。我又一次仔细查看了被删的三处文字，虽让作者心痛，但并未伤及文章筋骨，理由所刻画的某些香港人的焦灼、失望、迷茫，已经力透纸背、展露无遗。
11月初，我如期赴京组稿，并参加《报告文学》编委会。记不清楚，是11月3号还是4号开编委会，只记得是在《人民日报》大院里，《报告文学》杂志那简陋的会议室，除了外来编委，主编田流、副主编程光锐，还有编辑部正副主任朱宝蓁、傅溪鹏，以及杂志社的编辑全都来了。原本，会议发言踊跃，氛围热烈。谁知，轮到理由时，他突然打横炮，声讨《文汇月刊》，把气氛弄僵了。大意是：他把稿子交给《文汇月刊》后，去汉城采访了，“月刊”的朋友随意删改稿子，不尊重作者……
从未遇到的突然袭击！刹那间，血往头部涌，我感到愤怒和惊愕，准备作出反击！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名家，怎么能违背事实呢？怎么能在大庭广众，翻脸不认人，对朋友对《文汇月刊》无端发难呢？理由虽然很牛，但还没有牛到可以拿我们刊物开涮。在座的刘宾雁等几位大牌作家比他牛得多，刘宾雁的《关东奇人传》原稿有九万字，被我们删到七万字，刘宾雁来信也只是说：“删得太多了，有的地方连不上，我在开头补写了七百字，务请保留。”
尽管我也属冲动型，牛气冲天，但仅仅过了几分钟，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身为编委和客人，又面对在座的一众名家和前辈，以及《报告文学》杂志社的朋友，怎么能跟理由一样“撒野”？砸了人家场子，太不给主人面子了。我强压怒气，只是在理由说完后，简单澄清道：《文汇月刊》改稿删稿，向来都征得作者同意，小样也尽量让作者过目。理由来不及看，说“亮亮看了算”，我们的改动事先征得陶斯亮同意……
是非曲直很清楚，一散会，朋友们都安慰我。晚间，一位跟我跟理由极熟的北京名家，在电话中对我剖析说：“理由现在春风得意，不光是名作家，跟陶斯亮终成眷属后，又进入另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圈子，他的自我感觉有些‘膨胀’，说话行事有时失去分寸……”
回到上海，我还是怏怏不快。早已知情的梅朵，并不跟我“同仇敌忾”，而是赞许地调侃道：“没想到，你这坏脾气这回居然没爆炸。”继而既像点评，又像为理由开脱：“没有必要撕破脸，弄得彼此难受。理由很牛，很傲，有时不讲理，但人不错，对《文汇月刊》也很有感情。让他发泄一下，过后一定会想明白！”老梅这老头，还挺向着理由呢！
我没想到，陶斯亮很快就知道了理由的“发飙”，她是听《人民文学》周明说的。周明人脉广泛，跟我们刊物、跟理由都是好朋友。理由那天“打横炮”，周明就在场，他也是《报告文学》杂志社社外编委。我回到上海没几天，就接到陶斯亮11月10日发出的信：
达成同志：听周明说，那天开会时，理由表现得太激动，使您深受委屈，为此我十分不安，特此写信慰问。
“文汇”确实是一片好心，这点理由心里比谁都明白。我看了他写给友人的信，不无愧疚地写道：我得罪了“文汇”的朋友们，他们是一番好心……理由是个极其感情用事的人，一般来说是有点可笑，但并不可怕。你们相交多年，恐怕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唉，他充其量是个二踢脚，啪啪两下也就过去了。总之，还是友谊为重，同意吗？
陶斯亮 10/11
这是陶斯亮给我的第二次意外。她上次意外来信，是让我放过病中的理由，另备稿件。虽然，我不可能听从她的意见，但我对这位通情达礼、亲切待人的嫂夫人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她让我谅解“极其感情用事”的理由，“还是友谊为重”，我当然同意。我一直很珍惜我跟理由之间的友情，并将他看成我的“文学标杆”。读了这信，还让我感到自己似乎心胸狭窄，怎么就这样放不下，耿耿于怀呢？相形之下，比起宽以待人的梅朵来，我还差得太远，只学到他的锋芒毕露、雷厉风行，却没学到他为刊物、为组稿，有时宠辱不惊，乃至忍辱负重。
我也为理由高兴，他有亮亮这样的夫人，实在是三生有幸！
意外还没有结束，九天之后，我又接读理由的致歉信：
达成：你好！听说在北京的那天会上使你很委屈，而且几天怏怏不乐，我想想又很内疚。删稿的事并不在你，而且我去汉城时由亮亮代为表态，事后让你左右为难。我就是这么个人儿，急性子，存不住话，直来直去，不久处不会了解我的性格，请多多包涵。
我仍希望能把简短的声明发出去，万一办不到，请把原稿寄我，我决不想再去扯这件事，只想在出书结集时恢复。
再次向你致意道歉，友谊长存为重。
理由 1986年11月19日
理由就是这么个直来直去，存不住话的人，有时他的傲气让人觉得“可恨”，但骨子里却很可爱、可亲。像他这样傲气的人，写信来“打招呼”实属不易，但他在感到愧疚，感到辜负我们的一片好心后，还是以友情为重，发出信件。他是个男子汉，也是个好哥们。
然而，就连在这封“打招呼”的短信里，他还“可爱”地坚持“把简短的声明发出去”。我当然不可能满足这个“坚持”，只能满足他的退而求其次：“万一办不到，请把原稿寄我，我决不想再去扯这件事，只想在出书结集时恢复。”我把原稿退给理由，还附上一封充满友情的信！让这点争议和不快过去吧，我们永远是惺惺相惜，对报告文学有着共同信念和追求的好朋友！
世事沧桑，当我翻阅着理由重返文坛后，在旅游出版社所出的《打高尔夫的理由》，既感到亲切，又想到阔别之久远，有三十年不通音讯了吧。我牵记理由，他大我五岁，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却又不急于去寻寻觅觅、重续旧情，距离是一种美，追忆往事更是一种享受。想起不久前，几经碾转，要到朱宝蓁大姐的电话号码，九十高龄，话语朗朗，但一对话，前言不搭后语，她先说我是老同学，继而又说不认识我了，我的心境瞬间破碎了。
打“高球”的理由自然是健康的，倘使我们重新相聚，议论起当下文坛之残破之贫瘠、之邪气之腐败，感叹“昨是而今非”，报告文学早已失去曾经的辉煌，不知又是何种滋味？还是让我在心中对老友遥相思念吧，尽管他有时要发点“臭脾气”。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2月号）
